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確立鞏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四次政治局會議

李宇博

一、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常委，并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同時取消三人團，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該《決議》首先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其基本上是錯誤的，并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其次， 《決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犯了原則錯誤。最后，《決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會議賦予周恩來在軍事方面擁有最高決策權，但在軍事方針和作戰戰略上選擇了毛澤東的方案，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之后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并寫進了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遵義會議的地位從此有了歷史定論。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二、扎西會議

根據遵義會議決定，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兵分三路，離開遵義向北轉移。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渡江作戰計劃》，準備在四川滬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但北上的紅軍部隊到達赤水河以東地區，在28 日的土城戰斗中失利。由于毛澤東的提議，經過緊急會議決定撤出戰斗，紅軍第一次渡過赤水河，西向云南扎西附近集中。至此，實踐證明遵義會議確定的紅軍北渡長江計劃受挫。

1935年2月3日到2月6日，紅軍先后到達云南扎西地區（人稱“雞鳴三省”地區）。2 月5 日到9 日于威信縣境內3 個不同地點接連舉行政治局會議，統稱扎西會議（又稱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留下來的文件和記錄很少，內容大致有四項。其中兩項是遵義會議提出而未完成的工作：一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工作，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中央總書記；二是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三項內容是根據敵情變化，改變了遵義會議關于渡江入川的戰略計劃，決定回兵遵義地區，以川滇黔邊境作為新的發展地區；第四項內容是決定對部隊進行精簡縮編，并對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的戰略方針和湘鄂川黔蘇區的工作進行了首次研究部署。

扎西會議最大的變動在于博古交出了中央總書記的權力。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一個月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他（指博古） 才同意將他的職位讓給洛甫，自己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周恩來1972 年6 月10 日在《黨的歷史教訓》的講話中也有類似的敘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為當時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但由于張聞天主要負責的是黨政工作，而實戰經驗豐富的毛澤東自然就成為輔佐他的軍事指揮了，因此張聞天的任職“保證了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來源：《黨史文匯》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