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要求解決“五多”問題

劉學禮

195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調查組在調查中發現，咸陽一區7月至10月，區干部因經常開會及配合各方面工作太多，導致中心工作沒有按期完成。對此，區鄉干部有怨言：“自上而下一級逼一級，自下而上一級怨一級，一級哄一級”。

西北局結合其他方面情況認為，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可能是一些地區和一些工作上的普遍現象了。1952年12月，西北局檢查組向中央報告了區鄉工作中的“五多”問題。1953年3月，毛澤東起草了《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認為西北局檢查組的報告集中反映了黨政組織在農村工作中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的“五多”問題。

毛澤東認為“五多”問題長久以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加嚴重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在全國黨政領導機關中展開反對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斗爭。他要求必須在1953年內，在執行中央1953年1月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著重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

毛澤東還強調，凡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工作任務都必須避免，不能對農民施以過多的干涉。

中央將《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下達后，全國各級黨政領導機關陸續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實行若干改進辦法，積極改進農村領導工作，清理農村“五多”現象，取得顯著成效。農村清理“五多”現象后，出現了政簡民勤的新氣象。

（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