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時期為視角考察新中國“兩個歷史時期”

梁柱

［摘要］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挫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偉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物質基礎、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

［關鍵詞］毛澤東“兩個歷史時期”辯證統一理論探索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保�1］這就科學地指明了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內在辯證統一關系。中共十八大報告正確評價了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的偉大成就，并特別指出：“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挫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偉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2］這就具體指明了兩個歷史時期的繼承和發展關系，對于我們科學認識和評價新中國建立以來60多年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物質基礎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

評價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效果的標準應該看它是不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推動了社會進步，是不是為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從這樣的標準來看，與舊中國相比，我們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成就，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總體上帶給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災難。

應當看到，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其一，“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1949年，中國鋼產量僅有15��8萬噸。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難怪當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遠在美國的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嘆：我們不能不服氣，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經濟、軍事上的嚴密封鎖。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科技禁運的項目比蘇聯、東歐國家多出500多項，中國不僅不可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連正常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其三，我們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3］正因為這樣，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出現曲折，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難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巨大困難，才能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何等可貴。

應當看到，雖然在改革開放前發生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失誤，但在經濟建設、社會進步和外交上取得的偉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一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產的限額以上的大中型項目有1198項，初步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興建了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中國的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等，大多是在這個時期打下基礎的，填補了中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拔幕�大革命”使黨和國家經歷了重大挫折，經濟建設也受到嚴重損失，但由于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特別是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力挽狂瀾的艱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三五”計劃、“四五”計劃，建成了一批大型項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增長較快，三線建設取得的成就使經濟建設在總體上也得到一定的發展。二是農田基本建設初具規模。農業技術改造的積極開展為農業生產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在糧食、棉花增長幅度較大的同時，經濟作物也取得一定的增長。這其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三是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4］四是培育了良好的社會風氣，社會進步舉世矚目。人民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滌蕩了舊社會留下的污泥濁水，倡導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在廉潔奉公、懲治貪污腐敗，反對封建迷信，計劃生育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績。這里還要指出，一個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反映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社會進步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比中國晚了整整35年。五是在外交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區別不同國家對我國的不同態度，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的外交關系，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到1976年，世界上130多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同中國建交的達到108個。中國在國際上樹立了獨立自主的形象，為我們加強社會主義建設和促進人類和平進步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由上可見，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個歷史事實是不能抹殺和否定的，如果沒有上述成就作為基礎，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難以設想的。有些人不顧事實，無限夸大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否定我們所取得的成就，這是極不嚴肅的，違背了學術研究必須尊重事實的道德原則。他們這樣做是企圖通過抹黑歷史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企圖改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在內的中國人的譴責，也遭到國外正直的學者的反對。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通過對歷史背景的分析和大量數據證明，毛澤東時期的現代化，以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特點，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毛澤東在探索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是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貴財富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不久，發生了蘇共20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這個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5］“揭了蓋子”是指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捅了婁子”是指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后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正是這種揭開蓋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深表憂慮，這引發了他對如何防止黨和國家變質的思考，力圖探索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黨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但這不能完全涵蓋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也不足以反映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面臨的全部歷史課題。有人說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中犯了“大躍進”這樣的錯誤，路走不通了，所以重提階級斗爭，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這實際上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應當如實地說，20世紀50年代以后毛澤東所致力的探索都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歷史性課題，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問題。

關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過“文化大革命”還要搞多次，同時他也認為“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應當“三七開”。所以，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他一生的兩件大事之一，這是從他致力于解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如何能夠鞏固政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歷史課題而言�！拔幕�大革命”作為解決這一歷史課題的一種嘗試，是失敗的，但作為社會主義面臨的一個歷史課題，是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的。我們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錯誤，但不能否定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歷史課題。

毛澤東提出要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是一個需要在長期的實踐中加以探索的歷史性課題。民主革命時期的第一次結合是在經歷并總結兩次勝利、兩次失敗這樣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才得以完成，黨在新時期面臨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課題也將經歷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歷史過程。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的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和如何避免黨與國家改變顏色這兩個方面的探索，都是圍繞著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歷史主題展開的。雖然他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還有缺欠，但是我們應當看到，任何杰出歷史人物的功績都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同時又帶有那個歷史時代的局限。當時，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還不長，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更短，要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和中國的基本國情獲得全面的、正確的認識需要經過艱苦的探索，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指出，“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6］正因為如此，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中，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貢獻也往往與失誤相互交織或交替出現；他提出的許多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觀點，有的還不夠成熟，有的處于萌芽狀態，有的未能付諸實施，有的沒能堅持下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做了思想和理論上的重要準備。同樣，毛澤東對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探索，雖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曾陷入誤區，但他從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丟掉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發出的警示開始，繼而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做出最早的、明確的回應，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對于鞏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在探索中所犯的錯誤，絕不是有些人所說的是“出于私心”、是所謂“權力之爭”等謬論。正如鄧小平所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保�7］這就要求我們在區別的基礎上，進行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歷史經驗表明，我們黨是在不斷總結經驗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走向成熟的。毛澤東作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及其所積累的經驗，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深遠意義。

毛澤東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1993年，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提出：在1956年，當我們黨在已經發現蘇聯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徑去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而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么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尤其是“經過了1989年到1991年從東歐到蘇聯的一系列劇烈的變化以后，恐怕再沒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澤東在中蘇關系問題上作出的決策”。［8］東歐劇變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時，另辟蹊徑的并不只是中國。以經濟體制來說，當時除了蘇聯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體制，匈牙利的計劃加市場經濟體制，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時也全都覆沒。而中國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之后，又曾經歷了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震蕩，卻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這的確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應當指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總是十分重視并善于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黨，指導歷史前進。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種表現。1956年，毛澤東在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果斷地提出要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并圍繞這一歷史性課題回答了歷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為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在另辟蹊徑的艱難事業中經得住風浪，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比較容易糾正并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堅持走自己的建設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個深刻原因。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主要表現在三個問題上：

（一）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歷史經驗是另辟蹊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范圍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沖擊。為了回擊帝國主義勢力的進攻，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于4月和12月先后發表了毛澤東主持、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和修改寫成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9］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0］。今天，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依然能站得住腳，其所表現出來的深邃思想和歷史預見性已為歲月所證明。

這兩篇文章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正確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及其歷史經驗，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只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問題。帝國主義正是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歷史實踐，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对僬摕o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10］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蘇聯的內外政策方面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危害，同時又客觀地指出，這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是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因而不應該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同志的錯誤。針對當時一些人反對所謂“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做法，文章指出：“共產主義者采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10］事實表明，只有采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錯誤及其社會主義歷史的問題。

在1956年國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中，還涉及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問題，也就是說，十月革命的道路還靈不靈？這是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歷史緊密相關的、必須給予正確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關于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蔽恼轮赋龇从呈�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經驗，“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10］上述這種區分，為我們回答十月革命道路還靈不靈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指明了應如何正確對待蘇聯的經驗。

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歷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上述兩篇文章所闡述的基本思想對于我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具有深遠的意義，對我們黨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及后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事業中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二）以蘇聯為鑒戒，初步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及時提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任務。應當指出，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鑒戒蘇聯的經驗相聯系的。正是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這個報告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具有長遠的指導作用，這不僅表現在以此為起點的探索已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開始觸及體制改革并達到一定深度，更重要的是體現出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緊緊把握探索的主題，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這關系到改革的正確方向。毛澤東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要以正確處理農、輕、重關系來確定一條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第二，要正確處理堅持獨立自主和學習外國的關系。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時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并指出要放下大國的架子，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但這種學習絕不是照搬照抄，要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堅決抵制腐朽的東西；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創造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東西；在向外國學習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發揚起來。第三，反對教條主義。中共七大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11］，至今對我們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影響呈上升態勢，他們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這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強的腐蝕力和破壞力，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三）闡明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后，黨和國家面臨著如何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即關系到國家的治理和社會走向這一根本性問題。在這一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敏銳和深刻的哲學思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深入總結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深刻揭示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并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毛澤東1957年6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文章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課題最早的探索和回答，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保�12］雖然他沒有使用“基本矛盾”這一概念，但實際上已指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種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動力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曾明確使用過“基本矛盾”這一概念，他指出：社會化生產與資本主義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現代社會就在這一切矛盾中運動，而大工業把它們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保�13］列寧在《評經濟浪漫主義》一文中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時指出：“因為危機是由現代經濟制度中另一個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引起的”。［14］這些深刻的理論觀點反映出整個人類社會都是建立在社會生產的基礎上，一切社會運動和社會面貌歸根到底都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決定的，但社會現象是極其復雜的，這些概括沒有涵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這個基本矛盾。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把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種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并認為其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他具體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里的矛盾，包括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指明這些矛盾都是受社會基本矛盾制約。毛澤東由此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15］毛澤東正是從對社會主義社會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這兩種社會基本矛盾，這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第一，指明了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動力，“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14］(p��213)第二，指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就其基本方面來說是相適應的，這就為發展社會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奠定了理論基礎；雖然存在不相適應的方面，但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加以解決，這就為通過調整和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第三，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是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樣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并強調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題，這就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20世紀50年代中期黨和毛澤東進行的一系列理論思考，對于我們另辟蹊徑、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糾正在前進中出現的失誤，從而沿著健康、正確的方向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和保證作用。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改革和創新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只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善于依據現實提出的問題進行理論思考，才能正確地指導現實，預見未來，保證正確的航向。

［參引文獻］

［1］《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2］《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3］《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

［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5］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307頁。

［8］胡喬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7日。

［9］《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10］《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1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59頁。

［14］《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來源: 《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