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權力觀

陳志剛

【摘要】毛澤東權力觀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的權力觀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從最初的民本主義轉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權力觀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力思想，具有豐富的內涵。堅持人民的權力主體地位，這是毛澤東權力觀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毛澤東對防治權力腐敗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艱辛的探索。深入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我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倡廉建設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權力觀；權力民主；腐敗；治理

權力問題是政治哲學關注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黨的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重大實踐課題。毛澤東的權力觀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溫毛澤東同志權力觀，以及反思其治理權力異化和腐敗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建立健全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機制，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毛澤東權力觀的來源和演變

20世紀早期是個思想激蕩的時代。毛澤東在其求學生涯中，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博覽群書，努力汲取中外思想文化的精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思想不斷演變，逐漸成熟。與此相適應，毛澤東的權力觀也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從最初的民本主義轉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豐富的民本主義思想。毛澤東通過在私塾和東山學堂的學習，對中國傳統文化積淀深厚，因此其最初的權力觀具有很深的民本主義烙印。毛澤東在其1913年摘錄的筆記《講堂錄》中指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①在毛澤東看來，統治者的權力并不來自虛幻的天命，并不是天生的，而來自民眾的授予。但是，如何改變腐敗的社會，實現政權的更替，毛澤東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主張對社會結構實行自上而下的漸進調整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性變革。在1915年寫給湘生的信中，他不但十分推崇康有為、梁啟超，而且堅持英雄史觀，認為“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②。毛澤東這時并沒有看到普通民眾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

在權力觀的形成過程中，毛澤東還深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的影響。1912年在長沙湘鄉會館寄居期間，毛澤東曾有半年多的時間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閱讀了大量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自然科學的著作，比較系統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1913年考入長沙師范學校后，在研讀經史子集著作的同時，又廣泛閱讀了西方哲學和倫理學著作。因此，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展示了普通民眾在社會和國家變革中的力量時，毛澤東就傾向于主張平民革命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克魯泡特金雖然也強調民眾的主導作用，但他所主張的平民革命是拒斥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道路，這和毛澤東此前接受的康梁改良主義有一致之處。而且因為無政府主義拒斥一切權力、崇尚自由平等，充滿著比馬克思主義還激進的色彩，所以這一思想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很有影響。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毛澤東明確主張“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打倒各種強權。他認為，打倒強權的方法有兩種：激烈的和溫和的。用激烈的方法，主張暴力革命，實際上是“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無效力”。毛澤東贊同溫和的方法，拒絕一切權力。“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至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③

在1920年，毛澤東的思想又再次發生變化。一方面，毛澤東從1919年底以來的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中認識到面對現實世界激烈的階級對抗，面對軍閥張敬堯的暴力鎮壓，僅僅依靠“呼聲革命”、“無血革命”是不夠的，而必須依靠階級斗爭，丟掉改良主義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北京的四個來月以及奔赴上海的途中，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對俄國情況有了更多了解，并與李大釗、陳獨秀有更深的接觸、交流。另外，毛澤東還就改造中國的方法問題，與蔡和森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通過對現實的深刻反省和思考，毛澤東看到了俄國暴力革命的重要意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他在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確地指出：“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④，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實現權力的更替；也只有先建立革命的政權，以此為保障，才可能對舊社會進行改造、教育。在1920年11月25日寫給向警予的信中，毛澤東還寫道說：“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⑤在1921年的時候，他更是深刻地分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存在的不足之處，他說：“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⑥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縱觀毛澤東權力觀的演變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在1919年五四運動后了解到馬克思主義，并在《民眾的大聯合》中首次提到“馬克斯”，但他并未一開始就傾向于馬克思主義，而是在驅張運動之后，從實踐出發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二、毛澤東權力觀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權力觀包含著豐富的內容。限于篇幅，本文只對毛澤東權力觀與權力的主體、根源、直接來源、消亡等等問題進行闡述。

(一)關于權力的主體問題，堅持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權力的主體問題是權力觀的核心和基石問題。堅持人民的權力主體地位，這是毛澤東權力觀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早在湖南自治運動掀起的時候，毛澤東就自發地主張人民是權力的主體，認為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由“民”發起，搞“民治”，而不是“官治”。否則，在民以外的自治，“是不能長久的”。“雖則具了外形，其內容是打開看不得，打開看時，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空的，或者是干的。”⑦如果“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這樣的治者，就是禹湯文武，我們都給他在反對之列”⑧。

徹底轉向馬克思主義后，毛澤東明確強調，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才是國家權力的主體，必須建立真正屬于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的國家政權。在毛澤東看來，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⑨，所以，“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⑩因此，毛澤東認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她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她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被明確地寫入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之中。

(二)關于政治權力的根本來源問題，明確強調經濟基礎是保障政治權力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明確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權力只不過是經濟權力的產物”(11)。“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12)早在1919年，毛澤東就十分深刻地認識到經濟實力對于政治權力的重要作用，不過他并沒有明確地把經濟當作政治權力的唯一來源。他說：“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人數既少，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識，第二是金錢，第三是武力。”(13)他認為，貴族資本家有了知識和金錢，他們便設軍營練兵，設工廠造槍，于是產生強弱的階級，維系著統治。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在革命戰爭中充分地認識到，沒有經濟的后盾，革命政權就不可能獲得鞏固的保障。“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14)。為此，我們黨高度重視土地問題和革命根據地生產力的發展。因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既關系到財政問題，也關系到革命的生力軍——兵士問題。毛澤東指出，“要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因農民要保護他們的土地，必勇敢作戰。”(15)

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更是明確地指出發展經濟才能鞏固黨的政治權力，他說：“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16)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堅持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的觀點，主張“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即思想)是為經濟服務的”(17)。

(三)關于政治權力的直接來源問題，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18)的響亮論斷

馬克思主義認為，“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19)“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20)毛澤東堅持發展了這些論斷。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他對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21)。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奪取全國政權。后來，他在《矛盾論》中又進一步解釋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22)“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響亮論斷，一針見血地指明了政權的直接來源，也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四)關于權力消亡的問題，辯證看待權力的消亡和強化

馬克思曾指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將消亡，政治權力也將消亡。但是在過渡階段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權力消亡的觀點，一方面，他認為政治權力的消亡是必然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23)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權力的消亡是有一定歷史條件的，是伴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的。只要階級和階級斗爭還存在，國家權力就不能消亡，相反，還必須加強。在1949年6月全國革命勝利之際，針對當時的反動派提出的“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的詰難，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么?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所以，他強調，“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24)所以，要辯證地看待權力的消亡和強化，權力的強化是為了實現權力的消亡。不過，與反動政權被革命政權所推翻、滅亡不同，革命的社會主義政權則不是推翻的問題，而是創造條件自然消亡。

總的來說，毛澤東在權力觀上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堅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來分析權力問題，這是毛澤東權力觀的重要特點，也是毛澤東權力觀具有科學性的重要保證。正是在這種科學權力觀的指導下，毛澤東把人民群眾置于重要的地位，團結和帶領人民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三、毛澤東對權力民主的探索

“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而必須體現在具體的權力運行機制之中。為了實現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人民民主，構建一個讓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掌握權力的機制，避免權力被少數人所掌控，毛澤東對權力運行的民主機制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一)吸納不同階層的人民群眾參與經濟社會管理，切實保障權力民主

列寧在領導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過程中，曾提出：“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25)。毛澤東繼承發展了列寧的這一光輝思想，強調權力不能僅僅為某一個階層所壟斷，而必須讓不同階層的人民共同參與經濟社會的管理。

首先，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陜甘寧邊區實踐了“三三制”。毛澤東認為，黨對根據地的領導權，不能依靠人數的優勢來實現，像蔣介石政府那樣搞獨裁，而必須依靠質量優勢來實現，靠黨的正確政策和有力的群眾工作來實現。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陜甘寧邊區政府推行“三三制”，要求共產黨、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的代表在根據地政府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推行，使陜甘寧邊區政府與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成為了享譽全國的模范政府、民主政府。

其次，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新中國建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此外，毛澤東還推動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陜甘寧邊區“三三制”的成功實行，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提供了范例。1948年1月，毛澤東認為未來的新中國將繼續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使民主政府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包辦的政府，這樣對于團結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奮斗是有利益的”(26)。為此，毛澤東廣泛邀請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發起召開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央政府的首屆人事安排中，眾多部門中還廣泛吸納了許多非中共人士，甚至很多部門當中任職的民主人士的比例遠遠超過了三分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民主舉措，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獻計獻策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然而，隨著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受到牽連，或被撤職或有職無權，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和監督功能幾乎喪失殆盡。

再次，探索了“三結合”權力平等機制。毛澤東所倡導的“三結合”實踐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體現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體制。毛澤東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勞動者的管理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7)。在毛澤東看來，這種管理權不能僅僅體現為權利，還必須體現為權力，即實實在在的、直接參與的對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進行配置、處置的權力。因此，他要求在企業管理中，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兩參一改三結合”不僅使普通勞動者管理生產勞動的權利提升為一種權力，有效制約了官僚主義，避免了勞動群眾被邊緣化，而且對于保證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二是體現在政府管理之中。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必須成為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實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分別，合為一體，而人員構成則采取“三結合”的方式，由革命干部代表、群眾組織代表和“工宣隊”、“農宣隊”或部隊軍管代表組成。在這種機構中，干部由于熟悉業務，一般負責日常業務；工農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針，群眾組織代表維護本單位下層人員的利益。雖然毛澤東試圖把革命委員會打造成一個權力民主的機構，但革命委員會作為派性斗爭的產物，在沒有法制保障的前提下，并不能真正實現權力民主。

(二)初步探索了黨政分開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黨對政府的領導，并不意味著黨要取代政府，直接管理國家。早在革命時期，他就清醒地認識到黨在群眾中很有威望而政府的威信則差很多的現象，“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他明確指出，黨不能越俎代庖，取代政府，“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28)。建國以后，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我們黨堅持的領導方針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29)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和政府的分別被取消了，在加強黨的一元化的口號下，一切權力往往集中于黨委，而黨委的權力又集中于書記，特別是第一書記手中，以至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三)初步探索了黨代會常任制和領導職務任期制

在黨的八大前后，毛澤東從斯大林晚年錯誤中認識到，黨代會長期不召開，勢必影響黨內民主的實現，使黨的權力中心集中于少數人，特別是黨的總書記手中。總結蘇聯教訓，毛澤東提出黨代會常任制的思想，他說：“定期召開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同志間互相監督，促使黨和國家事業迅速進步的好辦法。”(30)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31)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致贊同。鄧小平在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高度評價了這一制度創新，認為：“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它的效果，是幾年開會一次和每次重新選舉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難達到的”，“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32)

另外，總結蘇聯的教訓，毛澤東還對任期制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進行了寶貴的探索。1956年夏季在北戴河準備八大的過程中，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了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和黨的主席的設想。9月13日，在主持召開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時，毛澤東再次談到此事，并建議設立名譽主席的職務。他明確指出：“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夠干的都干。”(33)據此，八大通過的黨章作出了修改，提出：“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經過醞釀，在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辭去了國家主席一職，由劉少奇接任。毛澤東主動辭去國家主席的行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史無前例的事情，其意義和影響巨大。不過，后來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他沒有再次提出當初要辭去黨的主席的要求。

概括地說，權力運行的正常化、制度化，是保障權力民主的有效舉措。無論是不同階層、部門的分權，還是權力的任期制，都是為了合理配置權力，防止權力為少數人所壟斷，切實維護人民民主。不過，毛澤東的這些探索，都是初步的，有的未能很好地貫徹下去，如“兩參一改三結合”；有的只是一種理想，在實踐中并未找到具體的落實途徑，如黨政分開和廢除職務終身制問題；有的設計還是比較粗糙的，在操作執行程序上缺乏明確規定，如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問題。毛澤東的這些實踐創新充分表明了他對權力民主、權力平等的高度重視，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基，不但在當時具有前瞻性意義，而且為后來的改革開放積累了寶貴經驗。

　 四、毛澤東對權力異化、腐敗的治理

既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權力就必須公正地行使，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不能以權謀私。所以，在毛澤東看來，權力意味著責任，意味著服務。一切不認真履行權力的官僚主義，以及濫用權力的腐敗行為，都是與黨的宗旨相違背的，是對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負責任的表現。為了保障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毛澤東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腐敗現象給予了高度重視。

(一)高度重視權力的腐敗問題，敏銳地看到了執政時期的權力異化和腐敗問題嚴峻性和長期性

在革命即將奪得全國勝利之際，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黨在執政條件下，權力掌握著更多的資源，有著更多的誘惑，面臨著比戰爭中更大的權力腐敗的危險。因此，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全軍：“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34)因此，毛澤東強調，我們黨必須高度重視權力異化和腐敗問題，他指出；“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35)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1月4日毛澤東親筆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更是明確地指出，“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干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不僅如此，毛澤東也敏銳地認識到，“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36)為此，他認為我們黨每隔一段時間就應當來一次整風運動。

(二)揭示了權力異化和腐敗的根源

毛澤東認為，貪污、腐敗、浪費、官僚主義這些東西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余毒，“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37)之所以黨在執政條件下面臨著更嚴峻的腐敗問題，就是因為革命的勝利使得一些同志革命意志消退、革命熱情不足，講奉獻少了，講享受、爭權奪利多了。因此，為了預防權力的異化和腐敗，首要的問題是要注重思想教育。為此，他要求全黨干部牢記“兩個務必”思想，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破除私有觀念，堅持大公無私，反對以權謀私。為了加強思想教育，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圍繞著“三反”、“五反”、“四清”等問題開展了一系列整黨和整風運動。

(三)探索了權力監督的多種路徑

為了避免亡黨亡國的危險，走出一條新路，毛澤東從多個方面探索了權力治理和監督的機制問題。首先，建立了黨內監督機制。為了更好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密切聯系群眾，克服官僚主義，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先后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其次，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廣泛吸納民主人士參政議政，從黨外進行民主監督。再次，重視群眾監督。1952年，政務院發出《加強人民通信員和人民檢舉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地方政府設立人民檢舉箱，建立人民來信來訪制度，鼓勵群眾揭露和批評黨員、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最后，毛澤東重視輿論監督。毛澤東要求“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38)，“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39)。

毛澤東高度重視思想教育和群眾監督，這是毛澤東防治權力異化和腐敗的兩個重要特點。毋庸置疑，毛澤東對權力異化和腐敗的防治舉措，有其合理和成功的地方。從成效來說，“建國初期，我們黨在掃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保持黨和國家機關清正廉潔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40)不過，其中也存在著深刻的教訓：

第一，依靠運動反腐，忽視了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毛澤東主張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監督政府，反對官僚主義的思路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他把群眾路線等同于群眾運動，認為群眾運動“主要是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而不依靠法律”(41)，認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42)，主張“踢開黨委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黨的紀律的條款，取消了對黨員遵紀守法的要求，則是不可取的。這導致了嚴重的無政府主義現象。不僅如此，毛澤東還低估了群眾思想認識的復雜性，忽視了黨要教育和引導群眾的責任。“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正是由于缺乏黨對群眾運動的正確引導，由于法律的破壞和輕視，不同的造反派之間出現了混戰，很多無辜群眾被牽連、被利用，遭到了迫害。群眾在運動中的自我教育并沒有達到毛澤東的預期效果，相反，這場運動使群眾思想更加混亂，良好的社會風氣被破壞，給黨和國家帶來了災難。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反腐敗既要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也要引導群眾，讓群眾在法制的范圍內參與反腐敗。

第二，沒有深刻把握產生權力異化和腐敗問題的復雜原因。在反腐敗斗爭中，毛澤東把權力問題放在重要地位，這無疑反映了毛澤東的敏銳性。但是在權力腐敗的根源上，毛澤東過于強調思想內因，并過多地歸結于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而忽視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等級制、特權思想、官本位意識和小農意識的影響，這無疑有偏頗之處。他沒有充分地注意到，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作為外因，也是產生權力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曾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的20多年中，由于我們“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43)。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打著維護“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權威的幌子，變成了新的特權機構，隨意地編造罪名，致使很多人遭受了迫害。

第三，過于強調權力的集中，對權力的制約不夠重視。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曾指出，權力傾向于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應該說，毛澤東同志是重視權力監督的，他試圖通過黨外黨內的監督以及群眾的監督來治理權力的腐敗。但是，毛澤東并沒有明確地認識到權力制約的重要性，這從后來監察部門的撤銷可以看出來。另外，毛澤東過于強調權力的集中，認為只有集中才能保證黨的一元化領導。實際上，“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44)。而且，毛澤東本人也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破壞了黨內的民主集中制。

總的來說，毛澤東對執政條件下權力腐敗的嚴峻性、長期性的認識是敏銳的，他提出的要“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在原則上也是正確無疑的。其防止權力異化和腐敗的探索是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腐倡廉道路的一種嘗試。雖然他從整體上并沒有成功地走出一條民主監督的新路，但其經驗和教訓都是我們的重要財富。要開創反腐倡廉的新局面，既需要我們繼承發展毛澤東的權力觀，堅持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也需要我們吸取教訓，在加強思想教育，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的同時，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努力構建教育、制度和監督并重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

注釋：

①②③⑤⑦⑧(13)毛澤東早期文稿[C].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588，8，293-294，548，516-517，523，339.

④毛澤東書信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

⑥(15)(21)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43，47.

⑨毛澤東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031.

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2)：581.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80.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3.

(14)(22)(28)毛澤東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2，334，73.

(16)(23)(24)(34)毛澤東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428，1468，1475-1476，1438.

(17)(4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7)：26，433.

(18)毛澤東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47.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1.

(20)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9.

(25)列寧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64.

(26)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13.

(27)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29.

(29)(31)(33)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55，54，111.

(30)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06.

(32)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33.

(35)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262.

(36)(37)(39)毛澤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254，254，255.

(3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190.

(40)江澤民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23.

(4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10)：140.

(43)(44)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32，321.

（陳志剛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