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洛川會談
牛桂云

1936年初，李克農和愛國將領張學良在洛川舉行了兩次會談。這是中共中央派出的正式代表和張學良的最早的直接接觸，具有特殊的意義。張學良實現了與中國共產黨直接聯系的愿望，從此開始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來，所取得的最早和最重要的突破。有了這兩次洛川會談，才有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談，也才有西安事變的發生。這兩次洛川會談之所以能，順利舉行并取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的正確決策、及時指導和周密安排。��

一、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是洛川會談得以舉行的政治基礎��

毛澤東和黨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后，正確地分析了陜甘蘇區所處的形勢，認為在蘇區周圍敵軍中，東北軍是最重要的力量，但這支軍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對非嫡系部隊一貫是采取排斥、打擊和吞并的消滅異己的政策。對此，東北軍的廣大官兵是很不滿意的。東北軍過去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棄守了自己的家鄉，被蔣介石利用來“剿共”，在內戰中不斷傷亡，力量不斷削弱，家鄉愈離愈遠。他們感到“剿共”沒有出路，有著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故土的強烈愿望。因此，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了積極爭取張學良及東北軍，實現西北地區抗日力量大聯合的決策。��

1935年秋，張學良初到西北時，“剿共”還是很賣力的。他以10萬之眾的兵力發動了對陜甘蘇區大規模的第三次“圍剿”。毫無疑問，這時紅軍的當務之急就是粉碎其“圍剿”，保衛和發展陜甘蘇區。毛澤東指出，當張學良不覺悟時，應該給他以打擊，促使其醒悟。��

為了粉碎敵軍的圍攻，1935年11月下旬，毛澤東親自指揮紅軍發起直羅鎮戰役，殲滅東北軍1個師又1個團，俘敵5300余人，繳槍3500余支。這使張學良清醒地認識到東北軍不能再輕舉妄動。直羅鎮戰役的勝利，不僅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把革命大本營放在大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在直羅鎮戰役期間，毛澤東和彭德懷于11月25日聯名致電聶榮臻并林彪，指示他們速放俘虜軍官數名，與東北軍第一○六師師長沈克辦交涉。第二天，毛澤東和彭德懷又電示聶、林：“對一○六師的基本方針是用積極誠懇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無論沈克有無切實回答，一軍團準備撤回。”與此同時，毛澤東親筆給在直羅鎮戰役中受到重創的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寫信，懇切地促其覺悟，并提出與第五十七軍簽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協定的具體條件，還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11月30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級以上干部大會作報告時又強調，要把爭取白軍的工作變成廣大紅軍和蘇區人民的群眾運動，要改變對俘虜軍官的政策。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蘇區軍民糾正了過去那種“左”傾關門主義的做法，積極做爭取東北軍廣大官兵的工作，尤其注重對軍官的爭取工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著名的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會后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重要報告，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最全面深刻地闡述關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綱領性文件。這次會議還專門議論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會上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

二、毛澤東的重要指示使第一次洛川會談順利進行并取得成功��

1936年2月，毛澤東和黨中央與張學良建立了直接聯系。溝通這個聯系的使者是在榆林戰役中被我軍俘虜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高是王以哲軍長的老部下，也深得張學良的賞識。他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正義感，如同廣大東北軍官兵一樣，有打回老家去的強烈要求。他被俘后，通過在紅軍中的學習和生活，特別是經過彭德懷、秦邦憲、李克農等的親切談話和教育，真誠地接受了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主動向彭德懷提出愿意到被紅軍圍困的甘泉城內，勸說守城的東北軍與紅軍合作。��

關于紅軍與東北軍甘泉守城部隊談判的問題，彭德懷及時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和請示。1936年1月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復電彭德懷，指出：“原則上可同意甘泉敵人歸還其主力，但須向其指出。要抗日須與紅軍合作，且須影響和組織其他東北軍一同抗日。”電報要求：“交涉宜努力進行，要處處表示我們誠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條件無不可以磋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彭德懷為高福源進甘泉城作了安排，并派紅軍總部秘書長兼敵工部長周桓送高入城。��

高福源進入甘泉城后，向守城營長周祖堯及守城官兵講述自己被俘后的經歷，以自己的經歷解除他們怕當俘虜的思想顧慮；宣傳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策，揭露蔣介石迫使東北軍打紅軍使其兩敗俱傷的陰謀。他再三叮嚀周祖堯：“只有與紅軍合作，才有出路。”高的勸說取得了成效。他出城后，守城的東北軍派出代表與紅軍代表談判，達成了停止敵對行動、互利互市的協議。��

高福源又主動要求去說服張學良、王以哲與紅軍合作抗日。彭德懷安排騎兵護送，高福源于1936年1月上旬回到洛川。他先到洛川見了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及參謀長趙鎮藩，向二人說明自己的來意。王以哲立即將此事密電報告了張學良。��

此時，張學良在“剿共”戰爭中迭遭失敗，損兵折將，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被紅軍殲滅兩個師、兩個團又一個營，有兩個師長、兩個師參謀長、6個團長或死或被俘。東北軍遭到這樣的慘重損失，蔣介石非但不予補充，反而撤銷其番號，削減其軍費，給予種種冷遇。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張學良跟隨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同時，他也深深感到紅軍的力量是不可小視的。這使他逐步地認識到繼續“剿共”是沒有出路的。他趁在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五全大會的機會，借口辦“私事”到上海，秘密會見與共產黨有聯系的杜重遠和李杜。杜重遠批評他過去執行不抵抗政策的錯誤，提出要他聯共抗日，實行西北大聯合的主張。李杜也勸他聯共抗日。張學良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決定主動與中共聯系合作抗日，并開始積極設法與中國共產黨聯系。當然，促使張學良思想發生這樣大變化的內在原因，是他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他從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中逐步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并一直對國民黨政府奉行的對日妥協投降政策不滿。��

在張學良急切地盼望能與共產黨取得聯系時，突然接到曾向他表示過不愿打內戰而要求抗日的王以哲的電報，立即回電讓高福源速來西安見他。高福源到西安后，與張學良和王以哲談了整整一夜，他詳細談了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和情況，并特別強調說明：“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完全是為國家民族著想，是絕對真誠的；共產黨紅軍愿意聯合東北軍一齊打回東北去，是極端可靠的。”

1月中旬，高福源由西安經洛川回甘泉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駐地。路經洛川時，王以哲對他說：1月20日，張學良要到洛川來，請紅軍派一個代表與他見面，商量共同抗日問題。高福源回到甘泉后，立即向周桓匯報了這一情況。周速將此事報告紅軍總部，彭德懷遂急電報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電文說，高福源負我們使命赴洛川，他去后見過王以哲、張學良，于本周回來，得情形如下：王以哲頗熱烈地表示愿與紅軍共同抗日，并請求與彭見面；張學良表示，我真抗日，愿以實力相助，急請我方派全權代表到洛川一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得到報告后，立即決定派代表與張學良會談，并對我方代表與張學良的第一次會談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1936年1月1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明確提出與東北軍談判的主要條件為：“全部軍隊停戰，全力抗日討蔣；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辦法；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請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采取之抗日討蔣最低限度之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立即交換密碼”。��

接著，毛澤東親自指導安排談判人選、所帶物品等具體事宜。因離談判的時間比較近，從瓦窯堡派代表來不及，毛澤東在1月15日的電報中提出：“目前亦派周桓去洛川為宜”。周桓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但他對與敵軍談判和做情報工作沒有經驗，本人和彭德懷都認為去談判不合適。所以，毛澤東于1月16日又致電彭德懷提出：去洛川的代表從前方選，要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案，由高福源、伍修權(時任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第一科科長)去洛川帶給王以哲等人。這時，恰好當時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的李克農來到甘泉附近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李長期在白區工作，做情報工作經驗非常豐富。彭德懷當即決定派李克農去洛川談判，并于當天(1月16日)電告毛澤東：“談判人選改派李克農，由他帶發電密碼本同高福源去洛川。”毛澤東同意派李克農去。��

1月16日，李克農隨高福源到達洛川。17日，李通過東北軍第六十軍的電臺報告毛澤東和彭德懷：王以哲對抗日聯軍、國防政府暗約同情，但需決定于張。毛澤東為了使談判能夠順利進行，及時指示李克農要很好地掌握談判原則，力促談判成功。1月20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轉李克農，指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方愿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并且通知對方，我們為了表示愿與東北軍共同抗日反蔣的誠意，我軍可解甘泉之圍，還可為其接濟糧食和柴草等。當日晚，李克農與張學良在友好的氣氛中會談了3個小時。李克農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向張學良說明了中共中央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建立國防政府，組織抗日聯軍等主張。張學良表示：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國防政府的頗不乏人，只要中共確有團結抗日的誠意，他愿意為此而奔走。他告訴李說：近來蔣介石托他去甘肅、南京等地公干，為期約兩周，借機也做些工作，回來后準備約彭德懷在膚施或洛川見面，可以多來幾個人。對陜、甘戰場問題，張學良提出，為應付環境，雙方各守原防，并在可能范圍內恢復通商。當天，中共中央收到了李克農的電報。

1月21日，李克農返回紅一方面軍司令部，詳細匯報了這次談判的情況。毛澤東和黨中央根據張學良的表現和紅軍當時正準備渡河東征，急需要有一個鞏固的后方根據地，決定立即加大爭取張學良及東北軍工作的力度，更進一步促進同張學良和東北軍的聯合。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再派李克農和高福源到洛川與張學良舉行第二次會談。2月3日與6日，彭德懷兩次致電王以哲，提出立即派李克農再去洛川商談。��

三、毛澤東全面指導了李克農與張學良的第二次洛川會談��

高福源在李克農與張學良首次洛川會談以后又被派往洛川，交換了紅軍和王以哲電臺通訊的呼號和密碼，不久，雙方電臺叫通。從此，毛澤東和黨中央可以直接與東北軍的高級將領互通電報。這對爭取張學良和東北軍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2月中旬，張學良由南京返回西安后，立即同意李克農到洛川來面商大計。2月19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并轉張學良，指出，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面談一切。翌日，毛澤東又讓彭德懷通知王以哲：李克農將于21日啟程，25日可到洛川。��

2月20日夜20時，東征戰役開始。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及軍委的名義發出給李克農的訓令。訓令指出：估計張學良愿意與我們繼續談判，準備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取消蘇維埃制度與暴動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策略：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如張提出取消蘇維埃，則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作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討論；如張提出取消暴動，則克農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制度、封建剝削；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2月25日，李克農到達洛川，并立即見到王以哲。王將此事電告張學良。張回電說，因為要去南京，暫時不能到洛川來，囑咐王妥為招待，并可以先與李克農談些具體問題，重大問題留待他從南京回來再定。王根據張學良的指示，對李熱情接待，并開始了具體問題的談判。��

這時，國民黨南京當局通過不同渠道派代表董健吾和張子華到陜甘蘇區來表達談判意向。毛澤東為使李克農及時了解情況和便于談判，于2月28日同彭德懷致電李克農，通報了董健吾、張子華所談國民黨各派對聯俄聯共的態度，以及我軍東征戰況。電文說：據談，蔣介石系陳果夫主張聯紅抗日，曾擴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并云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我軍連日突破黃河東岸二百里封鎖線，占領石樓等五縣廣大地區。2月28日，李克農將與王以哲初步達成的三條“口頭諒解”電告毛澤東和黨中央。2月29日，毛澤東同彭德懷復電對這個草案提出補充意見：一、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陜甘邊區及關中區)。二、富縣、甘泉、膚施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三、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四、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系。李克農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與王以哲達成口頭協議。其內容與毛澤東的指示基本相同，只是把東北軍字樣改為第六十七軍。3月4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彭德懷聯名致電秦邦憲、李維漢、林伯渠、張云逸，將我軍與王以哲軍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口頭協定情況，作了通報，并且請他們通知陜甘省委、省蘇、軍區及富縣、甘泉、延安、洛川等縣，凡屬王以哲軍，務以友軍相待，對其通過蘇區者表示誠意的歡迎和招待。��

張學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飛回西安，4日飛抵洛川。為了讓張學良了解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更進一步聯共抗日，毛澤東和彭德懷于3月3日致電李克農，讓李向張學良、王以哲轉告紅軍東征勝利進軍的戰況、我黨統戰工作的進展情況，以及國際上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有關情況，并強調說：國民黨內部正在分化中，深望張副司令、王軍長領導東北軍完全團結與我們合作到底，并確立聯俄政策。��

在張學良得知董健吾和張子華被國民黨當局派到蘇區聯系談判時，當時就認為，既然蔣介石能“通共”，我為什么就不可比與中共聯系?!現在，李克農又轉達了毛澤東和彭德懷向他通報的情況，這使張學良十分高興，聯共抗日的決心更加堅定。��

3月4日，在親切和諧的氣氛中李克農與張學良、王以哲的會談從4日下午3時開始一直談到5日凌晨4時。張學良對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深表贊成，對紅軍與六十七軍的口頭協定完全同意。但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包括蔣介石持不同看法。他認為，現在中國的實力幾乎全部掌握在蔣介石手里，同時，蔣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須聯蔣；中共主張抗日反蔣，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對于這點，李克農指出，在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續瘋狂“圍剿”紅軍的情況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能包括蔣介石；如果蔣介石放棄反共內戰政策，我們是會重新考慮的。經雙方商定：1．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權代表，最好能在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與張再作一次商談。地點定在膚施(即延安)，時間由中共決定。2．紅軍與東北軍派代表出國的路線問題，由張學良負責與新疆盛世才聯絡。3．中共方面派一色彩不濃而能負責的代表常駐西安，由張給以灰色名義掩護，以便與各方聯系，推動關于成立國防政府和組織抗日聯軍的活動。��

3月5日，李克農將4、5兩日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電告黨中央。毛澤東對會談結果非常滿意。當天，毛澤東和彭德懷復電說：“本日兩電均悉，甚慰。”電報還就會談中涉及的問題給予簡要的答復：“周、博均來前方商事，十號可畢，十七號我方負責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駐代表人選即可決定”。電文還說，駐甘泉的一營部隊換防及馬路不駐正規紅軍可同意，凡屬有利友軍而無妨大局之事，我方無不樂從。并且要李克農直接到山西石樓匯報談判情況。��

這一天，毛澤東和彭德懷還連發三電。一電致王以哲，說明我方已將口頭協定通知紅軍及地方黨政軍機關，遵照執行。希望彼方亦以相同方式通知延甘富洛等地黨政軍機關同時實行，并以見告。電文還說，此次雖系口頭協定，但雙方均出于抗日救國誠意，弟等相信必比尋常外交上之文字協定更為誠信無欺。另兩電致李克農，一是通知他我方從3月5日起執行口頭協議，并告訴他貿易局局長陳邦柱即日動身赴洛川采辦西藥、布匹等物資，到時望介紹給王以哲，請他轉介紹于六十七軍軍需處處長，對錢之光給予相當幫助與照顧。另一電是請他通報王以哲，并由王向張學良轉達，我方向南京代表提出的：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等五條建議。

李克農于3月7日離開洛川，3月16日到達晉西石樓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聽取了李克農的匯報后，認真研究了張學良的意見和要求，認為張學良聯共抗日是有誠意的，并決定派周恩來去延安與張學良會談，于是有了4月9日的延安會談。��

綜上所述，在李克農與張學良的兩次洛川會談中，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統戰思想和斗爭藝術。首先，毛澤東提出的大力爭取東北軍廣大官兵特別是爭取上層軍官的戰略決策，以及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為洛川會談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其次，在會談進行時，從選派代表到談判內容、掌握的原則、協議條件、情況通報等等，毛澤東都有一系列具體指示與安排，致使談判獲得巨大成功。再者，毛澤東親自指導迅速落實談判達成的各項協議，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使張學良、王以哲對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有了切身感受，聯共抗日的決心進一步堅定。第四，周恩來與張學良所舉行的延安會談，意義更加重大，影響也更加深遠，但它是在兩次洛川會談的基礎上舉行的。��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