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易老 江天萬里霜

——毛澤東1929年在福建時的處境與心境

倪德剛

1929年10月初，毛澤東來到福建上杭縣，住在臨江樓。10月11日恰逢農歷重陽節，當時臨江樓庭院黃菊盛開，他觸景生情寫下《采桑子·重陽》詞一首：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重陽節期間福建根本沒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詞的末后一句，道出了毛澤東當時的悲慘處境與霜的心境。

屢受打擊的處境

“開除黨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強調，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批評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會議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

“朱毛”之爭與毛澤東“難以繼續工作，準備赴俄留學”。對于“朱毛”之爭，很多年前是一個忌諱的問題，近些年來，黨史界多有研究。實際上，其爭論過程和爭論的主要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和論述的是毛澤東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親筆給林彪寫了一封7000多字的長信，專門講了“朱毛”的爭論。這封信收錄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之中。

井岡山時期“朱毛”爭論的起因很多，爭論內容更多，僅就爭論的問題，毛澤東就列了十四個：“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等。

在這些爭論中最根本的問題只有一個，即毛澤東說的“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

1929年5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與朱德主要圍繞保守主義與游擊主義、“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即家長制與民主制、“黨權”與“軍權”即軍委與前委等問題，發生爭議。“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書記（毛澤東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毛澤東給中央寫報告說：“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部隊，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紅軍第四軍派遣留俄學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來代替人員時即動身。”當然，由于種種原因，朱、毛沒有離開部隊。然而，毛澤東卻因與陳毅之爭，離開了部隊。

“毛陳”之爭與毛澤東的“兩次”處分。作為紅四軍“三號”首長、政治部主任的陳毅，對于朱、毛之爭一直起調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陳毅主持會議，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各種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會前，給毛澤東致信，讓他參加會議。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因此信，毛澤東再次受到處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并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

毛澤東的“訃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澤東轉移到福建上杭蘇家坡途中患病。國民黨媒體造謠說，毛澤東已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聽到毛澤東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專門補發1000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雖然是因誤傳而發的訃告，但說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尊重。

“萬里霜”的心境

毛澤東寫《采桑子·重陽》時，不滿36周歲。“人生易老”是感嘆，“萬里霜”是他當時真實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見當時毛澤東賦閑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親人的程度。

“饒豐書房”。毛澤東離開部隊后，“到閩西永定金豐大山，住在只有十來戶人家的牛牯撲一個小竹寮里。在這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藥治病，大量時間是讀書看報，批閱戰場上送來的情報、查看軍事地圖、擬定作戰方案等。這個竹寮，既像是戰地指揮所，又像是文房書室，毛澤東親筆在一塊木板上題寫‘饒豐書房’，把它掛在門口”。為什么起“饒豐”這個名字，饒有興趣，豐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賦閑，讀書取樂吧。

《模范英語讀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敵人圍剿，毛澤東隨鄧子恢轉移到福建上杭縣，在蘇家坡住了一個多月，“貪婪地閱讀當時所能找到的書籍，有一本《模范英語讀本》，天天朗讀一段課文”。反正，無所事事，學點英語消磨時間唄。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擊或疾病纏身時，往往想念親人。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寫了一封信，說：“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毛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并要他寫信給我。”1927年8月31日離開楊開慧，整整一年沒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擊能不想老婆孩子嗎？

周恩來與“三巨頭”握手言和

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斗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劉安恭于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途中犧牲）

8月21日，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作用”，指出紅軍“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并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于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派別斗爭”是錯誤的。周恩來的這封信支持了毛澤東的觀點，對于化解“朱、毛、陳”之間的隔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委來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確定，以周恩來8月21日代表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來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徹底解決與和解紅四軍“三巨頭”的爭論，指明了原則，提供了依據。

陳毅帶回來信后及時貫徹落實，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他休養處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便隨前來接他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并介紹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

半年后，當中央特派員涂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并作了自我批評。涂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里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并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么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毛、朱、陳“三巨頭”的和好，使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劃上圓滿句號。毛澤東的“萬里霜”心境，也發生了轉變。于是寫下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來源：《學習時報》201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