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對藏工作
曹志為

作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十分重視西藏問題，重視我黨的對藏工作。他從西藏的實際出發，親自提出有關解決西藏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從而推動了西藏革命和建設向前發展，使西藏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今天，我們面對已發生了巨變的西藏，重溫毛澤東在西藏問題上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

西藏地處祖國西南邊疆，自元朝起就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以后一直處于歷代中國政府的主權管轄之下，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圣領土。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在侵略我國沿海、內地的同時，也侵入了我國西藏地區。它們用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等手段，在西藏上層集團中積極培植親帝分裂主義勢力，策劃“西藏獨立”，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從此，圍繞著西藏問題，展開了一場長期的分裂與反分裂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旗幟鮮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１９４９年７月，正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之時，西藏地區部分分裂主義分子在國外反華、反共勢力的挑唆、策劃下，制造了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搞所謂“西藏獨立”。為了維護祖國統一和捍衛領土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示新華社發表了《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莊嚴宣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外。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允許任何外國的統治；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分割。這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毛澤東十分清楚，“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但是毛澤東同樣清楚，西藏地方當局以攝政大扎為首的親帝分裂主義勢力，卻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種種“獨立”、“反共”的活動，帝國主義也正在加緊策劃分裂西藏的陰謀。為了打擊親帝分裂主義勢力的瘋狂氣焰，清除帝國主義在西藏的侵略勢力，讓西藏盡早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鞏固祖國的西南邊疆，毛澤東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膽略，及時提出了解放西藏、經營西藏的戰略決策。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他在訪蘇途經滿洲里時，給中央領導和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對我非常有利，為不失時機地解放西藏，打擊帝國主義侵略擴張野心，促使西藏向內轉化，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越早越有利，否則夜長夢多。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１０日，毛澤東又從莫斯科致電中央，確定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并對進軍西藏的各項準備工作提出了具體意見。
進軍西藏，解放西藏，毛澤東決心已定。但是以何種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呢？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毛澤東決定采取類似于解放綏遠的方式，即以談判的辦法和平解放。這樣既有利于人民解放軍順利進駐西藏，又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實現西藏長治久安。為此，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多種渠道要求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進京商談和平解放事宜。但西藏親帝分裂分子對中央政府的勸告與等待置若罔聞，并調動兵力布防于金沙江沿線，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以此來關上和談的大門。面對這一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發動昌都戰役。昌都戰役的政治意義如毛澤東指出的，是以打促談，“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昌都戰役完全是促使西藏地方當局回到談判道路上的一種必要手段，但是當時的印度政府卻對此大做文章，三番五次向我國政府提交照會，說什么“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中，中國軍隊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認為是可悲嘆的”，“印度政府對此深表遺憾”，干涉中國內政。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嚴正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余地”。毛澤東的這一嚴正立場，表達了中國人民一定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實現祖國統一的堅定決心！
昌都戰役后，西藏上層集團出現了分化，愛國進步力量在增長，大扎被迫下臺，和平解放西藏的障礙被掃除。在中央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經過雙方的協商和努力，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毛澤東指出，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的事業而努力”。此后，毛澤東又多次指出：“西藏在祖國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藏如果不參加祖國的大家庭，這個家庭的事便不好辦”，并對企圖把西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離出去的種種圖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１９５８年６月，針對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妄圖通過發動叛亂把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毛澤東嚴厲警告：“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動全面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問。”１９５９年３月，這伙反動分子悍然發動了武裝叛亂。毛澤東指示，徹底平息叛亂。在廣大藏族人民和西藏上層愛國進步人士的支持下，不但叛亂被很快平息下去了，西藏的民主改革也同時展開，封建農奴制度被推翻，百萬農奴站了起來。西藏社會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即《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當天，毛澤東在豐澤園召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和西藏工委書記張國華。在談話中，毛澤東特別叮囑即將赴西藏的張國華：“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這就是著名的“慎重穩進”方針，它對我黨的對藏工作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為了貫徹慎重穩進的方針，毛澤東特別強調請示匯報制度，要求西藏工委事無大小，必須事先請示，事后匯報。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９日，中央電示西藏工委：“目前仍以擴大解放軍和工作人員的模范影響為主……切不可急躁。應該掌握全局，長期打算，從上而下，穩步前進。西藏工委的活動，以后須隨時隨事向西南局和中央作報告和請示。”“隨事”二字是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指示稿時加進去的。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毛澤東以中央的名義給西南局和西藏工委起草了一個指示，重申了請示報告制度，并對西藏工委在創辦拉薩小學問題上違反這一制度提出批評。指示中說：“嗣后關于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決，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報告，同時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向中央提出。……西藏工委凡關與藏方發生交涉事件及對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外交事件，均應每事報告請示，方能辦理。最近在拉薩創辦小學一事沒有報告和請示，是不對的。此外似乎還有一些事也未事先報告和請示。此點務請工委嚴格注意。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系一例看待。”興辦教育，從一般意義上講是一件為當地群眾著想的大好事，但由于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西藏的一些上層人士容易產生一些誤解，將其看成是漢族加強自身的影響而削弱當地廟院宗教教育的一種手段。當然，也不排除有少數別有用心者借以蠱惑人心。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又以中央的名義提醒西藏工委：“在處理人民會議的過程中，必會發生許多新情況，請你們在采取每一個具體步驟時，隨時向我們作報告，其中重要者，須得中央批準，然后執行。”就是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毛澤東還是不放心，生怕仍沒引起重視。５月１９日，在中央給西藏工委的電報稿上，他又特意加寫了一段話：“再一次指出，你們和西藏人相關的各項工作，每項均須事前報告中央，經過批準，然后執行。此點工委應向所屬各機構發一嚴格的通知，責令遵行，不得忽視。”當然，毛澤東的擔心不無道理。這年１１月，西藏工委在只報經西南局同意而未報經中央同意的情況下成立了西藏農牧部。毛澤東得知后當即給予了批評，并給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作了批示：“根據中央過去規定，我黨委和軍隊一切與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都須報請中央處理，不歸西南處理；西藏工委和軍區有些事并未遵守這一條規定。請引據規定原文給以再次指示。”
為了貫徹慎重穩進的方針，毛澤東也十分重視在執行具體政策問題上的耐心等待。毛澤東認為，由于西藏落后的封建農奴制沿襲的時間長，廣大藏民的覺醒需要時間；由于反動政府的統治加上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使得漢藏間的民族隔閡相當深，要取得藏族各階層對我黨政策的信任需要一個過程；同時西藏部分上層僧侶、貴族擔心我黨的政策會危及其既得利益，也存抵觸。因此，我們在西藏做具體工作不要急于求成，步驟要穩妥，方法要對頭，一切要根據西藏當時當地的實際，“多醞釀、多討論”，協調好了后再逐步付諸實施，“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
《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軍隊要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但考慮到西藏貴族上層人士和僧俗群眾對此不理解，甚至有害怕與恐懼的心理，毛澤東明確指示：暫不實行。１９５２年４月６日，他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說：“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后我軍確能生產自給并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同年１０月，他在接見西藏致敬團和參觀團時，再次重申：“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因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們慢點執行。協議是要執行的，但你們害怕，只好慢點執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執行，如果明年還害怕，就等后年執行。”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毛澤東在同班禪額爾德尼的談話中，又再一次談到成立軍政委員會的問題。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些“意見還不能一致，條件還不成熟，就得拖一下，這一次不能解決再來第二次。我們準備這樣做，你們也應該有這個準備。”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提出，由于現在的情況有了變化，“西藏可以不成立軍政委員會，而搞一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１９５６年４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樣，軍政委員會在西藏就一直沒有成立。
西藏要進行民主改革，這也是協議明確規定了的，但是在何時進行這種改革的問題上，毛澤東同樣非常有耐心。曾不止一次地說：西藏的改革必須征得廣大西藏人民和西藏領袖人物同意后才能逐步進行，需要慢慢來，不能性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他在同達賴的談話中，針對達賴下面的少數官員急于要改革的情況，分析說，要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漢、藏人要互相了解、信任；第二，要辦一些能辦的事，使大家覺得有好處；第三，是要官員們和寺廟負責人贊成，至少是他們的多數人贊成，這就需要多年的工作。“不要以為中央急于想改革，我們并不是這樣想的，也許在西藏的某些漢人有這個想法，就要說服他們等候，等候十年二十年。總之，條件不具備就不改革。”改革“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為了穩定西藏，中央還有意推遲川、甘、青、滇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運動。但是１９５６年４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后，受鄰近四省藏區正在積極準備進行民主改革的影響，西藏工委的許多干部產生了急于改革落后的農奴制度的急躁情緒，引起了西藏貴族上層人士的不安。針對這一情況，１９５６年９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對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從“西藏當前的工作基礎、干部條件、上層態度以及昌都地區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來看，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進而明確宣布：“西藏由于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以實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是否進行改革，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４日，中央在對西藏工委《關于今后西藏工作的決定》的批語中明確了“六年不改”的政策：“從今年起至少六年以內，甚至在更長時間以內，在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六年過后是否進行改革，到那時候依據實際情況再作決定。”但是，后來由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把中央的這種耐心等待視為軟弱可欺，在拉薩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中央這才采取了邊平叛邊改革的政策，提前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
為了貫徹慎重穩進的方針，毛澤東還特別要求在處理西藏事務時要注意商量辦事。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在和西藏國慶觀禮團、參觀團的談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不論做快做慢，都要事先商量好了再做，沒有商量好就不勉強做。商量好了，大多數人贊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去做。商量辦事，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他還說，西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發展，主要靠西藏的領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在西藏的角色只是幫助。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同班禪的談話中，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我們商量辦事的方式是多種多樣，單方面商量，合起來商量。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四次、五次。總之要各方面都覺得可以了，妥當了，再做出決定”。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提出要“共同組織一個商量辦事的機構”，“有幾方面的人參加，達賴方面，班禪方面，昌都方面和進藏人民解放軍方面的人都參加，共同商量辦事。”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在同緬甸總理吳努的談話中，毛澤東還特地將商量辦事作為中央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成功經驗之一加以介紹：“我們對西藏的辦法，可以供你們參考。我們準備在很長的時期內同西藏地方政府談，同他們商量。關于西藏的社會改革，我們不是堅持現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們商量了以后，他們說可以，我們做一點，他們說不可以，我們就暫時不做。”毛澤東不僅提倡商量辦事，而且身體力行。他在與西藏人士的談話時，始終以一種平等協商的姿態出現。在談到西藏的改革怎么搞，寺廟怎么改革等有關西藏的具體事務時，他總是說，“要靠你們下決心、拿主意”，“我只是提建議給你們，采納不采納是你們的事”。
同時，他還要求進藏工作的同志遇事要多與藏人商量，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也應坦誠相告，與藏人一起克服困難、改正錯誤。
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正是由于采取這種慎重穩進的方針，從而保證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黨在處理西藏事務上正確的方向，保證了我們的對藏工作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少犯錯誤，保證了西藏的各項工作不斷前進。

對藏工作“要抓住團結的旗幟”

毛澤東清楚，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增進各民族之間的團結至關重要。毛澤東同樣清楚，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在西藏問題上，團結尤為重要。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４日，在慶祝《十七條協議》簽訂的宴會上，毛澤東指出：“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清朝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都團結起來了，這種團結是兄弟般的團結，不是一方面壓迫另一方面。這種團結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今后，在這一團結的基礎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同班禪的談話中，毛澤東則進一步提出：“要抓住團結的旗幟”，“在團結的口號下，求得進步，搞好工作”。因此，搞好漢藏民族之間的團結和搞好藏族內部的團結，成了毛澤東處理西藏問題時刻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毛澤東認為，要搞好漢藏民族之間的團結，最根本的是要幫助西藏發展經濟，解決西藏人民的實際困難，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促進西藏繁榮，實現漢藏民族共同進步。因此，早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時，毛澤東就要求解放軍“一面進軍”、“一面修路”，“一面進軍，一面生產建設”，“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以避免因解放軍進藏給藏族人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１９５２年４月１日，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西藏工作的方針》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西藏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我們做西藏工作，惟靠兩條基本的政策，爭取群眾，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這是最基本的環節，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出入口趨于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并爭取使他們生活上有所改善。同年７月，在給達賴的信中，毛澤東又代表中央政府承諾：“一定會幫助你們，使西藏的經濟逐步繁榮，人民的生活逐漸改善。”１０月８日，他又誠懇地對西藏致敬團代表說：“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發展，從現在的二、三百萬發展到五、六百萬，然后再增至千幾百萬就好，還有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正是在“造福西藏人民”的思想指導下，我們黨和政府在西藏投入大量資金修路，并給予許多物質上的幫助和支持；進藏人民解放軍為當地藏族群眾修路、蓋房子、修水渠、背水打柴、幫助藏族人民春播秋收，無私地為藏族人民辦了數不清的實事和好事。
在幫助藏族人民發展經濟的同時，毛澤東還重視組織西藏人士來祖國內地參觀交流，以此來增進漢藏民族間的相互信任。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從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７年，有關部門就組織了１２批１０００余西藏人士到內地參觀。通過參觀，他們親身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到共產黨領導下民族間的平等友愛。
由于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為藏族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舉措，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心，進而增強了對漢民族的信任。１９５９年西藏發生叛亂時，藏族群眾看了８年，比了８年，毅然決定跟毛澤東、跟共產黨走。出乎國際輿論的意料，由于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平叛工作迅速順利地進行，從而確保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這就是毛澤東幫助發展西藏經濟文化政策結出的民族團結碩果。
在歷史上，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藏族內部鬧不團結的現象比較嚴重。如何消除隔閡與不信任，促進相互間的團結，特別是促進達賴和班禪兩大集團間的團結，就顯得尤為重要。毛澤東深知這一點，并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１９５１年，中央任命張經武為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經武離京前，毛澤東接見了他，囑咐他到西藏后要注意工作方法，統戰上層，愛國一家。而要統戰上層，實現西藏內部的團結，首先要做的是化解達賴和班禪兩大集團間的矛盾，改善他們間的關系。１９５６年２月，毛澤東同在京藏族人士談話時誠懇地說：“西藏內部要更加團結起來，看見你們團結，我很高興。……西藏有兩三個頭不好，我們尊重班禪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重要地位，整個西藏要有一個主席，那還是達賴為好。……這樣辦好，對團結有利。”明確了方針之后，毛澤東親自做達賴和班禪的團結工作。建國初，達賴和班禪都還是未成年的人，但無論是接見，還是通過信件禮物往來，毛澤東對他們都十分平和、親切和尊重。他給班禪和達賴寫過許多次信，語氣親切感人，充滿了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對國家和民族的關愛，也充滿了人情味。他曾寫信給達賴說：“我總是擔心，漢人在那里和你們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請你負起責任來，對于犯了錯誤的漢人，給他們以嚴格的教育，把他們當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為了使年輕的達賴和班禪能與時代共進，促進西藏的進步和發展，毛澤東多次以釋加牟尼為例進行啟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是代表當時的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他當時主張普渡眾生，他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就創立了佛教，為眾生免除痛苦。因此，你們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他還要求國內各民族都要尊重藏族的領袖，并身體力行。１９５５年３月８日下午３點，達賴在參加完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正準備返回西藏，毛澤東親自來到達賴下榻的御河橋來看望他。一見面，毛澤東親切地對達賴說：“你就要走了，今天我來看看你。你們走的事情都辦好了嗎？還有什么需要我幫你解決的問題嗎？”兩人無拘無束地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達賴對毛澤東的親臨關懷激動不已，他說：“主席突然到這里來，我像是在做夢。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談話，使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這些指示變成實際行動，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報告，同時也請主席給我各樣的指示。回去后有張國華等人在那里工作，我一定打開以往應付的局面，真誠的互相幫助，共同努力工作。”３月１０日，毛澤東又去看望了班禪。就是在西藏發生叛亂期間，毛澤東還設身處地地為達賴的處境著想，實事求是地指出達賴也有他的難處，認為達賴受周圍一些人的不良影響，常常處于矛盾之中，西藏三大寺也不一定都聽他的。達賴出逃時，毛澤東下令不要阻截，網開一面。達賴到印度后，毛澤東親自掌握宣傳的分寸，給達賴留有余地，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盼望達賴能以祖國和西藏民族利益為重，早日返回西藏，并保留達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直到１９６４年。為了祖國和藏族的利益，毛澤東在對待和處理達賴問題上真正做到了仁至義盡。就連達賴１９７３年９月３０日在英國機場對《印度時報》記者的談話中也表示：“我在自傳里詳論了毛澤東主席，我非常喜歡他和羨慕他。”為了直接對西藏地方官員、貴族、上層喇嘛等進行工作，毛澤東總是設法抽時間接見西藏來京的代表團、致敬團、參觀團、觀禮團等，同他們進行座談，肝膽相照，循循善誘。為了做西藏上層貴族的工作，毛澤東曾邀宋慶齡、烏蘭夫、李濟深等一起與西藏貴族座談，并以他們為例，做西藏貴族的思想工作，勸他們不要恐慌，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保證他們改革后的生活比現在好，可謂用心良苦。
幾十年來，由于我們黨制定和貫徹了一系列正確的對藏工作的方針政策，使得一個團結、進步的新西藏穩穩留在了祖國的大家庭中。我們相信，在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西藏必將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前景更美好，更加繁榮昌盛。

（來源：《黨的文獻》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