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全國財經會議 毛澤東“搬兵”指示探疑

戴茂林 魏子楊

1953年的全國財經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所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黨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迄今為止，幾乎所有論述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文章或書籍，都要提到一起被認為是左右了全國財經會議進程的“搬兵”問題：在這次會議上，由于“高崗利用中央對財經工作的批評，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上綱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其矛頭暗指劉少奇、周恩來。在高崗的干擾下，會議批薄的調門居高不下，直到8月初，會議仍很難作出結論。為此，毛澤東建議周恩來‘搬兵’，請在外地的陳云、鄧小平兩位副總理回京參加會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90頁。此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云傳》等著作也持此說�！�

這段論述中提到的兩點史實是需要特別強調的：第一，毛澤東建議“搬兵”的時間是8月初，背景是“在高崗的干擾下，會議批薄的調門居高不下，會議仍很難作出結論”。第二，毛澤東是向周恩來建議“搬兵”的，“搬兵”對象是在外地的陳云、鄧小平兩位副總理。

這個“搬兵”問題在很多黨史、國史的著述中頻繁出現，至今未見異議，似乎已成人們熟知的常識定論。但科學研究的經驗告訴我們，熟知的未必都是準確的，史學論述中的常識也需要客觀史實的檢驗。目前的史料可以證明，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期間的“搬兵”問題存在諸多疑點，值得重新審視，并進行進一步研究。

一、從鄧小平、陳云的有關與會細節看“搬兵”的疑點

關于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問題的最早說法源于與此事有重要關聯的薄一波。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的薄一波提及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上“批薄的調子居高不下”時寫道：“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確實是很難作結論的。他是會議主持者，話說輕了，會上已是那種氣氛，不大好通過，且有開脫、庇護之嫌；話說重了，就會為高、饒利用。最后還是毛主席出了個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云、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薄颈∫徊ǎ骸度舾芍卮鬀Q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43頁�！亢髞�，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也撰文指出：“毛主席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交代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里休息的陳云、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90頁�！�

由于薄一波和楊尚昆都是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重要知情者，所以，他們關于“搬兵”問題的回憶公開發表后，立刻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幾乎所有論及全國財經會議的著述都要引用他們的回憶作為論據。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陳云傳》在講到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時就這樣寫道：“最后還是毛主席出了個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云、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882頁�！侩m然這段話并沒有標明出處，但與前述薄一波關于此事的回憶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區別僅在無關緊要的兩個小標點上。

薄一波和楊尚昆的回憶對于研究此事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他們在事件發生30多年后的回憶也難說完全確切。僅從薄一波和楊尚昆兩人回憶的內容來看，彼此之間的說法就有矛盾之處。按照薄一波的說法，毛澤東是跟周恩來說的去“搬兵”；但按照楊尚昆的說法，毛澤東是親自“交代我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那么，毛澤東的“搬兵”指示究竟是跟誰說的？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說這兩人回憶中的矛盾之處還只是記憶中的誤差，那么下面的幾個問題，可以看出“搬兵”問題還存在內容上乃至邏輯上的矛盾。

第一，陳云早在7月23日就由北戴河返回北京，24日就參加了會議，而不是8月初發生“搬兵”問題后才參加會議的。

據《陳云年譜》記載，陳云是6月27日離開杭州，6月29日到達北戴河休養，7月23日返回北京的。24日，陳云就出席了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25日上午，陳云又去毛澤東的住所談話。28日晚，陳云和周恩來一道與薄一波談話。29日和30日，陳云又先后兩次參加了周恩來、朱德同高崗、李富春等人的談話。在了解了各方情況的基礎之上，陳云于8月6日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言。【《陳云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頁�！慷�且，據張明遠回憶，高崗在會議期間還專門去北戴河看望陳云，希望他能回來在會上發言：“7月20日左右，休會三天，高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陳云，向陳云談了會議的情況，希望他能發言。陳云表示，中財委的問題，不全是薄一波的責任，他也有責任。”【張明遠：《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382頁�！�

第二，陳云和鄧小平的發言并不是在高崗8月7日“批薄射劉”發言之后，而是在此前的8月6日。

高崗在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共有兩次發言。第一次是在會議召開后的第三周，也就是6月29日至7月4日之間，內容是作《關于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對此，薄一波也有明確的記述：“會議的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崗作《關于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贝藭r會議如薄一波所言，“討論比較正�！薄颈∫徊ǎ骸度舾芍卮鬀Q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39頁。】，高崗自然也不能在發言中“批薄射劉”。第二次發言是在8月7日�！皶�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八月七日，高崗作了一個發言。他的發言很特別，沒有像有的發言者那樣聲色俱厲，卻別有用心地把劉少奇說過的一些話、發表過的一些意見，都安到薄一波頭上加以批評。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時的一些話，一九四九年天津講話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關于對待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一年關于對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的觀點。很明顯，這是借批評薄一波而影射攻擊劉少奇。高崗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圖謀在財經會議上已經露頭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頁�！�

如前所述，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是8月6日，而鄧小平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同樣也是在8月6日。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鄧小平年譜》記載，鄧小平是在7月17日離開北京前往北戴河修養，8月3日返回北京參加全國財經會議，8月6日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發表的講話【《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126頁。】�？梢姡�陳云和鄧小平的發言都在高崗“批薄射劉”發言之后。

二、從會議的方向看“搬兵”的疑點

按照薄一波、楊尚昆在回憶中的說法，“搬兵”問題的前提是高崗“批薄射劉”的行為干擾了全國財經會議的正常進行，致使會議“偏離了方向”。這個偏離了的“方向”，即是“批薄的調子居高不下”。然而，縱觀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起因、經過與結果，就會發現：會議上“居高不下”的“批薄”并不是高崗主導的，而和毛澤東關系密切。歷時兩個月的財經會議，從籌備到召開乃至整個會議的進程，都是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進行的。

1953年是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局之年，到上半年結束時，工業總產值和稅收都已經完成或超額完成了預定目標，蘇聯援助建設的156項工程也相繼上馬。但是，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攤子鋪得過大，財政收入卻不能有相應的增加，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赤字。鑒于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經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

這次財經會議原定于5月20日召開，籌備工作由中財委主任陳云和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負責。但在會議籌備過程中的5月6日，毛澤東親自致信這三人：“5月20日開始的財政會議，應討論些什么問題，請你們考慮一下，并在發開會通知中寫進去，使各地有所準備。似乎預算問題，增薪問題，縣區鄉財政統一問題，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問題，稅收問題，五年計劃問題，今年下半年經濟安排問題，軍費問題，均應有所討論。除由你們對每項問題準備方案外，各大區財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開一次財政會議，收集意見帶來（已開者如西南當然不要再開）。是否可行，請酌定�！薄尽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16頁。】由于毛澤東所提到的會議內容涉及面很廣，已經超出了財經委例會的范圍；所以，中央決定改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負責會議的籌備，并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的會議領導小組。

周恩來于6月9日約請高崗、鄧小平、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習仲勛、李維漢、曾山、賈拓夫、齊燕銘等開會，研究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的有關事宜。會議議定了全國財經會議的宗旨、議程和組織領導等問題，確定主要議程是討論關于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這次會議還決定：“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彭真、習仲勛、李維漢、曾山、賈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書記組成會議領導小組。大會的經常主持人是周恩來、高崗、鄧小平�！薄尽吨芏鱽砟曜V（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06頁。】會后，周恩來向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全國財經會議如何進行的請示報告》，當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就批準了這個報告。

6月1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有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各大區、省市委和財委的負責同志參加的預備會議和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指出：“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財政問題，準備解決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見的、問題比較成熟的一些問題。方針是多聽地方意見，開展批評自我批評，進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檢查，應著重思想上反對主觀主義，政治上反對分散主義，作風上反對官僚主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條條塊塊的討論，吸取大家積極性、建設性的意見，集中起來，成熟的問題寫成決定，以統一貫徹執行�！薄巨D引自《周恩來傳（1898—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985—986頁�！坎浑y看出，在周恩來看來，既然是財經會議，當然主要是為了解決財政問題。

然而，總理思考的問題卻并非完全是主席所思考的問題。統攬全局的毛澤東所思考的問題與周恩來并不一樣，他是要通過這次財經會議，來解決全黨對總路線的認識問題。1953年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的談話中明確說：“總路線的問題，沒有七八月間的財經會議，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七八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頁�！�

因此，毛澤東在會前就決定：財經會議要從討論年初引起極大爭議的“新稅制”切入。6月5日，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把有關新稅制的文件印發與會人員。這些文件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關于在執行新稅制過程中物價調整草案草率造成市場混亂的情況的電報》《北京市委關于新稅制施行的反映》《毛澤東關于新稅制問題給周恩來、陳云、薄一波的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吳波等關于新舊稅制的利弊及此次物價波動的原因的報告》。毛澤東還親自給這五份文件加了一個總題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間關于新稅制問題的幾個文件》�！尽睹珴蓶|傳（1949—1976）》（上），第251頁�！�

接著，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開幕兩天后，也就是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并尖銳地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等“右傾表現”，從而為全國財經會議定下了調子。毛澤東在講話中開篇就說：“什么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什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比缓�，毛澤東明確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 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苯又�，他就批評了脫離總路線的“左”傾右傾錯誤：“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 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 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 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棵珴蓶|還逐一批評了代表“右傾表現”的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這也等于說，劉少奇所主張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等觀點，乃至新稅制和薄一波的錯誤，都屬于右傾錯誤了。毛澤東在講話中還告誡與會的黨內高層：“要把資產階級看成是一個敵對階級,不這樣看就要犯錯誤�！庇纱丝梢姡�“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毛澤東說：“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參見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35頁。】的修正稅制錯誤及其主要負責人薄一波在財經會議上受到猛烈批判，已經是不可避免了。

這次長達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從6月13日正式開會到7月13日召開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為第一階段，從7月13日到8月13日結束為第二階段。

在會議的第一階段，由于大家事先已經了解了新稅制的有關情況，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副主任和財政部長薄一波身上。但總的看，會議第一階段的進展還是比較正常的。

但是，從7月13日開始，會議進入了一個轉折點：薄一波成為“桌面上斗爭”的目標，批評薄一波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

毛澤東雖然未出席這次中央召開的財經會議，但他對會議的進展情況極為關注。據楊尚昆回憶：“毛主席很重視這次會議，十分關心會議的進展情況。他要我從始至終出席會議，作記錄。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詳細匯報頭天會議的情況。我的記錄記得很詳細，誰講了些什么話都記下了。我匯報完后，再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補充�！薄緱钌欣ィ骸蹲窇涱I袖戰友同志》，第291頁�！� 不但楊尚昆要“每天詳細匯報頭天會議的情況”；負責這次會議的周恩來，也要“每天向毛主席匯報會議進行情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40頁�！�。

7月11日，毛澤東在聽完周恩來的匯報后，作出了重要指示。12日晚，周恩來寫信給薄一波說：“昨夜向主席匯報開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面上的斗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后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面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從思想、政策、組織和作風上說明問題，并把問題提出來，以便公開討論。此點望你在發言中加以注意�！北∫徊ǎ骸度舾芍卮鬀Q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40頁。從周恩來致薄一波的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召開領導小組擴大會，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爭”，是毛澤東的明確指示。既然周恩來在信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明確要求，薄一波也只好進行認真的檢討。在7月13日下午召開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薄一波作了第一次檢討，承認在修正稅制問題上“主觀輕率從事，因而從方針到具體做法都犯了嚴重的錯誤。在組織上也是錯誤的，分散主義的錯誤”【《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紀要》第10號，1953年7月13日�！�。

薄一波檢討后，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薄一波也成了“桌面上斗爭”的集中目標。從7月14 日到7月25日，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領導小組會議，集中地對薄一波進行批評。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檢討，但仍然過不了關，“批薄的調子”仍是居高不下，而且一直到會議結束也并沒有降下來。

三、從會議的結論看“搬兵”的疑點

歷時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最后的高潮，是8月11日周恩來做的會議結論和12日毛澤東的到會講話。從他們講話的內容中可見，這次財經會議一直到最后也沒有降下“批薄的調門”。

首先，周恩來所做的會議結論并不是克服了高崗的干擾后臨時做出的，而是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后，代表中央所做的。

毛澤東對周恩來在財經會議上所做的結論至少有兩次審改。一是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了完整表述，“這個表述出現在周恩來1953年8月11日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結論中”。二是在審議周恩來的會議結論時加寫了這樣一段文字：“這條總路線的方針政策，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墒窃S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另鬧一套不符合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薄尽督▏�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301—302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也明確指出：“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所做的會議結論，是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周恩來傳（1898—1976）》（下），第992頁。】

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結論是經毛澤東精心修改后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中共中央對此也非常重視�！吨醒�1953年10月10日批示》中說：“1953年8月11日周恩來同志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所做的結論，已經中央批準，現特發給你們。全黨縣級以上干部必須學習周恩來同志的這個結論，同時需學習1949年3月13日中央二中全會的決議和毛澤東同志1950年6月6日在黨中央三中全會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薄局袊�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第132頁。】

其次，周恩來在會議結論的講話中21次點名批評薄一波的錯誤，并明確表示他“同意高崗對薄一波的評價”。

周恩來代表中央所做的這個“全黨縣級以上干部必須學習的結論”確實很重要，內容也很豐富。他首先概括了這次會議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問題，指出：“這次會議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在大家的督促下，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稅收、商業、財政、銀行工作中在最近一個時期的某些錯誤，并集中地批評了對這些嚴重錯誤負有主要責任的薄一波同志。同時，在財政、稅收、商業、糧食、銀行等項工作的方針政策上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這樣，就將使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有可能大大地前進一步。”“這些，都是這次會議的成績。缺點是有些問題討論得不夠深刻，有些發言不盡妥當。”【《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第133頁�！�

在這篇講話中，雖然周恩來在講到薄一波的錯誤時說：“這些錯誤還未構成一個系統，所以還不應該說成是路線錯誤。”但周恩來緊接著就說：“這些錯誤如果不是在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得到不斷的糾正和地方黨委的抗議并在這次會議上進行了徹底的批判，而任其獨立地發展下去，將使這些部門的工作有完全脫離黨的路線的危險。”周恩來在整篇講話中21次點名批評薄一波的錯誤，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違反了七屆二中全會的規定”，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周恩來還明確地說同意高崗對薄一波的評價：“薄一波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崗同志的意見，就是個人與黨的關系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第139頁�！�

最后，毛澤東在講話中也強調“批評薄一波是完全必要的”。

不但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這個結論中沒有降下批薄的調子，8月12日到會的毛澤東在講話中更是反復提及薄一波的錯誤，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而且，毛澤東還明確表態說：“薄一波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薄久珴蓶|：《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3年8月12日）�！�

總之，從鄧小平和陳云的有關與會細節、會議的方向、會議的結論等方面來看，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搬兵”問題存在不少疑點。如何看待“搬兵”問題，值得我們慎重對待。雖然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期間所發生的一些史實尚需進一步的研究考證，但毛澤東在這次會議期間并沒有發現高崗是“壞人”。在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說：“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對于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薄尽睹珴蓶|文集》第6卷，第401頁�！俊�1953年秋冬”，顯然是在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之后了。

（本文作者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 沈陽 110004）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