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開創者和奠基者

張啟華

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毛澤東時代奠定的。概括來說，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核心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同時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續至今，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而毛澤東時代所奠定的經濟基礎，則情況較為復雜。由于毛澤東在領導經濟建設中有過嚴重失誤，一些論者認為他“不懂經濟”、“不重視經濟”，或認為他領導經濟建設取得過一些成就但沒有系統的經濟思想，或認為他有些經濟觀點正確卻又早已過時，等等。本文擬就這類問題對相關事實做一點歷史考察，希望對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起步階段為以后的發展所奠定的經濟基礎有所說明。

一、領導全國人民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

正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前十年的評價所說：“我們現在賴以進行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一）建國頭七年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一五”計劃超額完成

在考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進行的經濟建設時，有四點需要特別提及：

1.起步的基礎之低，條件之惡劣。毛澤東曾感嘆：“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1]新中國成立之初，工農業生產和財政經濟都極其困難。全國的基本狀況：一是工農業生產低下，物資極端匱乏，人民得不到起碼的生活保障；二是工農業比例中工業比重小，基礎薄弱，生產水平極低，更談不上形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三是工業布局極不合理，70％以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少數城市，內地特別是邊遠地區很少甚至根本沒有現代工業；四是交通和通訊設備極為落后，幾乎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五是財政經濟狀況混亂，財政赤字龐大，惡性通貨膨脹，市場投機勢力猖獗。總之，破敗不堪的國民經濟，嚴重影響了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看不到工農業生產低下和財政經濟極端困難的基礎，就看不出建國之初起步的艱難，也看不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成就的巨大。

2.國民經濟恢復之迅速。首先是建立國有經濟。1949—1952年，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管制、征用和收購在華外資企業，加上原革命根據地的公營經濟，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國有經濟。其次是大力整頓財政金融秩序，穩定物價，統一財經體制，使城鄉物資交流和工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三是農業的發展。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土改，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政府還采取一系列支援農業的政策，并進行大規模水利建設，對減輕災害、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業增產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從而為整個國民經濟恢復打下穩固基礎。四是工業的發展。從全國看，由于財經體制統一后宏觀經濟環境改善，促使工業經濟很快恢復發展。到1952年，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大大增加，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不僅大大超過1949年水平，而且大多數還超過解放前最高年份。五是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到1952年底，全國鐵路營運里程已接近解放前最高年份，公路通車里程超過了解放前最高水平。還有民用航空，我國剛解放時沒有航線，到1952年已有航線13123公里。六是國內外貿易有較大發展。七是城鄉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八是對工商業合理調整，同時大量精減國家機構。總之，經過三年努力，到1952年國民經濟全面恢復，達到近代中國歷史最高水平。盡管從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來說，人民生活仍相當艱苦，但新生的共和國經濟畢竟由此起步了。

3.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不可能不影響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中央決定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制定“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把確保戰爭勝利放在第一位，財政上必須適當增加軍費支出，相對減少建設項目的經費支出。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禁運，使我國無法對外開放，難以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做生意。然而，在黨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們不但取得了戰爭的勝利，而且各條戰線都取得重大成就，國民經濟依然得到全面恢復發展。

4.“一五”計劃超額完成。經過三年恢復時期的努力，國民經濟有了發展。但由于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生產力低下，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就整個國民經濟水平及社會經濟結構而言，仍相當落后。為此，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過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加上蘇聯等國支援，“一五”計劃于1956年底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超額完成各項指標，各領域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經濟建設成就輝煌

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完成后，黨中央提出今后全黨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以后又逐步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從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黨正是按照這一戰略目標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在此期間發生過許多失誤，有些甚至造成了嚴重后果，但總體看，這個時期一直沒有放松發展生產，特別是1961年至1965年進行五年國民經濟調整，使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呈現欣欣向榮景象。

這個時期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

1.工業生產成就巨大。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具規模。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工業產量成倍增加；新興工業部門迅速成長，新產品、新品種不斷涌現，特別是電子、石化、原子能、導彈等新興工業部門，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工業地理布局上，不但原有沿海工業基地得到進一步加強，而且廣大內地和邊疆各省、自治區及少數民族地區也都新建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

2.交通運輸業有相當大的發展。全國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都有了鐵路，運輸情況大大改善。大部分縣、鎮通了汽車。民航方面，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修建了一批機場，開辟了通往東南亞、歐洲和非洲的三條航線。通訊網絡延伸到農村，94％以上的鄉通了電話。

3.農業基本建設初見成效。1958年初，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在廣大農村掀起高潮，到1965年為止，建成大中型水利施工項目150多項，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洪抗旱、發展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農業技術改造工作迅速開展，初步奠定了我國農業現代技術裝備的基礎，為農業生產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

4.科技事業進展顯著，面貌有了根本改觀。10年中，我國科技工作者克服西方封鎖造成的種種困難，研究、設計和制造了一系列高水平設備，解決了許多科技難題。比如，1964年我國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同年10月，我國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1965年5月，第二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從而打破了美、蘇核壟斷，提高了我國國防能力。

5.教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學校教育的規模和質量都大為提高。新建、擴建各類高校近30所，高校在校生和畢業生人數都大大增長，各類中等學校的規模和質量也提高許多，從而大大增強了各行各業職工的文化素質。科技和管理隊伍也壯大起來。

二、提出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戰略思想

如果對這段時期的經濟工作作一番梳理，把毛澤東提出的重大經濟戰略一一列出并考察其效果，或許能對這段歷史作出一定的說明，并由此得出結論：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中有失誤，但并非全是失誤；也并非只有若干零散、片斷的觀點，全無現實價值。相反，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戰略，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鑒意義。舉幾個最主要的例子：

（一）幾次提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有人說毛澤東只抓階級斗爭，不抓經濟建設，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他曾幾次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憧憬著一旦建立新中國就著手經濟建設，建國初期這一思想得到了落實。他1950年6月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而斗爭”，1951年2月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要戰略構想，1952年9月以后多次提到要制定一條過渡時期總路線，緊接著提出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的“一化三改”總路線和總任務。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多次指出：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毛澤東再次明確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以往的革命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向自然界開戰，發展經濟，發展文化。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宣布：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今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把我國盡快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八大提出工作重心轉移的戰略決策后，毛澤東努力貫徹并使之有所發展。1957年3月17日，他在天津黨員干部會議上講：在過去，我們幾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階級斗爭工作，還不是建設工作。現在階級斗爭這件工作基本上結束。我們黨要求搞建設，要學科學，跟自然界作斗爭。19日，他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中又寫道：“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許多人還不認識，還企圖用過去的方法對待新問題。”4月30日，他在邀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時說：現在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當然，毛澤東并非認為階級斗爭已經完全結束。他認為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會是長期的；社會主義只是基本上勝利了，還沒有鞏固，最后勝利還要有一個時期。盡管如此，他仍明確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為主轉移到向自然界開戰為主，這足以說明他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心之大。此后，經歷了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重新判定階級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使得工作重心的轉移實際上未能完成。

1958年1月反右結束后，毛澤東重新提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方針。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具體提出：“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還是感到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后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后，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所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如下歷史結論：“1958年，他（指毛澤東）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1958年5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盡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反映了毛澤東和黨中央以及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這條總路線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同實現工作重心轉移的戰略方針是相適應的。但在執行總路線的過程中，由于經驗不足和對困難估計不足，違反了生產力自身的發展規律，在全國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高指標、浮夸風、“共產風”盛行，“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給經濟建設帶來意想不到的損失。

毛澤東很快認識到“大躍進”的錯誤。1962年初，在為切實做好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而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要加強對生產力方面知識的學習。“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同時，為了進一步發展經濟建設，毛澤東提出：“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干部……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

總之，毛澤東曾幾次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及時提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然，他在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一度急于求成，違反規律，片面追求高速度；在生產關系問題上一度脫離生產力水平，片面追求單一公有制；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指導下，沒有處理好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常把階級斗爭放在不恰當的突出位置。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但可貴的是，他一發現錯誤即及時努力糾正，并且始終表現出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狀態的熱切期望和發展國民經濟、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決心。

（二）提出擺脫蘇聯模式，找到適合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我們黨面臨的第一個重大課題，即擺脫蘇聯模式，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一貫反對教條主義，并在實踐中逐漸發現了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端。1956年，毛澤東面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遇到的國內外一系列重大變化，特別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帶來的風波，果斷提出擺脫蘇聯模式，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說：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同，每棵樹長得不一樣，各國也有不同情況。要講個性，沒有民族特點的道路走不通。各國黨的任務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實際結合，制定本國的路線方針政策。還說，以前沒經驗，只好模仿蘇聯，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初步實踐，又有蘇聯的經驗教訓，應該更強調從國情出發，強調創造性，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這一認識本身，具有巨大的創造性。

這條道路是什么，沒有現成答案，只有靠實踐探索。八大前后，毛澤東帶領全黨在許多領域進行探索，取得了豐富的思想成果，集中體現在毛澤東1956年4月的報告《論十大關系》和1956年9月黨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黨的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發展生產力上來，以蘇聯為鑒，探索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論十大關系》中關于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許多重要思想，實際上就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其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盡管由于時代條件的局限和實踐經驗的不足，毛澤東最終沒能從根本上完全突破蘇聯模式，也沒能成功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他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蘇聯模式并付諸實踐，是需要巨大勇氣和智慧的。

（三）提出要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關于通往工業化的道路，毛澤東反復強調建設社會主義要參考而不能照搬外國經驗，要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為此，他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出發，提出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經濟內部存在的諸多矛盾，特別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他注意到，在這個問題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處理得不夠好，都是片面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結果造成市場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一五”計劃期間，毛澤東提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但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要用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這一做法既適合我國人口多、資金不足的基本國情，也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處理好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關系。毛澤東的觀點是：第一，發展工業必須與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能逐步積累足夠的資金；第二，輕工業是提供消費品和積累資金的重要部門，發展重工業也離不開輕工業的發展；第三，以重工業為中心是工業化的關鍵，但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的“農、輕、重”的順序，其正確性已為實踐所證明。這是毛澤東在實現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上的一個杰出貢獻。

（四）提出中國要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時，蘇聯并不贊成中國搞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他們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為由反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毛澤東對蘇聯的做法予以抵制，提出中國一定要建立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獨立，以保障政治獨立。毛澤東還強調兩點：一是就整個國家而言，不是要求每一個省、每一個地區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各個地區應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內，結合實際、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講求經濟效益、因地制宜地發展工業；二是就整個世界而言，這種工業體系也不是完全封閉的，必須大力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促進本國生產力的發展，加快國內工業體系現代化。這是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步驟。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這一原則和方針指導下，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成功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包括帝國主義封鎖和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等造成的困難，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了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1979年國慶30周年時，我國已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五）提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總任務及分兩步走的戰略步驟

把中國建成一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家這個口號，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革命勝利后，要“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這里所說的“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應該說是“四個現代化”思想的最初萌芽。

1953年8月，毛澤東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第一次作正式的文字表述：“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修改后，毛澤東將“國家工業化”改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1953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宣傳部制發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在解釋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提出了“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建立和鞏固現代化的國防”。

在1954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毛澤東提出“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國家”。周恩來在這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這一思想具體化，明確提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這是四個現代化思想的最早提法。這篇工作報告是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的，可以說代表了毛澤東的思想。只是這時提出的是“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而不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此后毛澤東在1957年2、3月分別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都提到了“三化”，即將我國建成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里沒有提到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但實際上，這里的“科學文化”概念含義更為寬廣，應該是包括了科學技術現代化的。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至此，“四個現代化”的完整提法有了，只是未在公開文字中出現。

“四個現代化”提法的正式公布，是在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這段話并特別指出：“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由于十年動亂，1964年提出的綱領沒有形成規劃。1975年，國務院根據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出的這個綱領，擬定了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計劃綱要草案。但草案遭到“四人幫”的阻撓、攻擊，沒有得到全面實施。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斗，我們才全面走上發展四個現代化的道路。

（六）提出打破封鎖、對外開放的政策

有人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后實行的是自我封閉的政策。其實，如果研究毛澤東一生的言行，很難找到他主張閉關鎖國的痕跡，而恰恰可以看到很多他竭力主張與外國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平等的、互通有無的交往的例證。

在取得政權之前，毛澤東就十分明確地提出在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以后要與外國進行經濟交往，并曾努力把這一思想變為實踐。

建國前夕和建國之初，毛澤東在政治上提出“一邊倒”的方針，至今被一些人誤認為是閉關鎖國的政策。其實不然。毛澤東主張“一邊倒”，是指在政治上必須同資本主義國家劃清界線，而在經濟上仍要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交往，從未主張關起門來搞建設。此后他也一再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外國人的長處，包括政治、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好東西都要學；但不要盲目學，要能夠獨立思考。關于中國與外國的關系，毛澤東主張要把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經驗辯證地結合起來，對外國的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是不正確的。

建國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長達20年之久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面對這種形勢，毛澤東、黨中央一方面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另一方面靈活巧妙地開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我們在把對外經濟交往的重點放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同時，拋開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制度的差別，不論是建交的還是未建交的國家，只要尊重中國的獨立和主權，都積極發展與它們的貿易往來。對美國，毛澤東一直表示愿意及早與之建立正常的政治經濟交往關系。但美國政府長期不改變對中國政治上敵視、經濟上封鎖的政策。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明確表示，在美國改變敵視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之前，是不能與美國進行貿易來往的。即便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的上述指導思想也沒有變。

此外，毛澤東還提出過一些重大思想，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思想，統籌兼顧處理社會主義經濟利益的思想，以及試辦托拉斯、改革企業管理制度等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思想等等，限于篇幅，此不贅述。

三、提出過一些有重要意義的創新性思想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毛澤東大膽提出了一些富有創見的思想。這些思想有些雖未貫徹實行，但對以后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提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概念

從七屆二中全會到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一段時間，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長期性有了一定認識。他多次講，建成社會主義，15年只能打個基礎，真正建成要50到100年。后來，在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時，毛澤東經過深入思考，提出我國正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并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鄧小平后來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

（二）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突破性認識

“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恩格斯曾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這是以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的。迄今沒有任何國家達到這一水平，也就不能消除商品經濟。只注意到馬恩的結論而忽略了他們說的前提，是一種教條化的理解。毛澤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已形成傳統的“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觀念提出異議。他的觀點總的來說是，發展商品生產，限制商品生產的消極作用。

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毛澤東不同意蘇聯用義務銷售制等辦法來積累資金的政策，認為這樣做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太低，使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提出：“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1958年人民公社搞“共產風”、“一平二調”，實際是取消商品生產的做法。陳伯達當時就鼓吹立即取消商品，取消貨幣。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初步覺察后，毛澤東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1959年2月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年7月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提出了一些糾正錯誤的理論和觀點，其中就有一些是針對陳伯達為代表的廢除商品和貨幣的錯誤主張的。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還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范疇，而必須使用它們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而是要大大發展。他還說：必須區別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生產，不應當害怕商品生產。他特別強調指出，為了團結幾億農民，必須發展商品交換；廢除商業和對農產品實行調撥，就是剝奪農民。他還進一步指出，價值法則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于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無償占有。他曾說，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毛澤東這些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可惜沒能很好地貫徹在實踐中。相反，毛澤東晚年又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倒退。這是由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可能太深

入，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樊籬。他在商品經濟問題上的思考，達到了歷史條件允許的高度，但也就止于歷史規定的限度。所以，這些正確思想在以后非但沒能堅持反而有所反復，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畢竟提出過這些有突破性的見解，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一定開創意義。

（三）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毛澤東的確是想建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讓資本主義絕種”，“讓小生產絕種”。但在現實生活啟示下，他改變了這種設想。在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他提出，我國的自由市場，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開投資公司，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這應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懷疑蘇俄的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雖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這個認識沒有深入展開也沒有付諸實踐，但畢竟已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的設想。

（四）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

蘇共肅反擴大化引發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引起我黨高度重視。毛澤東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提出了這樣一個課題：社會主義社會是否真的沒有矛盾？如有，怎樣解決？他適應歷史發展的需求，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形成了系統的理論。主要觀點是：第一，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動社會發展。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第三，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劃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第四，毛澤東闡明了兩類矛盾的不同解決方法，由此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及一系列方針。此外，他還提出兩類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應該創造主客觀條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轉化。這些重要觀點，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創造。遺憾的是，此后發生的“左”的錯誤，使這一正確理論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和原則沒能很好貫徹；實際工作中大量混淆兩類矛盾，即使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也有許多未能正確處理。這又從反面證明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這一科學論斷，對社會主義改革與發展問題的探索是一個很大的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與此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對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中，浸透著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思考，既包含著他的失誤，更包含著他的貢獻。

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與理論的開創者。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艱難征程的起步階段，他作為我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在中國建立、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進行了最初的艱辛探索，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這是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直接的思想理論準備。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