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貢獻
論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貢獻
熊樂蘭
內容摘要:毛澤東關于要走自己的路,要從實際出發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關于社會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關于要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思想,關于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理論,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等,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貢獻。
關 鍵 詞: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貢獻
毛澤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他在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的思想和主張,為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
一、毛澤東關于要破除對蘇聯經驗的迷信,走自己的路,從實際出發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起著思想解放的作用
鄧小平曾這樣精辟地概括了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貢獻:“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1]眾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成功地開辟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也一直試圖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首先,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毛澤東反對照抄照搬,主張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1956年4月,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2]。同年4月,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又說:“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3]就社會主義建設而言,毛澤東強調:“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4]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特別強調要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特別強調反對教條主義。正如他指出的:“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因此,“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勝利”[5]。同理,不反對教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也要遭到挫折。
其次,在對待蘇聯經驗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對蘇聯經驗要采取科學分析的態度,要破除對斯大林理論和蘇聯模式的迷信。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要求全黨努力避免蘇聯走過的彎路,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情況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毛澤東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6]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既反對我們照抄蘇聯的經驗,也反對兄弟黨照抄我們的經驗。認為:“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搬就會導向失敗”,并強調“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7]。以后,毛澤東多次強調,不要迷信蘇聯的經驗,先進的就學,落后的就不學,而且學習時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這表明,毛澤東在破除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突破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邁出了最初的步伐。這些都對鄧小平創立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有很大的啟迪作用。
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兩類社會矛盾學說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首先,毛澤東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毛澤東第一次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概括為社會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8]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正是在這種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辯證運動中不斷前進的。這就為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即改革提供了初步的理論基礎。
其次,毛澤東在分析社會的利益關系與政治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社會矛盾的概念,創立了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他明確指出:“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9]毛澤東還明確界定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闡明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嚴格區分這兩類社會矛盾的重大意義,提出了正確處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方法,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兩類社會矛盾學說,為我們黨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和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關系與政治關系,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和政治原則。
三、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毛澤東較早地探索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1954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提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0]這兩個概念。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就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索。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兩文中,毛澤東把社會主義區分為“建立”和“建成”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復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反映事物的質的變化,不應當把這些不同質的階段互相混淆起來。”[11]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比較集中地談論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12]毛澤東認為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需要一百年左右或者更多的時間。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告誡各級領導干部:“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12]毛澤東關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思想以及這個階段需要一百多年的估計是在經過了嚴重挫折后,通過總結經驗教訓,頭腦比較清醒時做出的科學估計。因而為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所接受。可以說,毛澤東關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思想正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理論源頭。
四、毛澤東關于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思想,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形成的先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真正實現了全黨和全國工作重點的轉移,但我們不能由此以為1978年我們黨才認識到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而事實是,毛澤東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提出,今后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任務擺在黨和人民面前。1956年9月,黨的八大會議指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在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說明,把發展生產力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針對我國科學技術落后和許多領導干部不懂科學技術的現狀,強調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還反復強調要努力完成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后面貌的歷史任務。強調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毛澤東的上述思想觀點無疑都是正確的。雖然后來他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做出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而轉移了對經濟文化建設的注意力,這些正確的思想沒能在實踐中得到很好的貫徹,但卻成為鄧小平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理論先導。
五、毛澤東關于商品生產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必經階段的理論,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產生了積極作用
毛澤東對商品生產提出了許多寶貴的理論觀點。首先,毛澤東提出了商品生產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有重要作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13]“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14]“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15]毛澤東還強調,商品生產還有利于為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逐步地準備條件。
其次,毛澤東提出不能把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并第一次使用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概念。毛澤東認為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產,“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6]。再次,毛澤東還提出了商品生產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他認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再次,毛澤東還肯定了作為商品生產基本經濟規律的價值規律仍然存在,并且是不能違反的客觀經濟規律,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澤東的這些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論,為鄧小平突破計劃經濟的傳統觀念,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觀念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產生了積極作用。
六、毛澤東創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建理論和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發端
鄧小平曾經指出,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講得不多,列寧有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說,而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理論成功地指導我們黨解決了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艱巨任務。其主要內容有: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不斷以無產階級思想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強調共產黨員不僅要從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既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根本,也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根本保證。
其次,毛澤東概括了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毛澤東一貫重視黨的作風建設,并把我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指出這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毛澤東對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的概括,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長期實踐的理論升華,也是毛澤東黨建理論最寶貴的財富。
再次,毛澤東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建設,要把黨建設成為有組織的、有戰斗力的統一整體。為此,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原則。1957年和1961年毛澤東又提出了要使全黨形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毛澤東還高度重視干部的作用,提出了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和政策,這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組織基礎。為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和斗爭,他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毛澤東建黨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曾經把黨的建設比作“偉大的工程”,毛澤東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則是這個偉大工程的發端。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繼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形成了鄧小平黨建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寶庫。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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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9.
[1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5-607.
[12] 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作者簡介:熊樂蘭(1962-),女,江西余干縣人,浙江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杭州師院講師,主要從事“兩課”教學與研究。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