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探索及貢獻

朱佳木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說過：“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①]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就是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展開的，并因為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水平而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說過去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并不是說一點沒有搞清楚，更不等于說根本沒有搞清楚；說鄧小平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科學水平，說明原先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已經有了一定的科學基礎。因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回顧和認識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探索及貢獻，是很有必要的。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要建立在工業化、現代化基礎之上、要提高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等問題，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從沒有發生過動搖。他的失誤主要發生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本建立后，用什么方法促進生產力發展，如何盡快實現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問題上。但只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就會看到，即使在這個問題上，他也提出了很多正確主張，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許多重要內容。我們只有把他探索得到的正確思想從失誤中區分和剝離出來，不因為承認他的失誤而忽視甚至否定那些客觀存在的正確思想，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以他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如何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探索并取得獨創性理論成果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又是如何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為什么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從而更加牢固地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一、促進生產力發展必須繼續變革生產關系和調整上層建筑，依靠和發動群眾，促進人的思想覺悟的提高

毛澤東晚年錯誤的一個主要表現在于，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但他抓階級斗爭的目的不是要放松或放棄生產，而是為著促進生產的發展，用他自己的話講，叫“抓革命，促生產”。實踐已經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和剝削階級被消滅后，再把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靠抓階級斗爭來促生產，不僅促不了生產，相反只會把生產搞糟搞亂。然而，“抓革命，促生產”所依據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仍然要以這種矛盾運動作為其發展動力的學說卻是完全正確的。另外，革命并不僅僅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階級，正如他說過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②]“一千年、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有矛盾的。”[③]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就反復強調：“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④]而說到底改革，不就是變革、調整與生產力、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嗎？從這個意義上講的“抓革命”，不仍然是“促生產”的強大動力嗎？事實上，我們今天也在“抓改革，促生產”。可見，鄧小平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當成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一，正是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另一個表現是急于求成，并試圖通過發動群眾運動來實現經濟建設的高速度。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否定了用群眾運動搞建設的做法，強調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但從沒有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定要充分發動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做法，相反，鄧小平總是強調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要求全黨無論建設還是改革都要堅持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的方針，運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可見，在搞建設、搞改革要依靠和發動群眾這一點上，鄧小平理論繼承和發展的正是毛澤東思想。

在糾正就經濟抓經濟、就技術抓技術和過分依重物質利益原則的傾向時，毛澤東也產生過另一種偏向。但是，他要求“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⑤]倡導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精神與社會風尚，推動向雷鋒、大慶、大寨等典型的學習，則是正確的和有效的；他關于不能僅僅靠物質利益來調動人的積極性的觀點，關于要用思想政治工作為經濟基礎服務并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觀點，至今仍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著指導作用。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搞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揚這些精神。”[⑥]他要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抓，批評“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并針對“八九”政治風波的教訓說：“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后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于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⑦]他告誡全黨：“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⑧]可見，在抓經濟建設要不要同時抓精神、抓思想、抓政治的問題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也是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

二、促進生產力發展必須不斷解決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保證黨的各級干部始終以平等態度對待勞動者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毛澤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存在求快求純的缺點，然而他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后還要繼續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探索，則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領域。他提出：“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⑨]“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⑩]

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工人與農民、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關系還會存在很長時間，但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已經更多地表現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而由于我們黨是執政黨，國家各級領導權大部分掌握在黨員手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基本體現在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上。因此，毛澤東認為，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關鍵在于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保證黨的干部以平等態度對待人民群眾。他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例如，一年、兩年整一次風；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他說：“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11]他還具體舉例說，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就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

在解決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問題上，毛澤東把重點放在防止管理者即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官僚化和利用手中權力搞腐化上。他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2]他提醒領導干部，“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13]他強調必須徹底破除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態度待人、靠資格和權力吃飯的作風，破除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并把整風作為克服和糾正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的有效途徑。他還提出廢除阻礙領導人接觸群眾的警衛制度，批評“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14]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一方面糾正過去整風運動中“左”的做法，另一方面繼承、發展毛澤東關于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思想，努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自覺加強黨的建設，不斷開展黨的思想教育活動，當前仍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這些活動盡管具體內容有所不同，但都圍繞一個主題，即在新形勢下如何保持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不變；盡管沒有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消除官僚主義和消極腐敗現象，但對于我們黨經受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對外開放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嚴重挫折等種種考驗，發揮了并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都說明，毛澤東關于不斷改進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思想，意義重大而深遠，需要我們繼續深入研究，并結合新的情況加以發揚光大。

三、促進生產力發展必須認真解決分配領域中的問題，防止兩極分化，注重共同富裕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過兩個重要思想，一是消費資料的分配取決于生產資料的分配，即生產資料所有制；二是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消費資料分配只能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這種平等權利對于不同等的勞動來說仍是不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對于這些涉及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重大問題，毛澤東作為把一生獻給人民解放和幸福事業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不可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進行深入的探索、取得自己的經驗。他在探索中雖然出現過認識反復和失誤，但由他領導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當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為改革開放后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奠定了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在分配問題上，毛澤東雖然也反對平均主義，但從總體看，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防止收入差距過大上。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指出，我們國家雖然又不富又不強，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5]他認為如果只講按勞分配，人們由于先天條件、家庭負擔的差別，收入差距難免逐漸拉大，久而久之難免兩極分化。20世紀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他主張迅速推進農業合作化是出于這個考慮，20世紀60年代初他堅決反對分田單干(即今天所說的包產到戶)同樣是出于這個考慮。他總是擔心不適當地強調等價交換原則，企業管理者和腦力勞動者相對于體力勞動者在事實上擁有的優勢，有可能漸漸形成一個“貴族階層”，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復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復供給制是出于這個考慮，晚年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同樣是出于這個考慮。這些思考存在理論上的誤區和脫離實際的一面，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情況下的貧富懸殊也主要不源自按勞分配，但他反復提醒注意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更需要我們高度重視、深入研究和切實防范。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糾正了在資產階級權利問題上的認識偏差，實行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政策，并允許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勞動收入參與分配。這些政策和制度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有利于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也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和社會階層之間產生了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反復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6]并要求對先富裕起來的人“征收所得稅”[17]、“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18]他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納入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提醒大家注意，改革不能搞兩極分化；晚年更指出：“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19]“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20]可見，鄧小平與毛澤東雖然在對待公有制的所占比重和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上有認識差別，但在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這個基本問題上，則是完全一致的。

社會主義社會如何解決好消費資料的分配，本來就是十分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了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勞動所得，處理起來變得更加復雜、更加敏感。近些年來，黨中央關于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資本與勞動的提法不斷變化，相關政策也在不斷調整，黨的十八大報告更把共同富裕寫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義。這些都說明，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共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搞貧富懸殊同樣不是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和兩極分化更不可能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21]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歷史新時期是逐漸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時，也說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22]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同志又強調：毛澤東“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23]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24]這些論述說明，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需要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總結、不斷認識的過程；要使這個認識取得新的飛躍，不僅需要總結改革開放35年來的探索經驗，也需要把改革開放前后60多年的探索經驗貫通起來總結。只要我們既不固步自封又不妄自菲薄，既勇于修正錯誤又勇于堅持真理，就一定會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上，由必然王國向著自由王國再大大邁進一步。————————————————————————————————————————————————————————————————————————————————

[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

[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③]《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59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頁。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頁。

[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頁。

[1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頁。

[12]《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頁。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頁。

[14]《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90—791頁。

[15]《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頁。

[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21]《毛澤東傳(1949—1976)》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3頁。

[22]《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23]《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第一版。

[24]《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第一版。

（來源：《中華魂》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