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余品華

內容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盡管毛澤東的探索出現一些失誤，但我們仍然不能因此否認他的艱苦探索，否定他的探索對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作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所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繼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探索成果的基礎上開辟的。即使是毛澤東晚期犯下了一些嚴重錯誤，也為后人總結教訓、修正錯誤、找到出路提供了觀照。

關 鍵 詞：毛澤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和局限

中國共產黨近九十年的實踐表明，黨自成立以來開辟了兩條成功的道路，一條是以井岡山道路為標志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一條是以改革開放為標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一條道路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經過艱苦探索設計完成的；第二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則是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所開辟、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十六大以來的黨的領導集體繼續接力、在今后還將在實踐中由黨的新的領導集體繼續發展和加以完成。

兩條道路之間有其內在的聯系，第一條道路是第二條道路的前提，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在繼承第一代領導集體探索成果的基礎上開辟第二條道路的。所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始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盡管毛澤東的探索出現一些失誤，甚至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災難，但我們仍然不能因此就否認他的艱苦探索，否定他的探索對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作用。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所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取得了哪些“寶貴的經驗”而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相關呢？

一、走自己的路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也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偉大民族精神。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對中國革命走自己的道路進行了總結。他說，中國共產黨所確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現在已經完全證明，只有這樣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的路線，是我們黨中央的路線……這條路線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魯迅講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這條路線，也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1]P315在七大口頭報告中他還說：“我們的文章，我們的大會文件，根據我們的預見，指出了中國人民將要走什么道路，并規定了我們的政策�！�[1]P394

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必然結果。正如他所說：“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哪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1]P332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正是在總結了“從城市到鄉村”此路不通后，才從中國實際出發，改走“從鄉村到城市”道路的。

建國后，到1956年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已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中國的現代化如何進行？走一條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這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還完全是一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因此建國初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敵視中國、對中國進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只能“一邊倒”，向蘇聯學習，照搬俄國人創造的現代化模式。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按照蘇聯模式搞的。胡喬木后來指出：“向蘇聯學習，毛主席很重視這件事，當時難免發生照搬照抄，所以后來提出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2]P22

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暴露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陰暗面，毛澤東因而更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怎樣“以蘇為鑒”、“少走彎路”、創造中國自己的道路問題。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明確提出對蘇聯經驗和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3]P41他說，“最近蘇聯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3]P231957年他指出，“我們學習蘇聯，要包括研究它的錯誤。研究了它錯誤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彎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建設速度更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4]

1959年他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建設，我們都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63年他談到，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沒有了先生，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

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建國后始終反對教條主義地學習蘇聯模式。從1956年起，他更想避免走蘇聯的“彎路”，根據中國實際走出一條比蘇聯模式更好更快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路。

二、創造“新的理論”

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他說：“自己長了一個腦筋，為什么不獨立思考。”“馬列是指導，不是教條，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丑的。要產生自己的理論�！�[5]P204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薄拔覀冊诘诙�次國內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5]P109

他明確提出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于1956年發表了《論十大關系》和1957年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篇新的著作，尤其是后者，可與《實踐論》、《矛盾論》相媲美�？上в捎谒�繼續探索不成功，由于他旋即卷入“反右派”、“大躍進”和六十年代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四清”運動，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越演越烈，他終于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對“適應新的需要”的“新的理論”、“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應當怎樣求索？最終未能解決這一根本問題。但當時他能提出需要“新的理論”，仍然是彌足珍貴的思想。

三、初步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

1960年前后，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以及造成的三年困難，有一定的認識，雖然沒有真正找到問題出在哪里，但他承認找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自己的道路還任重道遠，還不成功。他在1958年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就指出：“我們真正認真搞經濟工作，是從去年八月才開始的。我就是一個。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設，而是搞革命。許多同志都是這樣，把重點放在革命、社會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6]P72他說自己對經濟工作不懂，不如陳云。他說：“就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薄拔易⒁獾幂^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6]P3031960年在《十年總結》中他說：“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中找出它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6]P198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到：“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薄霸谖覈�，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薄霸谏鐣�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6]P300－302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承認黨“犯了錯誤”，“付出的代價很大”。1960年他在與斯諾談話中，指出中國的變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薄瓣P于第二個革命，就是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過去的十年才是開始�！�[6]P216

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更進一步指出：“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6]P277這表明，通過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教訓，他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已開始有所觸及，但又還沒有真正認識和省悟。這就為后來經過更嚴重錯誤后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提出和解決這一根本問題，作了一定的前期思想醞釀和鋪墊。

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在《論十大關系》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關于重視和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關系的“關系論”，關于統籌兼顧、協調發展，關于關注國民經濟發展平衡與不平衡問題等的重要論述，是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杰出運用。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矛盾關系的研究。毛澤東指出，矛盾就是問題，就是對立面的統一關系。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各種關系，涵蓋了我國當時經濟、政治、思想以及國際關系等各個方面。他指出，“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毖芯亢驼�確處理這些關系，是為了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后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都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重視和善于處理事物的對立統一關系的思想，并有許多新的發展。

毛澤東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一次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諸種矛盾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同舊社會相比較，“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吧鐣�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于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

在中國真正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毛澤東的上述論述，始終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的基本依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五、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奠基

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后，毛澤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和經濟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有無階段之分，進行了一定反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6]P116他指出，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只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還不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更不是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他第一次在黨的歷史上提出社會主義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且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本身也有階段之別，分為“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和“不發達社會主義”，這是非�？少F的思想，雖然對這一思想他當時還不可能展開論述。

他還提出：要把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6]P1161962年1月他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6]P302

可以說，八十年代黨的十三大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鄧小平對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的深刻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承接與發展了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從而發展為嶄新的完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六、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探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獨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標志。它根本不同于蘇聯及我國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模式；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雖有共性一面，但也有重大差別。毛澤東當時還不可能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認識計劃經濟模式的弊端。但他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過程中，結合1958年人民公社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和無償占有農民勞動等錯誤，對社會主義社會在兩種所有制形式下是否應存在商品經濟，做了一些反思和探討。1959年他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薄！爸挥欣�用它，才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億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6]P34他強調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都是歷史范疇，不可能永遠不變�！吧鐣�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能說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經濟范疇都是永久存在的嗎？能說按勞分配這些范疇是永久不變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疇一樣都是歷史范疇嗎？”[6]P137這里他一方面指出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按勞分配等一樣，都是適合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我國應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按價值規律辦事，在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必須通過商品形式來實現產品交換，特別在對待農民方面，不能剝奪其勞動產品，而必須通過商品生產交換；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們都是歷史范疇，都不是永久不變的，因此不僅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也有所發展與變化。

毛澤東上述重要觀點為后來鄧小平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有重大啟示作用；對中國從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到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再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有重大啟示作用。

七、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貢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基礎是什么？有人認為是“和諧哲學”，而毛澤東哲學思想似乎是“斗爭哲學”；還有人認為毛澤東哲學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實踐唯物主義；如此等等。筆者認為，既不能簡單地將毛澤東哲學思想稱之為“斗爭哲學”，更不能將毛澤東哲學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對立起來。恰恰相反，無論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科學發展觀，其哲學基礎都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例如，鄧小平哲學思想就是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哲學。毛澤東的“三論”：《實踐論》、《矛盾論》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實事求是、辯證的矛盾分析方法和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學說，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哲學基礎；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組成部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靈魂；六十年代初毛澤東說“一萬年都要調查研究”，“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方法對”，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基礎。不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們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認識已有新的推進，已與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和新科技革命相結合，與時代新變化相結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相結合，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進一步更好地結合，因此毛澤東哲學思想已發展到新階段。

八、啟示與教訓

毛澤東自1956年起開始進行探索，應當說，有不少真理思想的閃光，但總體上來講沒有成功，先是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1966年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使尋找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步入歧途，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值得深思的是：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時，為什么沒有能找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的“自己的道路”，而且后來還犯了更嚴重的錯誤，走上了歧路？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當時社會主義建設只搞了十年，正反面經驗積累都還不夠，這可以說是最根本原因。而民主革命時期，黨是經過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才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的。

正如1962年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說，抗戰時期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6]P299

第二，當時我國處于閉關鎖國狀態下（西方封鎖中國），處于冷戰格局之中，黨的領導人視野不夠開闊，只了解社會主義陣營情況，而不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情況，不了解人類現代化的共同規律。

毛澤東當時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主要參照系只有蘇聯模式、蘇聯經驗。他當時參考的主要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58年他提出“大躍進”口號，確定1959年完成三千萬噸鋼，主要也是參考蘇聯的經驗。后來他在1960年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6]P117到1961年他說：“今天看了一條消息，說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萬噸鋼，英國去年鋼產量是兩千四百萬噸，法國前年搞了一千六百萬噸，去年是一千七百萬噸。他們都是搞了很多年才達到的。我看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后再說�！薄安灰獔D虛名而招實禍�！�[6]P236這時，他的視野，他的思維的參照系，已從只看到社會主義蘇聯而轉到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對1958年提出的“趕美超英”、到1961年鋼鐵達到兩千三百萬噸、趕上英國等等，進行了一定反思。

第三，當時總結歷史經驗不徹底，沒有找到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和糾正錯誤。這與當時沒有徹底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錯誤有關。

毛澤東當時諱疾忌醫，認為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在社會主義總路線方面并沒有錯，只是具體政策不完善，有時急躁冒進，所以通過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等就可以解決。這突出表現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時從開始的擬糾“左”，轉向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從而再次刮起“左”傾錯誤風。后來1961年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經驗時說：“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匆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薄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以上�？h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接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說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6]P273這表明，這時他已認識到傳達廬山會議決議造成了黨內“左”傾錯誤的更大發展，但他沒有認識到廬山會議決議反右傾本身就是錯誤的，而不是會議傳達范圍大小的問題。

第四，應該說，由于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建國后又成功地進行了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毛澤東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

特別是由于黨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存在“家長制”、“一言堂”，因此不存在由黨內他人批評他的錯誤的可能，不存在向他問責的可能，只有靠他本人能自覺認識錯誤，而這對誰都是很難做到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和檢討了“大躍進”中的部分錯誤，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種脫離中國國情的空想社會主義。既然靠群眾運動大辦鋼鐵發展生產力不行，那就靠群眾運動來發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革命吧，來直接抓防腐防修保江山吧。沒有徹底正視自己的錯誤，怕徹底否定自己，怕影響自己的威信，這恐怕是1959年廬山會議本為“反左”又轉為反右的根本原因。

第五，他僅承認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夠深入”，而沒有看到實質上是認識的嚴重錯誤。

當時我們黨并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中國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歷來主要來自蘇共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而俄國人自己也并未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所以，雖然毛澤東自始至終強調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不能教條主義地照搬，也看出了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病，但是他當時未能也不可能真正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社會主義的一些設想，如公有制、計劃經濟等是針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搞社會主義而言的；而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預見到。我們是否應照搬馬克思、恩格斯上述設想，當時他沒有真正意識到。如果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這一理論前提都未真正搞清楚，當然也就談不上與實踐成功地結合。

第六，六十年代初，為了糾正錯誤，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重新印發了土地革命時期的《反對本本主義》（《關于調查研究工作》）一文，對了解實際情況講了很多話。但是，當時的調研主要放在反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五風”和“一平二調”等方面，而沒有上升到反“左”的高度。由于廬山會議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尤其在天災人禍引起的饑餓等方面，各級干部不可能說真話，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左”傾錯誤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總之，毛澤東成功找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自己的道路”，但在艱苦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自己的道路”時，則沒有成功。但是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與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的基礎是分不開的。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苦探索，無論其正反面經驗，都是黨的寶貴財富，對后來鄧小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都有重大啟迪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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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余品華（1935-�。�，女，湖北黃梅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部、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兼職教授，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江西　南昌　330077）。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