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領導干部如何做好批評和自我批評

戚義明

[摘要]運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需要解決如何進行自我批評、如何正確對待別人的批評特別是有失偏頗甚至根本不正確的批評、如何正確地對別人展開批評三大問題。毛澤東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領導干部要強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的缺點，這樣方有出路。對于別人對自己的誤解、不太正確的批評甚至是惡意中傷，只要不妨礙大局，要練習忍耐，多多原諒人家，在等待和忍耐中增益其所不能。批評別人要采取積極慎重的態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和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指出，要將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解決黨內矛盾的重要方法。他強調：有無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96頁。）他還將批評和自我批評同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一起，確立為黨的三大作風。從此，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我們黨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力思想武器。

領導干部要運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思想武器，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第一，如何進行自我批評；第二，如何對待別人對自己的批評，特別是有失偏頗甚至是根本不正確的批評；第三，如何正確地對別人展開批評。我們不妨看看毛澤東是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三個問題的。

一、自我批評：“強制地省察自己”， “多想自己缺點”

毛澤東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18頁。）他提出，領導干部“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418頁。），甚至要“強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缺點”。

“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是毛澤東對作家蕭軍說的。抗日戰爭爆發后，大后方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一大批滿腔熱血的青年，紛紛投奔延安。大家從四面八方來，各有各的觀點，難免產生分歧和矛盾。當時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的蕭軍對延安的一些現象看不慣，便給毛澤東寫信辭行。1941年8月2日，毛澤東在給蕭軍的復信中，除了說明延安確實有很多不好的現象需要改正外，特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58頁。）毛澤東這里所說的“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其實就是說待人處事要忍耐，要有看待問題的正確方法。面對蕭軍的牢騷，毛澤東本可以從客觀方面講延安優點是主流、缺點是支流之類的話，但是毛澤東卻沒有這樣講，而是將側重點放在“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上，即著重強調主觀方面，強調主觀修養。毛澤東的這番話雖然是對文藝家說的，但對于領導干部運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思想武器更有教育意義。

對于領導干部來說，“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這是一種苛求嗎？如果是被動省察，將之看作外在的強迫要求，則感到很痛苦；如果主觀有這種自覺性，當作一種內在要求，則有一種通徹之后的快感。領導干部進行自我批評，往往容易流于不深刻不徹底。“心底無私天地寬”，只有“強制地省察自己”一番，從靈魂深處剖析自己，超越小我，這樣才能心態平和，才能客觀地看待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才能真正找出自己的毛病來。因此，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強制性地省察自己”不僅不是一種苛求，而且是有效進行自我批評的必修課。

對于這一點，毛澤東在 1944年 4月 9日給陳毅的信中又作了進一步的詮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27頁。）

毛澤東的這番話是針對此前饒漱石對陳毅的排擠打擊說的。 1942年 3月饒漱石接任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政委職務后，極力排擠、孤立陳毅。 1944年 3月陳毅到達延安后，有一肚子委屈要訴說，但毛澤東只讓他談三年游擊戰爭和華中抗戰經驗，不提與饒漱石的問題，并鼓勵他作自我批評。然而饒漱石反而變本加厲加以攻擊。陳毅忍不住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在4月 9日的回信中說了上述這番話。

信中“多想自己缺點”，也是從多強制地進行自我批評、自我剖析的角度說的。領導干部只有多想想自己的缺點，才能不斷提高自己。毛澤東的勸說引發陳毅的深思。他在 4月 11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今后要“變更過去及人而不由己的辦法”（《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66頁。）　。后來，他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又說：“別人的批評反對，其中事出有因，查實無據者有之，而自己過與不及兩種毛病則所在多有。那種‘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已’的自己條條做到的態度，實在要不得。”（《陳毅傳》，第 167頁。）對陳毅的這種認識，毛澤東極為高興，這從他當天復信中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沒有什么行不通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223頁。）

領導干部在進行自我批評時一定要有高度的自我反省精神，不要總是以為自己什么都盡心盡力，沒有任何缺點錯誤了。這種“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它會阻礙領導干部思想進步的上升通道。一定要多省察自己的缺點，打掉自己思想上的包袱，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改正不足。否則，要不就是找不到真正的問題，要不就是自己深覺痛苦，這樣的自我批評都達不到真正的效果，既誤己誤人，也誤黨誤事。

二、對待別人對自己不正確的批評：在“等待”與“忍耐”中“增益其所不能”

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有兩種，一種是大體正確，另一種是大體不正確甚至是根本錯誤的。對于正確的批評意見，領導干部應該聞過則喜、從善如流，否則就是自己有私心，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此點不需贅述。問題是，對于別人對自己的誤解或有失偏頗的批評，甚至是根本不正確的批評或惡意的中傷，該如何應對呢？對此，毛澤東在上述給陳毅的信中也提到過，那就是“練習忍耐”，“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

有些事情是非對錯一時扯不清楚，如果一味爭論，很可能影響團結、影響大局、影響工作；不如先將它放一放，讓時間和實踐來說明問題。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是有切身體會的。他在面對別人對自己不正確的批評時的態度就是：“忍耐”和“等待”。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經過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進軍贛南閩西的斗爭、三次反“圍剿”斗爭，毛澤東已經初步探索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但是他的一系列正確主張卻被一些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權威自居的教條主義者譏笑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狹隘經驗論”。 1931年11月，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評和指責，開始排擠他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解除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 ； 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正確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與此同時，與毛澤東親近的家人和同志也遭到株連打擊，一時間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34頁。）。

面對一連串猛烈的批評和不公正的待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的呢？他沒有氣餒，而是在“忍耐”和“等待”。

一方面，毛澤東在“忍耐”中盡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寧都會議后，他服從組織決定，回到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在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方面都卓有建樹。特別是他以很大精力領導經濟建設，為打破國民黨殘酷的經濟封鎖、保障革命戰爭的順利進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忍耐”和“等待”中不斷積蓄著新的力量。不斷積蓄新力量的重要途徑就是抓緊時間讀書。毛澤東明白，沒有理論上的一套東西，是不會從根本上說通那些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的。為了掌握理論武器，毛澤東在那段身處逆境的日子里，花了很大的氣力來讀書，特別是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書。這段“忍耐”讀書的日子不是消極的沉寂，而是孕育突破的準備、積蓄力量的“等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到陜北后進一步系統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寫出了《實踐論》、《矛盾論》，令那些曾經指責他為“狹隘經驗主義”的人刮目相看。 1935年 1月遵義會議時，一些同志還認為毛澤東打仗只靠兩本書：《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而事實上毛澤東當時還未讀過《孫子兵法》。到達陜北后，他通過各種渠道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軍事書籍，研讀《孫子兵法》，反復精讀馬克思主義軍事著作，認真研究德國人克勞塞維茨寫的《戰爭論》及日本人寫的關于外線作戰的書籍等，結合中國革命戰爭實際，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光輝著作。

領導干部對待別人不正確的批評有多種態度，有些人從此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有些人固執己見、我行我素；而有些人則在“等待”中尋找轉機，在“忍耐”中不斷積蓄力量，不斷提高完善自我，“增益其所不能”。毛澤東選擇的是第三種做法。這應該成為我們正確對待別人批評的榜樣。對自己一時錯誤的批評有什么要緊？天塌不下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于己并沒有什么損失。況且，日久見人心，如果真理在自己這邊，終究會得到人們的理解和認可。

三、對別人展開積極批評：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

黨內要開展正確的、積極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要及時澄清錯誤思想，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否則黨就會失去凝聚力和戰斗力。毛澤東一方面強調，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老好人思想和自由主義傾向，是要不得的，要增強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和原則性，運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批評要本著與人為善的原則，要起到幫助人而不是害了人的效果。這方面，毛澤東也為我們樹立了典范。他強調：必須采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1935年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紅軍中的統治地位， 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從抗戰以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這兩次會議都沒有對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

“左”傾錯誤和抗戰以來的右傾錯誤進行嚴肅批評，更沒有正本清源。真正對這些錯誤作思想上的清算，形成《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 1945年，此時離遵義會議召開已整整十年。為什么要等十年？鄧小平在 1957年 12月的一次談話中曾說：我們黨不在 1935年作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為了把全黨同志（包括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我們要等待犯錯誤的同志覺悟到自己的錯誤。如果我們在 1935年作結論，這些同志是不會接受的。

歷史事實正是這樣，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仍然堅持過去的錯誤，一些黨員干部也仍然沒有認清教條主義的危害和實質。1940年 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時，仍然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使毛澤東認識到，不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解決歷史問題就沒有思想基礎。要解決歷史問題，首先必須進行整風，統一干部的思想。

1941年 9月 10日至 10月 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會前，中央把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分析。這使廣大干部進一步加深了對教條主義危害的認識。九月會議后，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主要是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和《六大以來》。 1942年 2月后，整風運動在全黨各級干部和黨員中普遍開展。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后，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空前提高。 1943年秋冬，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對十年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王明的錯誤路線進行嚴肅批評。許多中央領導人在會上回顧黨的歷史，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的歷次錯誤根源進行系統清算，并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 1944年 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1945年 8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反復強調：對于黨在歷史上的路線錯誤應該進行嚴肅批評；同時對于犯錯誤的同志則應采取寬大方針，“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938頁。）。他指出：“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愿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毛澤東文集》第 3卷，第 360頁。）“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938頁。）

可見，在黨內批評同志要出以公心，要從大局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利害得失出發看事待人。批評一定要是善意的積極的，刀利能裁紙，但也可能會傷了人。批評既不能無情打擊，也不能圖一時痛快；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耐心地說服，耐心地等待。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增強黨的活力、發展黨的團結的目的。

總之，從毛澤東的上述經歷和做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正確的、積極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確實是我們共產黨人防身治病的有效武器。黨的十八大后，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現在，集中教育活動已經結束，但作風建設仍然在路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思想武器更是須臾不可丟。只要我們本著對自己、對同志、對黨高度負責的精神，大膽使用，經常使用，使之越用越靈、越用越有效，我們黨的事業一定會越來越發達。

〔戚義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