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世界眼光與新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宮力

毛澤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新中國對外方針的主要奠基者。他一生始終關注著世界風云的變幻，并且及時根據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調整黨和國家的對外政策。毛澤東關于國際戰略和中國外交的理論與實踐，體現了一個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務實精神，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為新中國奠定大國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和建立國際統一戰線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十分注重對于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的觀察與分析，并逐步在對外戰略方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觀點。

在新民學會期間，毛澤東就把“改造中國”與“改造世界”聯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在他的影響下，新民學會在1921年新年大會上，正式確定學會宗旨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在此基礎上，他極力主張“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①[①《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頁。]

中國共產黨創建伊始，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并把聯合蘇俄，反對帝國主義作為自己的國際戰略。“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對當時的世界情況進行科學判斷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在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影響下，毛澤東于1925年寫下《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格局存在著“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的斗爭。“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于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幟之下”。①[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根據毛澤東的分析，在這種局面下，被壓迫的階級和民族除了站在以共產國際為首的革命陣營一邊之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外，沒有其它的道路可以選擇，走中間道路是行不通的。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出的上述論點，為后來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并且成為毛澤東從總體上把握國際局勢的邏輯起點。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根據對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不同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指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所支持的不同派別的“新舊軍閥”所進行的持續不斷的爭奪與戰爭，“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②[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頁。]這個結論不僅對開辟一條獨創性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建立國際統一戰線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它涉及到了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沖突的問題。

1935年12月，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思想調整了對外戰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單獨吞并中國的行動，使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達到空前緊張的程度。”因此，我們對待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的策略，是使他們“暫處于不積極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對于那些同情幫助中國抗日，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應“建立親密的友誼關系”③[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605、609頁。]。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此時提出調整對外戰略固然有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樣一個大的背景的影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要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有其自身所依據的思想基礎，這主要見諸于毛澤東對帝國主義在華矛盾的獨特分析。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著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第一次明確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不僅是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而且還由于“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斗爭”。而“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①[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頁。]這就必然加劇日本與其他列強之間的矛盾，從而有可能建立一個包括英美在內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不僅如此，英美與日本的矛盾還有可能使中國那些親英美的政治集團，在英美政策的影響下走向抗日，“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②[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頁。]因此，中共可以利用英美來爭取和影響國民黨中親英美的派別實行抗日的政策，并抑制其反共、內戰的政策。

毛澤東的上述分析，不僅成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爭取英美加入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依據，而且為在抗日的前提下與國民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創立了理論依據。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毛澤東于1937年5月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他指出：“中國不但應當和中國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③[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頁。]

后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預測是有遠見的，雖然英美曾在中國抗戰初期一度實行“不干涉”中日戰爭的消極政策，而且在1941年還一度企圖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同日本妥協。對此，毛澤東曾指示要予以揭穿和反對。但日本的胃口是英美滿足不了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英美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終于使中、美、英在抗日的基礎上走到了一起。1944年7月，美國政府派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受到中共方面的極大重視，中共中央稱這是我們“外交的工作開始”。

二、“中間地帶”的戰略觀點與“一邊倒”的戰略決策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根據急劇變化的新形勢，毛澤東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間地帶”的觀點。他針對當時美國散布的反蘇戰爭的流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針對這樣一種國際戰略態勢，毛澤東認為要抓住主要矛盾：“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1194頁。]

依據“中間地帶”的觀點來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對付當時對中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美帝國主義，就必須要依靠和聯合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要積極爭取和聯合處于中間地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以最大限度地達到利用矛盾，以反對主要之敵的目的。

建國前夕，為了從根本上劃清與舊中國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劃清界線，并且爭取國際社會正義、民主、和平力量的支持，使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面前真正站起來。毛澤東于1949年春提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決策，由此構成了新中國在一個比較長時間內的對外戰略。

在當時兩極格局的歷史情況下，毛澤東在決定同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作針鋒相對的斗爭的同時，把尋求友誼的眼光投向了蘇聯和國際和平民主陣營一邊，這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同蘇聯關系符合邏輯的發展，也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敵視中國革命的必然結果。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言中，毛澤東指出“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沒有歐洲的及美國的工人，吸引了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也能勝利。”因此，毛澤東認為：“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①[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頁。]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公開提出了“一邊倒”的方針，宣布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毛澤東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八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頁。]

毛澤東提出“一邊倒”的方針首先是從全球總體格局出發的一種戰略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上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以及美國和蘇聯對待中國革命的不同態度所形成的客觀局勢，決定了新中國必須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不致處于孤立地位”。③[③《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頁。]并且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其次，“一邊倒”的方針是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緊迫任務——鞏固新生的政權。對此，鄧小平當時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他的思路是從帝國主義企圖以封鎖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就范，而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如何粉碎帝國主義的圖謀這樣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而展開的。1949年7月19日，他在寫給華東局諸同志的信中指出：“帝國主義的各種花樣直到封鎖，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們的斗爭也在于迫使帝國主義就范。我們絕不會就帝國主義之范，而一個多月的經驗看出，帝國主義就我之范亦非易事。這一時期雙方斗爭實際上都是試探的性質，直到英美攤出封鎖的牌。封鎖，在目前說來，雖增加我們不少困難，但對我仍屬有利，即使不封鎖，我們許多困難也是不能解決的。但封鎖太久了，對我則是極不利的。打破封鎖之道，毛主席強調從軍事上迅速占領兩廣云貴川康青寧諸省，盡量求得早日占領沿海各島及臺灣。同時我們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現于行動則對我愈有利（毛主席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內部政策強調認真的從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認真著手做（毛主席說，更主要的從長遠的新民主主義建設著眼來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這兩條很好，與中央精神一致。我們這樣做，即占領全國、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堅固的基礎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國主義就我之范。”①[①《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頁。]

鄧小平的上述論斷說明，“一邊倒”的方針是帝國主義敵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國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中國用以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一個銳利武器。

三、爭取“第二中間地帶”的戰略思考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了所謂“遏制”政策，企圖劃一條線把社會主義國家“箍起來”，其余的國家都劃為他們的勢力范圍。但西方世界并不是鐵板一塊，隨著西歐、日本等國逐漸恢復了元氣，帝國主義內部之間關系也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因此，毛澤東在1956年曾經指出世界上存在著“兩類矛盾”、“三種力量”。進入60年代，隨著世界各種政治力量的進一步分化和改組，毛澤東對“中間地帶”的觀察與分析也日漸深入。另一方面，毛澤東也在尋找打破美國對華孤立、封鎖的突破口。這時英、法、西德、日本等國的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

1962年1月3日，毛澤東在與日本客人安井郁的談話中指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也各不相同”②[②《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頁。]。在這里，毛澤東把“中間地帶”具體劃分為四種類型的國家：1、有殖民地的國家；2、雖被剝奪了殖民地但仍有強大壟斷資本的國家；3、真正取得獨立的國家；4、名義上獨立，但實際上仍是附屬國的國家。

從1963年起，毛澤東又進一步把這四類國家概括成“兩個中間地帶”。其中一個是指亞、非、拉，另一個是指歐洲，后來，他又進一步明確指出，第二個“中間地帶”是指歐洲、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和日本。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用意，是要團結和利用更多的可以爭取的力量。

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觀點有助于人們認清不斷分化和改組的國際戰略格局。為中國進一步加強同亞、非、拉等“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尤其是改善和發展處在“第二中間地帶”地位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不僅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發展作出了細致的分析與判斷，并且提出了英、法等西方國家可以做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的重要思想。1963年1月3日，毛澤東在同安井郁的談話中指出：“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它們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同美國有矛盾，它們也很難混，可以做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日本的松村謙三、石橋湛三、高崎達之助等人，他們不大喜歡美國，同池田等有區別，可以做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①[①《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頁。]

根據毛澤東的上述觀點，中國不僅對發展與亞、非、拉國家的關系繼續采取積極的態度，同時對建立和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系給予了某種程度的重視。

1964年1月，中法兩國排除障礙，正式宣布建立外交關系，這是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這對打破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具有重大的意義。在這之后，中國又先后同意大利和奧地利達成了互設貿易機構的協議。

總的說來，中國運用“第二中間地帶”的論點，在同法國等個別西方國家的關系中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國際環境。事實證明，在西方國家中，像法國那樣敢于對美國說不的國家實在是太少了。在這樣的世界局勢下，中國要想組成一個反美的統一戰線并非易事。

面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困難形勢，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同志感到擔憂。為了擺脫當時的外交困境，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和部分同志在1962年經過多次討論，有針對性地寫出一份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送交中央幾位負責同志。信中談到了國際斗爭中的策略問題，特別是處理美、蘇關系時應注意的問題。他建議，在印度支那問題上，要避免爆發朝鮮式的戰爭，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都集中到中國來。在對蘇斗爭問題上，要警惕赫魯曉夫與美妥協，不惜與我決裂。因此，一定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斗爭直線地尖銳下去；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要考慮從政治、外交、輿論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打開僵局。作為對以上建議的總結，王稼祥還提出，在國際斗爭中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做到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而不是毫不松動一斗到底。①[①張沱生：《難能的探索，可貴的努力》，載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同年6月，王稼祥又向中央提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關于我國人民團體在國際會議上對某些國際問題的公開提法》的請示報告，向中共中央陳述關于中國國際戰略和對美方針策略方面的論點。

實際上，王稼祥的上述主張與毛澤東在50年代要爭取緩和國際局勢的對外戰略思想是一致的，但在60年代，情況已有所不同，由于毛澤東逐步滋長起來的“左”傾錯誤思想影響到了他的外交思想，因此，毛澤東認為王稼祥等人犯了右的錯誤，不僅拒絕了他關于緩和對外關系的建議，還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且提出“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堅持以不妥協的態度反對“帝、修、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在對美方針上，堅持“一攬子”解決方案，即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一概不談；在對蘇論戰方面，則沒有留下回旋余地，從而使中國失去了改善自身處境的某些機會。

四、“一條線”的戰略構想與新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斗轉星移，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已面臨內憂外患的國內外形勢。事實證明，在中國的實力相對較弱的情況下，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對抗，不僅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外交的拓展空間，并且使中國的安全環境日趨惡化。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中國同許多國家出現外交糾紛，這就使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更加嚴重。這時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已是勢在必行。

日益嚴峻的國際形勢使毛澤東開始意識到，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對抗既不明智，也難以為繼，因此必須調整政策。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利用美蘇矛盾，擺脫困境，就成為中國最高決策層開始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

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毛澤東越來越重視對國際形勢的觀察與研究。他注意到，世界上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了新的戰略格局。美國由于陷入越戰泥潭，實力受損，在與蘇聯爭霸的斗爭中開始處于守勢，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并考慮改善對華關系。而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奉行霸權主義的政策，并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對中國也構成了很大的威脅。此外，由于日本、西歐、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世界開始呈現出多極化的苗頭。

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國際關系的巨大變革，為中國著手調整國際戰略提供了歷史契機，于是他開始重新審視中美關系，并且利用美國的急切需要，推動中美關系走向緩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于1971年，導演了乒乓外交，終于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正式發表第一個舉世矚目的聯合公報（由于公報是在上海簽署的，所以后來被稱為中美《上海公報》）。這是中美雙方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果。公報的意義不僅僅限于中美兩國間的關系，中美雙方都不只是為了解決雙邊問題才簽署這個公報的。公報的另一層意義是在于，中美之間由此產生的一種默契，那就是聯手對付蘇聯，從此，在國際戰略的新格局中，中國和美國都獲得了新的活動余地。這對于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上海公報發表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國有關方面在同美國交往時采取了既積極又慎重的態度，美國方面亦做出了積極的反應，由此推動和擴大了中美之間的雙邊交流。進入1973年，中美關系有了新的進展。經過將近一年來的觀察，中國最高決策層看到中美《上海公報》的實施一直在令人滿意地進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介入也終于停止，因此對尼克松政府的信任逐步增加。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根據國際局勢的演變，形成了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構想，從戰略上為進一步加強中國同美國的關系確定了方向。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發表了重要的見解。他在提到中美相互接近時說：“我們也需要嘛。你們的總統坐在這里講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們兩家出于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只手握在一起）HAND一IN－HAND（手攜手）”基辛格說：“我們雙方都面臨同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有時不得不運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標相同。”毛澤東說：“這就好。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用如此坦率的語言來闡明兩國關系的實質，既反映了毛澤東特有的風格，也表明蘇聯因素在中美關系中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接著，毛澤東對基辛格講了他深思熟慮的一個想法。他指出：“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①[①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節錄），1973年2月17日。]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聯美抗蘇的宏大構想。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新的世界地理政治圖的輪廓開始形成了。中國以一支獨樹一幟的重要力量確立了大國地位，并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響全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使中國外交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這就為新中國全面參與國際事務開辟了道路。

回首新中國剛剛建立之時，只有屈指可數的十幾個國家予以承認，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而經過不懈的努力和奮斗，當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世界上已有110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全面的外交關系，并且開展了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往來，新中國已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社會中牢牢站穩了腳跟，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戰略力量。這些成就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向前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作者宮力：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來源：《毛澤東與新中國研究文集（下）》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