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比較研究
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比較研究
周文華
海外學者關于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比較研究主要圍繞他們在領導方式、社會主義觀方面的異同而展開，同時也研究他們的思想觀念之間的連續性。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領導方式比較
（一）制度建設上有明顯差異
部分海外學者認為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領導方式存在明顯差異，主要表現為毛澤東重視領導者的主觀作用，而鄧小平則重視制度建設。
張大衛認為，盡管兩者一樣是所有事情的決策者，但鄧小平身上個人崇拜的色彩不濃。古德曼和西格爾在《中國崛起：民族主義和獨立自主》中認為，鄧小平的政治風格趨向于協商和共識，而不是高壓政治和行政命令。費正清在對兩者進行比較研究時也具有明顯的情感傾向性，甚至主觀臆斷性。這種“抑毛揚鄧”的現象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部分海外學者的研究思路，這既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也與他們視野不夠開闊、研究資料不足有關。
與以上學者不同，另有一些學者持較為中立的態度。詹姆斯·R湯森和布蘭特利·沃馬克在《中國政治》一書中對兩者處理官僚主義問題的方法進行了比較。他們認為，毛澤東把官僚主義主要看作政治作風問題，其解決辦法是要求干部在“五七干�！眳⒓右欢ǖ纳a勞動，接受群眾批評，加強思想教育，提升政治標準。鄧小平則認為官僚主義主要是由組織缺陷導致的，其解決辦法是明確劃分組織和個人的責任，制定有效的紀律程序，鼓勵共產黨所期望的職能性行為，反對不需要的非職能性行為。馬丁·雅克認為，鄧小平腳踏實地的務實作風與毛澤東時代的普遍意識形態化形成鮮明對比，盡管鄧小平的改革也出現過明顯的激進主義行為，但他一直努力采取謹慎和務實的態度，盡量避免休克療法和大動作，認為政治穩定壓倒一切。泰維斯在《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認為，鄧小平極力主張把以往對個人的絕對依賴轉為對制度和程序的依賴。鄒讜、巴拉奇·代內什、張大衛和國分良成等也都曾盛贊鄧小平為“典型的組織者”、“杰出的組織者”、“按制度辦事的官員”等。
（二）善用自身魅力和權威
古德曼和西格爾認為，鄧小平像毛澤東一樣能夠很好地利用自己作為革命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利用革命期間建立的關系。鄧小平是領導集體內部不同集團間最重要的平衡者。集團成員不斷直接批評他的政策，但從未試圖挑戰他的絕對權威。邁斯納在《鄧小平時代》（1996）中指出：“鄧及其追隨者像他們的毛時代的先輩一樣傾向于集權主義。兩代領導班子都認為他們知道人民的客觀利益，于是他們保留他們對大眾主觀愿望的權威解釋權�！鄙虼髠フJ為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認為最有力的武器是自己的威望，他通過參觀深圳和珠海特區來重新掌握改革議程的主動權。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2011）中也比較了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之行與毛澤東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南方視察。他們都試圖運用自身魅力對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施加影響。鄭永年也認為兩者都善于從自己的革命經歷和個人魅力中尋找權威。毛澤東在體制內具有很高的政治權威，這種權威建立在其革命經歷的基礎上，革命勝利后，盡管他也進行了一些制度建設，但這些不過是行使個人權威的工具，而且他還通過發動政治運動加強其權威；在整個鄧小平時代，建立在個人魅力上的權威遠比制度權威重要。以上學者把兩者的領導歸結為克里斯馬型，即個人魅力型。
海外學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毛澤東在制度建設方面的成績。至于有學者認為兩者都強調集權則有失偏頗，這主要是由于對毛澤東與鄧小平所堅持的民主集中制的片面理解所致。還有學者認為鄧小平的領導理念建立在實用主義哲學的基礎上，這是由于他們把鄧小平的“實事求是”與西方的實用主義相混淆所致。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比較
（一）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有不同理解
有些海外學者認為兩者的社會主義觀從整體性上存在明顯差異。如季塔連科在《中國的文明與改革》一書中認為，兩者的社會主義觀無論在方法上還是理論上都有很大差異，主要體現在對社會主義的內涵、建設新社會的途徑和期限以及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問題的理解上。
施拉姆等人則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角度比較了兩者在社會主義觀方面的差異。施拉姆在《鄧小平超過毛澤東了嗎？》一文中說，毛澤東認為要保證人們沿著正確的道路走向新的無私社會就要在上層建筑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鄧小平則強調發展經濟具有基礎性作用，否則只能是在沙灘上建設社會主義。大澤升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書中認為，在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毛澤東更強調精神作用，講究“抓革命，促生產”，而鄧小平則認為發展生產力是第一位的，上層建筑要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與施拉姆、大澤升的觀點類似，蘇珊·奧格登在《中國未解決的問題：政治、發展和文化》、《80年代社會主義在中國意味著什么》等著述中指出，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主要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現代化只是想象中的達到共產主義之后的副效應。沈大偉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中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之間是一種演繹關系，各種政策主要誕生于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原則，并因此獲得合法性，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變成一種為經驗現實而辯護的勸誘手段。沈大偉在這里認為毛澤東強調意識形態，而鄧小平主要著眼于社會現實。張大衛把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理解為實用的觀點，并認為毛澤東是反對現代化的，這既不符合實際，又不利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張大衛指出，從根本上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與鄧小平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并沒有多大差別。兩者“都有一個堅定的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目標，都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都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工業國，提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季塔連科在《中國的文明與改革》一書中認為兩者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都強調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在維持國內局勢穩定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杰柳辛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未拋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它擺脫了僵死的教條主義的框框，靈活地推行各種政策。鄧小平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救星”。
施拉姆等人還看到了兩者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獨立自主、立足國情等方面的相似性。施拉姆認為，兩者都主張為尋找一條現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學習，尤其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但又要保留中國特色。他們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起指導作用，同時要適應中國人民的文化傳統和中國的具體情況。大澤升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書中認為，兩者都強調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他們在這里初步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始于毛，成于鄧”的思想。對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珍妮·克萊格認為，兩者都強調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她說，毛澤東在以美國為首的反共產主義體系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制定“閉關自守”的自給自足路線。鄧小平于1978年打開中國大門后，仍堅持自力更生原則，希望通過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進一步影響政治。波爾加科夫認為，鄧小平是“當今中國主要領導人中最毛化的一個”，他們都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國外經驗只能當參考，不能將其教條化；都認識到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較長時間，毛澤東說大約需要十個五年計劃，鄧小平則說要到20世紀末。
戴維·巴克曼認為鄧小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主導作用，他是中國最具有“毛澤東主義”色彩的人。鄭永年在《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一書中也認為兩者在“向西方學習，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方面是一致的。馬丁·雅克認為，盡管鄧小平實行與過去不同的戰略，即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但其中有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而持久的印記，即忠誠于無產階級社會的理念，對公平的執著信念以及頻繁使用社會主義詞語等。
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關系
（一）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存在較大分歧
部分學者認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存在較大分歧，比如，蘇俄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研究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大多持懷疑、否定態度。也有少數日本學者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還有學者認為這種轉變的實質是向“非毛澤東化”的轉變。小林弘二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一書中就認為兩者代表了兩個時代，目標完全相反，毛澤東要繼續革命，鄧小平要先發展生產力。這種看法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不夠客觀，也不夠全面。
古德曼也認為，兩者在很多問題上互相賞識，容易產生真誠信任與合作，但人生經歷和個性特點的差異也使他們在工作中產生分歧。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還提到鄧小平背離毛澤東的策略。他說，鄧小平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澤東的話加以包裝，使用了毛澤東正統思想理論中的一些話語，放棄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
隨著時代的發展，海外學者以發展的眼光對鄧小平理論中的突破與創新給予肯定性評價�？道隆べ惔恼J為，鄧小平從根本上改變了毛澤東時代那種依靠提高資源投入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做法；結束了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政策，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給人們以個人生活空間，只要不公開反對共產黨領導，就可以在業余時間做想做的事。邁斯納指出，毛澤東逝世后，中國出現社會經濟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進化趨勢，新版的馬克思主義消除了空想和偏見的成分，喜歡用生產力解釋社會主義，是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于激進的“大躍進”方式，鄧小平運用漸進的“和平革命”方式，通過逐步改革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是連續不斷的革命改造過程，鄧小平則認為它是一個長期、緩慢的社會發展過程，經濟和社會將在相對和平、協調的氣氛中發展。國分良成在《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異同》一文中指出，隨著毛澤東時代向鄧小平時代的過渡，中國從革命向建設轉移，工作重點由政治向經濟轉移；毛澤東時代在國際關系上一直維持著封閉狀態，鄧小平時代則開始改變為開放的體系。
（二）鄧小平理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部分學者從根本上強調了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古德曼認為，鄧小平堅持了毛澤東思想中最重要的精神實質，而不是書面上的文字，堅持了毛澤東所期望的發展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了中國傳統和中國利益的極端重要性，這與毛澤東在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50年代的“以俄為戒，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沒有任何區別。古德曼強調了兩者的內在一致性，也認為兩者具有一致的民族主義傾向，這顯示了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民族特色、民族利益與“民族主義”相混同。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鄧小平：中國的改革家》一文中認為，如果沒有孫中山、毛澤東和周恩來，鄧小平的成就是無法理解的，但也正是鄧小平完成了實現中國現代化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使命。伊藤正在《產經新聞》發表文章稱，鄧小平在1978年所主導的改革開放仿照了毛澤東的革命，因此可以被稱為“第二次革命”，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建設富強國家、讓國民過上富裕生活等方面是一致的。
邁斯納和張大衛等人主要強調了鄧小平在經濟思想上對毛澤東的繼承。邁斯納認為，毛澤東使中國從一個農業國過渡到初步的工業國，為鄧小平的經濟成功奠定了物質基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從毛澤東時代到后毛澤東時代的跨越半世紀的歷程。后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并不是一種新制度，而是改造過的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因而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繼承關系不言而喻。印度學者赫門特·阿德拉克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理解》一文，他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并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是在鞏固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了社會主義。阿德拉克比邁斯納進了一步，他強調了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繼承和發展。張大衛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從傳統模式過渡到鄧小平模式，而且還在不斷變化中，這種改革和過渡不是獨立于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新經濟思想，其中的公有制和經濟的計劃性使中國經濟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經濟。
鄭永年等學者強調鄧小平在政治思想上對毛澤東的繼承。鄭永年認為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列寧主義國家制度，他并不打算破壞這種制度，更不打算推翻列寧主義的舊體制，他的目的是對低效的舊體制進行改革，以便為中國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華裔印度學者譚中在《認清中國“文明大國”模式，發揚中國文明內功》一文中認為，毛澤東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則，希望形成一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毛澤東時代并沒有很好地實現這一目標，而后毛澤東時代則不斷在這一方面取得進步。也有些海外學者強調了鄧小平在外交、黨建、“一國兩制”等方面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
德里克強調了鄧小平在方法上對毛澤東的繼承。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試驗家，鄧小平同樣信奉這種政策試驗。當然，他們的試驗并不是無限制的，而是受到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共同目標的限制。
有些學者還強調了鄧小平理論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發展。竹內實在《中國歷史上的第四位偉人》中說，鄧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既繼承毛澤東，又看準新方向。他在毛澤東鋪就的軌道上奔跑的同時，又在同一個共產黨內執行一種新路線，以敢闖的精神出色地完成新動作。天兒慧在《中國改革最前線》一書中認為，鄧小平吸取了毛澤東成功和失敗兩方面的經驗，他的戰略方針從中國實際出發，政策上也具備合理性。邁斯納也看到兩者之間差異與統一并存，他說，從一定意義上說，鄧是當前中國領導人中最具毛澤東色彩的，但他愿意分權，他似乎很早就認識到，現行制度窒息創造性，必須進行相當激烈的經濟與行政改革來解決這一問題。季塔連科在《中國的文明與改革》一書中強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踐具體運用并發展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同時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有許多民族主義和中國中心論成分，鄧小平理論則強調愛國主義和對外開放，主張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并同它們進行平等合作。古德曼也認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迅速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確立了利用資本主義的戰略，確定了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發展市場經濟等現代化發展目標，這在毛澤東時代是無法理解和難以想象的。
對于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以及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兩者是否定背離關系，有的學者認為兩者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前一種觀點主要出現在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逐步推進，海外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解逐漸豐富，認識到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毛澤東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政策為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了鋪墊，兩者之間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