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

李慎明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作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又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1981年6月22日，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中還說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我們撫今追昔，學習鄧小平上述關于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的論述，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實踐已經充分證明，當年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動機的評價完全正確。此后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與黨中央和鄧小平當年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試想，若是當年我們黨像赫魯曉夫評價斯大林一樣對待毛澤東，很難想象今日之中國，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

毛澤東生前曾幾次夸贊鄧小平懂辯證法。鄧小平科學地歷史地評價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說明他對辯證法的掌握和運用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我們只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作些淺顯分析，就能對毛澤東晚年探索中的失誤盡可能科學地歷史地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一要正確區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

筆者認為，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十分重要的內容，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對黨、軍隊、政權建設實踐的十分重要的運用，是我們黨、軍隊和政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根本體現。我國1989年政治風波的發生特別是1991年前后的蘇東劇變充分說明，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今時代更加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幾十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風云。對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結合當今國際國內實踐，不斷堅持和發展這一理論。如果不是如此，我們黨和國家就必然會遭遇重大挫折和災難。我們決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輕率否定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按照《決議》這一精神，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不應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論，必須把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區別開來。毛澤東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是由于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不符合實際的過分嚴重的估計，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與所謂修正主義路線斗爭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干部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大量本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看成是階級斗爭，嚴重混淆了敵我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和處理方法，加上無政府主義的泛濫，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的助長，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這一慘痛悲劇和教訓。我們要時刻引以為鑒。右傾錯誤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傾錯誤同樣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高度重視防止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再發生。

二要正確區分毛澤東晚年所作的重要貢獻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所犯錯誤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無疑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我們在看到毛澤東所犯嚴重錯誤的同時，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對黨和人民作出的其他重要甚至是重大的貢獻。毛澤東晚年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是兩個既有聯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但對毛澤東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進行全盤否定是不符合辯證法、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澤東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安全，頂住了帝國主義的壓力，把握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外交戰略和我國永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革”內亂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與毛澤東的決策貢獻和影響作用分不開。

三要正確區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與“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

毛澤東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論觀點、采取的各種辦法與措施，應該說都是為推進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一重大戰略所進行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在為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探索和實踐中付出的代價，是我們黨在探索和實踐中繳納的“學費”，是我們黨擁有的另一種形式的很寶貴的“財富”。那種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權力之爭”，是毛澤東“人品問題”的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在早年就說過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其原多出于‘占據的沖動’與‘意力之受拂’。”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民主人士章伯鈞曾經與其女兒章詒和有這樣一段對話，可以為毛澤東關于“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作注釋。章詒和問其父親章伯鈞：“把你劃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黨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黨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章伯鈞用一句話回答了章詒和：“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于私人的。”筆者認為，毛澤東一生中，有判斷和斗爭的失誤，但都“無私人之爭”，而是“主義之爭”。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時候。但作為一個個體來說，毛澤東的偉大讓我們世世代代崇敬；毛澤東不是神，但也絕不是普通的人，絕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偉人所能企及的。我們黨和毛澤東個人所犯的錯誤，有的是在探索和認識真理的過程中很難避免的，有的屬于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可以避免的失誤。對這些錯誤，我們一方面應引以為鑒，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應過分苛求于領袖個人。世界上從來沒有不犯錯誤的人；再說，他人難道沒有感情用事或犯錯誤的時候？為了進一步說明關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這里需要回答的還有以下四個問題：

其一，“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澤東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澤東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長期不滿，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群眾運動幫助這些干部改掉他們身上的官僚作風，“把泥菩薩燒成瓷菩薩就可以過河了”。他對劉少奇、鄧小平一開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態度，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之前他就明確說；“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當時相當多的一批高中級干部對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澤東采用各種方式辦法發動群眾，甚至提出“來一個放任自流”。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不同宗派等各種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現出來，特別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會乘此活躍起來，為所欲為，就像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那樣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惡果遠遠超出毛澤東原來的預料”。1967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曾設想：“文化大革命”“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但結果，“文化大革命”整整進行了十年，風浪一個接一個涌來，無法了結。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一方面把全國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估計得過于嚴重；另一方面，他對無政府主義泛濫帶來的惡果又嚴重估計不足。大亂并未轉化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現無法駕馭的局面，這令毛澤東處于十分無奈甚至尷尬的境地。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張耀祠回憶說:“1975年3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的會上強調指出，現在要‘安定團結’，‘要穩定’。周總理感到這是一個解放老干部問題的機會來了。這天他來看望主席，并向主席報告了有無數的老干部挨整，他們一直沒有工作等情況。主席說:‘你說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無意地把他們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但不要燒糊了，燒糊了就不好吃了。’”從中可見，毛澤東當初的良好動機與實際結果是嚴重相悖的。

其二，在評價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強調其動機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觀動機作為對歷史人物評價的主要依據。馬克思主義強調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統一。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主觀動機往往會產生相應的客觀效果。但是，有時也往往會出現效果與動機完全相悖的情況。我們常說的好心辦壞事就是指這種現象。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當然應該堅持實踐檢驗標準，同時也應兼顧歷史人物的動機。對其動機中存在的積極因素也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肯定。與此同時，不僅要把歷史人物的實踐活動放在當時歷史環境里進行考察，同時也應放到歷史和時間的長河里，放到更為廣闊的時空里加以檢驗。這樣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特別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才是真正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才能真正反映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

其三，毛澤東在晚年已經部分意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并有所糾正。盡管毛澤東在晚年始終堅持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斷反思與認識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并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國家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系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問題不能解決。”1968年10月13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上，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說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在黨的中央全會上，毛澤東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并由自己承擔主要責任，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他對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檢討，他說：“所謂的‘楊、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軍委會議成員時說，我“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明確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等等。

其四，要正確總結認識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原因。黃克誠在1980年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說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又沒經驗，實在是一件艱巨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探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也是我們全黨所必須引以為戒的教訓。”“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壯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這一生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幾十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亂子。盡管這些亂子給我們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看，他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毛主席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的錯誤。因此，我們在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于這樣關系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來源：《新華文摘》，2014-22；摘自《毛澤東研究》2014年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