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徐崇溫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為目標，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積極成果，其思想框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面內容：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實現步驟，關于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和方針，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發展階段、經濟體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方針。然而，在這種探索過程中，由于國內外矛盾的干擾和影響，特別是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影響，在毛澤東的思想中又逐漸形成和發展出一個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對立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這一思想框架改變了毛澤東探索的方向，使之由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轉而變成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種改變和逆轉意味著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步入歧途。

　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不僅在民主革命時期領導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創建了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和制度前提，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理論，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與和平贖買的政策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用逐步過渡的形式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使社會生產力在改造過程中繼續得到發展，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毛澤東又在面對如何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課題時，在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一、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為目標的艱辛探索

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中國在開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時候，在許多方面承襲蘇聯模式的做法，但不久就發現了問題，因而早在1955年底，毛澤東就在中央領導集體的范圍內提出過“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路的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基本完成、要求加快工業化步伐的形勢，更促使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來，從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入手，開始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探索。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在此期間他用了43天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和國務院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每次都是4—5個小時。除了審讀事先送交的書面匯報材料外，毛澤東在聽取口頭匯報時，還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

在此期間發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便是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赫魯曉夫在會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以及同年4月5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表明我們黨對蘇共二十大明確而初步態度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討論該文的會議行將結束的時候，講了一段有關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話。他指出：

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教訓。這篇文章算是我們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了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以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1]

所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從一開始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作為明確目標的。而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首先是同蘇聯進行比較。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他的調查研究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在同年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中，他又就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2]報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比蘇聯模式的做法，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個關系，即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其中又以前五個關系為主要。毛澤東講這十個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對于這個報告，無論從動機講，還是從內容講，毛澤東都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他說：“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3]新中國建立以后的“頭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4]。

　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隨即成為1956年9月15日召開的黨的八大的指導思想。由毛澤東親自主持進行反復討論和修改的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指出，“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樣，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就聚焦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上。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又進一步展開了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他在這個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的時候，特別強調“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要“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5]在1957年3月19日的一份講話提綱中，毛澤東還指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又指出：“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所有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對于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具有良好開端，而且富有成果。然而，毛澤東的探索又是艱難曲折的。艱難是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嶄新的實踐，對如何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還缺少規律性認識，再加上當時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他必須隨時排除國內外種種矛盾的干擾和影響，才能使這種探索向預定的目標前進；曲折是因為毛澤東在這種干擾和影響下離開了探索的正確道路，而在發現錯誤后又在糾正錯誤中折回來再探索，但接著又遭到干擾和影響。

二、毛澤東探索的積極成果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或思想啟示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積極思想成果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實現步驟。

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一次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代表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要求。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三屆一次人大上，周恩來正式代表黨中央向全國人民公布了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步驟上，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在討論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時，提出了兩步走的發展步驟：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第二個方面是關于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和方針。

毛澤東認為工業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標志，中國的工業化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如何處理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的關系、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的關系，關系到走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蘇聯和其他一些東歐國家走的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輕工業和農業，導致了嚴重的后果。毛澤東在借鑒蘇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中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但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他說，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設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

1958年，毛澤東提出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其中包括工業和農業并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并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并舉、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并舉等等。1959年，毛澤東又針對“大躍進”中片面發展鋼鐵工業、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提出了安排國民經濟要以農、輕、重為序的思想。他說：“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并不違反馬克思主義。”“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6]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又進而指出：“我們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所謂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7]總之，不能把工業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必須使農業能夠得到和工業相適應的發展，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也要確定一個合理的比價。在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以后，毛澤東又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他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

為了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還提出要堅持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共同發展、堅持國防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等方針。

第三個方面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發展階段、經濟體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等方面的方針。

1.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8]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失了，矛盾還存在。但是，在蘇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斯大林卻長期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致使無沖突論橫行，另一方面又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難以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矛盾問題。針對著這種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的形而上學，毛澤東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9]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把對立統一規律用于觀察和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論。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10]所謂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是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是相適應的，其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也是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因而這就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劇烈的階級斗爭，它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可能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則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論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從認識論上為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依據。

在上述講話中，毛澤東還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并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著眼，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問題。他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反動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11]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而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概括成“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并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各項方針和政策，即“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團結、教育知識分子，搞好民族團結，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上，毛澤東親自主持對其政治報告進行了反復討論和修改，指出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2.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

1959年以后，毛澤東在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失誤的基礎上，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12]

3.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

1958年底，毛澤東在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嚴重存在的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及“共產風”等問題后，在進行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基礎上，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3]1959年初，毛澤東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批評無代價地調撥生產隊財產是否認價值法則，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行為，是不允許的；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說：“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14]

4．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體制和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

毛澤東主張計劃經濟，但不贊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認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中央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因此，“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15]而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還主張中央部門和地方各級企業，也都要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有一定的自治權。

毛澤東認為，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關于國有企業的管理制度，他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過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要求。在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他又談到：“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16]1960年3月，在轉發中共鞍山市委一份報告的批示中，毛澤東再次強調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問題，并稱之為中國工人階級創造的“鞍鋼憲法”。

在如何對待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新出現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問題上，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后期上海出現“地下工廠”的情況，毛澤東在1956年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上海出現地下工廠是“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又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把“這叫新經濟政策”。[17]

5.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方針。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闡述了民主集中制的辯證統一關系：“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該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18]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和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一再重申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

6.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針。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19]在1957年的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又進一步闡述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20]因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因此，對于科學和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而不要輕率地作結論。

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毛澤東還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認為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在對待外國文化的問題上，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而“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21]。

7.關于加強黨的建設。

早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歩，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22]。他特別針對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所面臨的嚴峻考驗，強調必須從思想理論、工作作風、艱苦奮斗、反對官僚主義、密切聯系群眾、堅決反對腐敗等方面加強黨自身的建設。

8.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國建立以后，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運用到新中國的對外關系中，把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倡導和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決主張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的干涉。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形成的這些積極的思想成果，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努力結合起來的思想結晶，因而理所當然地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堅持和繼承下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或思想啟示。例如，關于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鄧小平在1982年說過：“我們建國以后長期處于孤立的地位。幾乎是關起門來搞建設。現在情況不同了，國際條件不同了，我們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同發達國家建立聯系。但是不管怎樣，中國這么一個大國搞四個現代化，基本點還是立足于自力更生。”[23]關于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鄧小平認為：“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24]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鄧小平指出：“我想現在還是按照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但是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25]關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鄧小平說，所謂“初級階段”，就是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階段”。[26]關于毛澤東所說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要造成的那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鄧小平在1979年元旦講話中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基礎。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四個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27]關于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針，鄧小平說：“無論如何，思想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28]如此等等。

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使毛澤東的探索走入歧途

既然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局良好，又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在發現和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失誤和錯誤后，又繼續進行這種探索，那為什么沒有能夠達到這種探索的目標，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這種探索過程中，在國內外矛盾的干擾和影響下，特別是在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影響下，毛澤東的思想中逐漸形成和發展出一個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對立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曾經談到“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的情形。他說：“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9]在思想領域里也存在著同樣的情形：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中占有巨大比重、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中不僅比重完全不同，而且其特點也全變了樣。

在1956年黨的八大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以后，毛澤東曾在多種場合、多次講話中進一步闡釋了這個思想框架。例如，1957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指出：“從鴉片戰爭反帝國主義算起，有一百多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改變上層建筑和社會經濟制度，這僅僅是為建設、為發展生產、為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辟道路，為人民生活的提高開辟道路。”1957年3月18日，他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指出：“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任務轉到什么地方？轉到搞建設，率領整個社會，率領六億人口，同自然界作斗爭，把中國興盛起來，變成一個工業國。”[30]應該說，毛澤東探索中的重要理論成果，從《論十大關系》到《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全都是在這個思想框架里形成的。

但是，當時國內外的形勢，首先是在國際上發生了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對于社會主義、共產黨的沖擊波，隨后是國內出現了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國內外一些重大事件的沖擊和干擾，使毛澤東對形勢作出了過分嚴重的錯誤估計，逐步形成和發展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他在總結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的基礎上指出，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31]

正是在這些矛盾斗爭的干擾和影響下，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也作出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并據此在1957年10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改變了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轉而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32]雖然這在當時還沒有立即影響到黨的實際工作，在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一段時期內，毛澤東仍然致力于抓生產、抓經濟建設、抓技術革命，一直到輕率地發動“大躍進”，但與此同時，他又在1958年5月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讓工作報告確認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改變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即“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干矛盾”。這就通過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為隨后發生的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以后，1962年的經濟形勢逐步好轉，但黨內圍繞包產到戶問題發生的意見分歧，又使毛澤東認為有一些領導人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于是，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所作的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又重提階級斗爭，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加以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并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基礎，因此，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隨后，就在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在1963年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的指示中，毛澤東又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在1965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中，他又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毛澤東在當時也提出過不要讓階級斗爭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等思想，但是他還是認為要把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相結合，即所謂“抓革命，促生產”。

隨著國內外不斷出現一些政治風浪，特別是不時出現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攻擊和破壞活動，毛澤東越來越重視和強調階級斗爭，越來越超出其對于經濟建設的重視，以致最終動搖了原先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而完全代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直到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去觀察和處理事情，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有悖中國的具體實際，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的。對此，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犯錯誤的根源時是看得十分清楚的。1956年9月22日，在黨的八大期間，毛澤東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就曾經說過：“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當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了十分之九時，當階級斗爭已經沒有或已經很少的時候，仍找對象，大批捉人殺人，繼續行使它們的職能。”“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33]為什么在斯大林犯過錯誤的地方，毛澤東又重蹈覆轍？這顯然同當時國際國內復雜的矛盾斗爭對毛澤東的影響有關，這種形勢使他的思想越來越向“左”傾斜，把社會主義社會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把本來不屬于階級斗爭性質的問題，包括黨內的意見分歧，也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

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改變了毛澤東探索的方向，使之由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轉而變成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發軔于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中首次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概念，而在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中得到了系統闡釋，并被毛澤東批示為“可用”。這個理論的核心思想是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還要進行以文化大革命為最重要形式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所以，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意味著從根本上改變和逆轉原先旨在探索在中國怎樣建設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改變和逆轉原先旨在探索怎樣實現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大方向。

不僅如此，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還像“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那樣，嚴重地影響著毛澤東在探索中已經形成的重要的理論成果：

一是擴大和加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論中“左”的缺陷。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論中，毛澤東正確地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之處，在于它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地加以解決。解決的辦法就是解決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中同生產力的發展不相適應的“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環節上的缺陷”。應該說，這是一個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革奠定理論基礎的重要論斷。但在毛澤東的這個重要論斷中又留有“左”的缺陷：這就是在要解決的究竟是哪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哪些環節上的缺陷的問題上，毛澤東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認為主要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殘余。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下，這種“左”的缺陷又被擴大和加深成為一系列“興無滅資”的方針政策，以后更發展成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文化大革命”。

二是用群眾性階級斗爭的辦法去發展生產力，導致適得其反的結果。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建設速度，但他套用民主革命中群眾性階級斗爭的辦法去發展生產力，卻帶來了相反的結果。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說過，“斯大林不搞群眾路線”，“蘇聯的方法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方法，都是搞社會主義，他們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們是自上而下發動群眾”。而發動群眾的辦法就是“拔白旗，插紅旗”，“揭壓抑創造性的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爆發出來”，結果導致了以1958年的“大躍進”為標志的錯誤。其原因在于，毛澤東提出的單純依靠政治動員、群眾性階級斗爭等一系列方針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情況，違背了他自己提出并長期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列寧曾經說過：熱情、強攻、英雄主義“一直是并且將永遠是革命偉業和革命能夠創造偉業的明證。我們就是靠這些取得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勝利，但是這個優點現在成了我們最危險的缺點，我們老是向后看，以為經濟任務用同樣的辦法也能完成，但錯誤正出在這里”[34]。

三是把有些重要的理論成果置于被廢棄、被否定的狀態。例如，黨的八大決議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就被完全廢棄了。再如，毛澤東在1958—1959年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科學分析，到了1974—1976年間被他自己否定。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8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在1975年底1976年初的一系列談話中，他又重申了這一觀點。[35]

四是把有些積極的思想成果擱置起來，不公開、不登報。毛澤東1956年《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是一篇被他本人認為“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的重要文獻，但當鄧小平在1975年7月13日把這個講話的整理稿送交給他，請他早日定稿后公開發表，并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時，他卻批示說暫時不要公開、不登報，以致在長時期內未能得到貫徹執行。[36]為什么對于同一個講話，毛澤東會采取這樣截然不同的態度？這顯然同他在不同時間采用了兩種不同的思想框架有關：他高度評價這個講話時，是在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框架觀察問題，而他批示對于這個講話暫時不要公開、不登報時，則是在按照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處理問題。

五是讓有些積極思想成果停留在口頭宣示的層面上，而在實踐中采取與此相反的行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關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談話。在發現和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生產關系被拔高、超越階段的錯誤以后，毛澤東談到社會主義可能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意思是說我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但是這個閃光的思想不僅沒有成為我們黨據以制定方針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在實踐中還繼續奉行著拔高生產關系、超越階段的方針政策，所謂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論實際上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吹走吹散了。

所謂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說法的命運同樣如此。因為在實際生活中，連農民的自留地都要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來不斷地割除，又哪里談得上“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呢？

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框架就這樣地使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歩入歧途，而未能達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目標的實現。

三、毛澤東的探索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遠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于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既取得過重要的理論成果，也經歷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無論是其正確、成功的方面，還是其錯誤、失敗的方面，又都對鄧小平后來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在探索中取得的重要理論成果，無疑是鄧小平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直接的思想來源，或者給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就連毛澤東在探索中所犯的錯誤和遭遇的失敗，也促使后人從中吸取教訓，懂得不能那樣做的負面界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錯誤是正確的先導。鄧小平指出：“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37]后來，鄧小平又進一步強調說：“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38]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里”，“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化總結的結果”。[39]

　注釋：

[1] 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2]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

[3] 同上書，第369—370頁。

[4]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頁。

[5]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6頁。

[6]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0頁。

[7] 同上書，第123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頁。

[9]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4頁。

[10] 同上書，第214頁。

[11] 同上書，第205頁。

[12]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

　��[13]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40、439頁。

[14]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頁。

[15]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2、31頁。

[16]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5頁。

[17]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70頁。

[18] 同上書，第209頁。

[19] 同上書，第54頁。

[20] 同上書，第229頁。

[21] 同上書，第83頁。

[22] 《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頁。

[2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頁。

[24]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245頁。

[25]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1—182頁。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編：《36位著名學者縱論新中國發展6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頁。

[27]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5頁。

[28] 同上書，第183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24頁。

[30]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頁。

[31]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編：《36位著名學者縱論新中國發展60年》，第386頁。

[32]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頁。

[3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39頁。

[34] 《列寧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49頁。

[35]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447頁。

[36] 同上書，第245—246頁。

[37]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

[38]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4—235頁。

[39] 同上書，第172、223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哲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

（來源: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