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青年毛澤東在北京的足跡

劉海飛

去年12月，值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院團委組織發起了紀念活動——“尋找青年毛澤東在北京的足跡”。按照分工，我和院圖書館的胡嵐曦尋訪的地點是當年少年中國學會發起成立大會所在地——岳云別墅。

據資料顯示，岳云別墅位于盆兒胡同55號，原為浙江印縣會館西館。“1919年6月30日下午，王光祈等人來到順治門（即宣武門）外南橫街岳云別墅張文達祠，商議正式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列名發起人為李大釗、王光祈、陳淯、曾琦、周太玄、雷寶菁、張尚齡等七人。大家公推王光祈為籌備處主任兼會計，周太玄為文牘，李大釗為臨時編譯部主任。委托王光祈起草學會規約，組織籌備處，籌備期為一年。”學會成立一周年（1920）時，會員孟壽春、鄧中夏、袁同禮、李大釗等人曾來此慶祝并合影留念。為此，當時的宣武區方志辦在其所存的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出版的《浩氣長存》一書中，記載著“岳云別墅也由此成為‘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史上‘最可紀念之發祥地’”。

2013年12月10日，懷著萬分喜悅和激動的心情，我和胡老師分別從各自的住處出發，并約好上午10點會合。9點40分左右，我就到達了陶然亭地鐵站，從地鐵站D口出來，西行約600米，就到了盆兒胡同的南口。一切都出乎我們的意料。這條胡同從南到北貫穿大約有1公里，但入口處近500米長的馬路有四條車道的寬度，道路兩側有中學、大學、公園、單位辦公樓、回遷居民樓等，基本上沒有什么平房和四合院，與我們印象中的傳統胡同風貌迥異。更令我們驚訝的是，地圖上盆兒胡同55號的標注位置并非“岳云別墅”。帶著疑問，胡老師沿胡同往返3趟，終未發現55號門牌。這個結果令我們非常失望。盡管如此，胡老師還是讓我先走，自己一個人繼續在那尋找線索，追蹤一切盡可能的“蛛絲馬跡”。

盡管沒有探訪到岳云別墅的景致，但是這并沒有影響我們這次探尋青年毛澤東足跡的激情和思緒，記憶還可以通過查詢相關資料進行找尋。

眾所周知，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人數最多、影響最大、分布最廣、歷時最長的全國性青年社團，幾乎聚集了全國各地、各青年社團的精英分子。當時，毛澤東在長沙發起創立了新民學會，在三湘大地已經小有名氣，成為該地區進步力量的代表人物。經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的推薦，毛澤東在1919年底第二次來北京時就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

在少年中國學會，毛澤東參加的會務活動不是很多，但他非常遵守學會的紀律。例如，他認真履行了入會手續。1920年1月，毛澤東入會時還沒有提交志愿書，但是當時學會對入會手續有比較嚴格的規定，所以在1921年9月又正式提交了“入會愿書”。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積極交納會費、常年費以及各種規定的費用，這在學會的《少年中國》刊物上均有記載。另外，只要通信地址有變更，毛澤東都會及時報告學會，這也是后來他在為了革命各地奔波的過程中，仍能收到學會寄來的調查表的原因。除此之外，對于學會組織的幾次會員調查，毛澤東也按要求認真填寫。

毛澤東與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交往甚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會創始人之一王光祈。在毛澤東入會時，王光祈曾經和他進行過長談；在毛澤東提出要勤工儉學時，他也特別支持。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部分學會會員從上海乘法國輪船遠赴歐洲，當時前來送別的就有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曾兩次在陳毅回四川時托他查詢王光祈及其家人的下落。對于少年中國學會的其他會員，毛澤東也有很深厚的感情。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雖然日程安排十分緊湊，但他還是在上清寺渝園專門宴請了在渝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

應該說，少年中國學會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少年中國學會作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社團組織，在會員管理和會務工作開展等方面都很規范，這對于有“實踐家”之稱的毛澤東來說，自然會在其中學到很多東西。很多事實證明，后來毛澤東對于新民學會建設問題的思考多得益于少年中國學會。

少年中國學會也促進了毛澤東的學習。在當時的少年中國學會成員中，會員多系留學歸國或大學畢業準備出國留學的知識青年，這些會員十分重視學理研究，從而也促使毛澤東思考和探求更深層次的問題。毛澤東在這里意識到了求學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并一度準備赴法勤工儉學，后改為赴俄勤工儉學，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能實現。

在少年中國學會中，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地對毛澤東有所幫助。除了王光祈之外，李大釗是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引路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支持過毛澤東；左舜生在毛澤東處于困境時，在上海熱情地接待過毛澤東；李璜曾經關心過他的學習。甚至在國共談判的過程中，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在其中的周旋對毛澤東也是一種無形的支持。

當然，少年中國學會對毛澤東最重要的影響還是體現在思想方面。毛澤東借助學會豐富的思想資料，并以自己的艱苦探索完成了思想的轉變。以上種種或許是他后來提出恢復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因吧！

清末時期，各種社團在中華大地上如雨后春筍般產生了，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是各種思想沖擊碰撞的年代。在這個變革過程中，社團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載體和陣地。毛澤東曾經是新民學會（1918）、湖南省學生聯合會（1919）的發起人，湘潭教育促進會（1920）、文化書社（1920）、俄羅斯研究會（1920）的創建者。如此豐富的創辦和參與社團的經歷，對于毛澤東的成長來說大有裨益。后來，毛澤東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各方面來看，都與他在社團中的歷練和因此產生的社會影響是分不開的。

在當時成立的社團中，絕大多數成員是具有遠大抱負和社會責任感的青年，他們通過這個舞臺展現自我，交流思想和學術，分享經驗和人生。但是大浪淘沙，青年人在其中難免觀點各異、表現各異，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最終分道揚鑣，所以導致了少年中國學會后來的解體。應該說，這又是必然的。社團本身就是一個大熔爐，有的人可以通過它的培育，從此走向了陽光大道；而有的人在其中，就注定只是一個匆匆過客，好像這世界本身就不屬于他；還有的人，因為是非觀念不同，有時會走向事物的反面，從而成為歷史和社會所唾棄的人。

在接下來的尋訪中，終于獲得了一些線索：從附近的居民和公園的管理員處得知，岳云別墅現已不存；白紙坊街道辦事處城建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盆兒胡同并沒有55號。最后，我們從原宣武區方志辦得到確切答復，原來的岳云別墅已經拆除。由此，我們的探訪也就告一段落。

盡管毛澤東與岳云別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他是否去過岳云別墅我們暫時也無從考證，但少年中國學會是對毛澤東產生重大影響的社團組織，作為其最具紀念價值的建筑，岳云別墅理應受到保護。我們期待它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也期盼有關部門能夠恢復其當年的面貌。不為別的，只為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緬懷這位偉大的領袖以及當年和他一起努力奮斗過的同仁們。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