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基本問題的探索和回答

孫占元

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對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如何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三個基本問題進行了艱辛探索和系統回答，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歷史啟示作用。

對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探索和回答

在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確定了正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特別是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探索，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因為中國民主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的條件并不相同，十月革命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契機，突破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而取得勝利的，而作為中國革命對象的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力量過分強大，中國革命的任務特別艱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多次武裝起義，唯有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轉向井岡山，是開辟這條道路的開始，此后也因我們黨內“左”的錯誤的影響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但經毛澤東闡明和探索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歷經22年艱苦卓絕的斗爭實踐的檢驗，為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開辟了正確的道路。毛澤東提出的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強調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的思想，與武裝斗爭一起，構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他倡導的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和奉行獨立自主，是貫穿于其思想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深刻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領導者與同盟軍以及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問題，強調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毛澤東的這些探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新。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開創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了近代以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

對如何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探索和回答

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各項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與建設，為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53年６月，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化三改”的總路線，以工業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并舉，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切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致開幕詞時說：“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了政治條件。1956年初，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思想。隨后，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方針。并且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方針的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建立起來。

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回答

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毛澤東開始了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力圖帶領全黨走出一條不同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以蘇為鑒，從中國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處理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十個重大關系的思想。在此基礎上，黨的八大突破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定性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而且針對著這個主要矛盾確立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八大提出和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后，怎樣進一步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的矛盾，成為黨和毛澤東反復思考的重大問題。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怎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作了系統闡述。他在關于怎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和方針上，提出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以“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解決發展中的矛盾，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促進文化的繁榮，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處理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還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等。他又在南京、上海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中強調：“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此后，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在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問題上，1957年9—10月間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把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定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速度問題上，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盡管反映了人們的良好愿望，卻忽視了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結果出現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等的失誤。1959—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初步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由于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行的。他強調：“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但“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前行。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探索和回答是一個艱辛的歷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

（作者系山東省委黨校副校長）

來源：《學習時報》2014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