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探索

曹守亮

【摘要】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發展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取得了巨大成績，同時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毛澤東結合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重新學習和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驗教訓的總結，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探索。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社會q-的矛盾及計劃等問題作了大量探索。這些探索對中國社會主義產生了直接的指導作用．影響巨大而深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建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關鍵詞】毛澤東 社會主義 探索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相關理論的解讀，也有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利弊的總結反思，更多的是在總結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基礎上的理論提煉和思想升華。這些認識既是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成績的重要理論支撐，也是導致建設實踐中遭遇挫折和失誤的重要理論淵藪。盡管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理論探索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歷史局限，很多正確的認識隨著“左”傾思潮的泛濫和“文革”的爆發被誤讀、被庸俗化，甚至被他本人拋棄，但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許多思想成為“文革”結束后，中國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來源和理論基礎，既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又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直接理論淵源。

　 一、社會主義搞得成搞不成？

　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曾設想在十年至十五年內在中國有可能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的轉變問題。[1](pp.316—317) 1956年12月8日，毛澤東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搞得成搞不成”的問題。[2](P. 175)毛澤東通過“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建設社會主義作了熱火朝天的試驗。隨著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尤其是遭遇到重大失誤和挫折之后，毛澤東對這一重大問題又作出了更為理性、更加實事求是的探討。

　 針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不僅自己糾正了以往的認識，而且還在多個場合批評了急于求成的簡單化傾向和機械教條的本本主義傾向。“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3](p. 872)以致于很多地方出現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平均主義做法，引起了同農民關系的緊張。毛澤東指出：“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毛澤東基本上贊同斯大林提出的三個標準，畢竟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毛澤東還認為生產關系的改變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礎上，中國也制定了建成社會主義的標準：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實現國家工業化、徹底解決衣食住問題、實現6小時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基本上消滅了階級及人民群眾覺悟大大提高。[6](p. 142)這一標準很容易將生產力具體標準排斥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之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據此，毛澤東試圖通過人民公社來實現社會主義，自認為找到了斯大林沒有找到的“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適當形式”。[4]（p.66）因此，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并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4](p.66)

不久，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到“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三年困難時期等重大挫折，這促使毛澤東在數年之中又作了大量的思考，隨著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關系認識的逐漸深刻，他的社會主義設想也不斷得到校正和豐富。遺憾的是，毛澤東在承認矛盾的同時，又對中國的矛盾作了夸大化的處置，成為中國在其后二十年所犯“左”的錯誤的重要理論原因之一。

　 這些正確認識“后來未能得到堅持。之所以會發生這種變化，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的關系。”[11](p.417)這從理論上反思了中國犯“左”的錯誤的原因，也在一定意義上凸顯了毛澤東最初探索的價值；后來實踐中的反復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呈現出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

　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仍然是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基本問題。毛澤東認識到了這一點，并試圖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采取措施來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他首先意識到的是生產關系的調整問題。1959年12月，毛澤東從總結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總結出了生產關系要先于生產力變革的規律性認識。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4](p.170)不久，毛澤東將這一認識上升為普遍規律：“先要改變生產關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的規律”[10](p.571)。

　1958年11月，毛澤東指出：“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要有步驟，向兩方面擴大。一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做為有用的工具。”[4](p.70) 1959年12月，毛澤東又指出：“建成社會主義，也有一個邊，要有筆賬。例如工業占多大比重，生產多少鋼，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說建成社會主義有個‘邊’，當然不是說不要進一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個階段，有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4](pp.259—260)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分階段的思想正在逐漸成熟。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成的主要標志，毛澤東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4](p.296)在1959年的毛澤東看來，實現“四個現代化”就算是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其長期性和艱巨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毛澤東通過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比較深刻地探討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問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以及人民公社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反映出了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理論問題探索的深度。

　 1960年毛澤東在與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中，談到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看法：“我們對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包括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取得經驗需要一個過程。我們過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沒有經驗后來才有了經驗。我們搞社會主義，情況也大體相同。”

　 對比中蘇兩國在發展國民經濟時所掌握的平衡規律，毛澤東對計劃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當然認識到計劃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在實踐中就能做到有計劃掌握好國民經濟發展的綜合平衡。毛澤東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談到了計劃問題：“大躍進的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3](p.884)對比毛澤東對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的認識，毛澤東對計劃的認識顯然膚淺許多，沒有將其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分開來，是其認識上的局限。現實社會實踐的缺乏，不僅對于指導經濟建設和總結歷史經驗來說是困難的，而且也嚴重阻礙了理論探索和升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探索，其實就是一場將所認識到的社會主義理論成果付諸實踐的社會試驗。既然理論不盡完善，那么實踐起來就難免出現偏差。為追求美好社會理想付出代價本身就是值得的，更何況這種代價在今天看來是不得不付出的。今天看來，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探索由對生產關系的推崇到注重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關系的探討已經觸及到了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實質，是非常可貴的。

　 1959年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3](p.894)在毛澤東看來，當一定時期，生產力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候，對于生產關系的調整就顯得非常重要了。他說：“所謂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個生產力的性質是什么意思？我們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數地區農民進行生產所使用的工具大體上一樣，或者說基本上沒有變，但是生產關系根本不同了。農村生產關系改變以后，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4](p.172)“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不斷發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斷解決。某一種生產關系這個時候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過一個時候就不適合了。……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他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4](p.216)具體到生產關系的調整， 1961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聽取譚啟龍等匯報時指出：“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么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8](p.2152)毛澤東也坦言他本人注意到的“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也即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還存在著許多的盲目性，生產力的重要性沒有被提到應有的位置上固定下來。毛澤東的“需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3](pp.916、917)，確實乃是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的痛定思痛之論。毛澤東開始嘗試著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來探討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是他研究的突破口。

　 二、價值規律是個偉大的學校

　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商品經濟問題，在整個20世紀五十年代人們并沒有弄清楚，以致于隨著人民公社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出現了違反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做法，其中以“一平二調”和“共產風”最為典型。毛澤東對此給予了批評，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談到了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的重要性：“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向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差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 [4](p.39)這一闡述將教條主義的危害暴露無遺，同時也使很多人在中國要不要保留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問題上吃了定心丸。毛澤東還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指出了在中國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所具有的重要歷史意義。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一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團結五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有計劃地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想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物資調撥。這樣做，就是剝奪農民。”[4](p.40)毛澤東在這里緊密地將理論與現實問題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強有力地批評了將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看作資本主義本質的教條主義思潮，另一方面又從中國國情出發估計了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整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所處的位置，闡述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性。

　毛澤東在1958年11月鄭州工作會議上指出：“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不能混為一談”，“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2](pp.435、439)毛澤東結合蘇聯的理論認識作了進一步分析：“斯大林這句話說得正確：‘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4](pp.49—50)歷史地看商品生產、商品經濟也就能夠對中國當時存在的商品經濟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毛澤東看來，“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人民公社，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我們可以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4](pp. 48—49)聯系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認識，我們不難理解毛澤東關于商品經濟認識的價值所在。因此，毛澤東對不能夠正確認識商品經濟的傾向給予了批評并加以澄清：“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用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2](p.434)對比中蘇在發展社會主義上存在的差距，也就使得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不言自明。

　正是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武昌會議）才在這一問題上取得了共識，會議指出，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仍應保留按勞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大原則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礙人們勞動的積極性，不利于生產的發展，不利于社會產品的增加。“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12](p.100)這一認識對于正確把握社會主義的時代性和長期性有積極作用。這一時期，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即商品經濟的認識，在當時發揮了統一思想的作用。李先念在1958年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全國財政廳局長和銀行分行行長會議上指出：“前一個時期，有人說銀行要消亡了，行長要轉業，貨幣和價值法則都不起作用了，這些都是錯誤的。通過會議的討論，現在算是明確了，商品生產、價值法則、貨幣都必須存在，按勞取酬還是必須遵循的，即使它是資產階級法權，只要對我們有用，還是要保留的，即使將來共產主義實行各取所需，也只是大體上說的，也不能打開倉庫，要什么，拿什么”[12](p.101)李先念的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消滅商品、取消貨幣、無視商品價值交換原則等認識是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認識。毛澤東這廓清迷霧，統一認識的思想在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相關探索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對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品經濟的認識，花費的時間更長，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才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又提出了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問題，進而又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題。”[13](p.844)近三十年的理論探索反映了這一問題的復雜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毛澤東最初探索的難能可貴。應該說這一理論認識是正確的，但又是初步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廣泛的共識，抑或者說是超出了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因此，這成為“共產風”泛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對于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名為《十年總結》的報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年作了總結 [8](p.2047)。對“大躍進”中煉鋼指標的認識，毛澤東作出了分析反映出毛澤東對建設過程中所存在的盲目性的認識。他指出：“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云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

　 實事求是地講，造成出現巨大盲目性的因素中客觀性因素占據了重要地位。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國情異常復雜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難度可想而知，可以說就是在黑漆漆的黑夜中摸索著前進。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共和國的創建和建設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糾錯的過程。毛澤東和陳云所感受到的“很大的壓力”，對于我們理解1958年的“大躍進”具有耐人尋味的啟示，“左”傾錯誤思潮在經濟建設領域的泛濫也絕不僅僅是某一個領導人頭腦發熱的結果，而是有著比較深厚的社會土壤和群眾基礎。因此，這在客觀上要求共和國史研究者對歷史的研究和評價應該持一種辨證、客觀的態度。

　 鑒于毛澤東的特殊身份，《十年總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對毛澤東撰寫的《十年總結》這一珍貴文獻進行研究，有利于正確認識新中國十年中發生許多重要事件。《十年總結》，反映出毛澤東對及時總結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經驗教訓的高度重視和歷史自覺。

　一個時期以來，史學界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的探索，從局限性和總結失誤教訓的角度闡述居多，甚至認為毛澤東的探索在遭受到重大挫折之后，陷于空想，應該說這是一種值得具體分析的觀點，并不能代替從正面發掘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所具有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啟示。從正面闡發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探索的理論價值應該成為一個值得下大力氣關注的研究領域。毛澤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在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由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是得失兩存之，所以直接導致了這一時期在這些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探索也是正確與失誤同在，成績與錯誤并存。這一探索所具有的價值，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他（毛澤東——引者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重大課題的探索，確實為后人做了開創性的工作。”[17](p.77)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既來源于本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總結，又來自于對他國經驗與教訓的批判吸收與借鑒，更是以這兩類認識成果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照、凝練和升華所得。它一方面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理論寶庫，對于深刻理解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另一方面又直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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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