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視野下的大國領袖毛澤東

盧潔 龔格格

一位走在時代前面50年的天才

國外學者對毛澤東生平的評介呈現出層層遞進、不斷深入、逐漸客觀的特點。

新中國成立前，以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為代表，一批西方記者沖破國民黨的封鎖，通過實地采訪，對毛澤東的形象進行了勾畫，或真實，或片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因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或反面宣傳而被扭曲的毛澤東形象。

在這些西方記者的眼里，毛澤東舉止隨和，談吐老練，愿意同遠道而來的客人交往，毛澤東給他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對斯諾來說，毛澤東是窯洞里的預言家，盡管毛澤東表面看上去很冷淡，斯諾還是被這位富于想象力的共產黨領袖那種“天生精明”迷住了。斯諾感到了一種“天命的力量……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卡爾森說，毛澤東是他所遇到過的“最無私的人”，“一個社會空想家，一位走在時代前面50年的天才”。漢森認為毛澤東是一個謙遜的、“完全無私的人”。漢森指出，毛澤東是繼斯大林之后“國際政治中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領袖”。伯特侖用同樣的口吻稱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并說他是中國人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冷靜和穩定思想的人”。

還有一些外國人在其著作中用近乎幽默、狂熱的語言對毛澤東作出評述。比如，在岡瑟·斯坦看來，毛澤東是一個“身著肥大褲子、操著濃重鄉音、精力充沛的農民知識分子”。厄爾·利夫寫道：毛澤東決非共產主義的盲目信徒。他能夠同任何人長談到深夜，所涉及的問題小到唇膏，大到列寧主義，顯示出對國際時事的廣博知識。伊洛娜·拉爾夫·休斯聲稱自己見到這位紅軍領袖時，感到“一瞬間看到了永恒”。她寫道：這位曾經是農民、哲學家、詩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華民族的化身”。

真正將毛澤東生平業績進行較深入研究和剖析，并作出較為深刻評述的是斯諾。斯諾不僅僅對毛澤東個人生平作一般的敘述，而且將毛澤東個人的生平置于歷史維度中，按時序分六個階段進行考察。斯諾還對毛澤東作了這樣的評價和預見：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如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斯諾在多次采訪毛澤東之后，詳細查閱所有能接觸到的原始材料，比如蘇維埃政府立法和執法機關的法令，各種報紙、雜志、小冊子和報告，并盡可能核對了美國、中國以及蘇聯的權威著作中提供的材料。不僅如此，他還將自己采訪毛澤東的記錄稿，“在最后用英文定稿之前，曾先后兩次譯成中文呈送給毛澤東校訂”。

1945年1月30日，英國《新聞時事報》發表斯坦因寫的《毛澤東朱德會見記》一文。他說，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30小時當中，通過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開始了解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與愛戴了。“他幾乎羞怯的謙遜與自然的熱誠，反映著對于別人的人性尊嚴的深深敬重，以及對人的學習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斷地讓負責的工作者們所牢記的基本意識之一。” 他這樣記述道，毛澤東告訴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和平，群眾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并了解他們的經驗、愿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為政策交還給他們。毛澤東說他的領導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級政府之下的8600萬人民的信任。

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

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外在密切關注新中國的發展和社會動向時，也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于毛澤東，試圖通過毛澤東來研究中國的發展動態及其走向。這一時期，國外出版了一大批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對毛澤東的思想生平業績的研究較前更為豐滿、深入和全面。

1961年，英國學者羅伯特·佩恩說：1949年時，毛澤東還是一個不廣為世人所知的人物，而12年后他已聞名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這樣統治如此眾多的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起源的了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變得如此迫切。

日本的竹內實在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毛澤東的詩詞與人生》。在他看來，毛澤東“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一位詩人”，他甚至認為，“與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千古絕唱相比，毛澤東的詩詞毫不遜色。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這本書當時在日本引起較大反響，改變了日本人既往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的膚淺看法。他后來回憶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給予他終生的印象：“我注意到他渾身沉浸在沉靜的氣氛中。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說，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由此他得出結論：“毛澤東與其說是革命家，毋寧說是一個讀書人。”

1969年，日本學者中西功在其著作《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提出：“毛澤東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才干，尤其他是一個軍事天才，像在中國這樣一直以武裝斗爭形式為主的革命中，他確實是最為有用的人才。他在30年的革命過程中，竭盡一切努力，作出了許多獨創性的貢獻。他締造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毛澤東傳記作品，是國外毛澤東研究著名學者斯圖加特·施拉姆所著的《毛澤東》。該書出版時，正值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外國學者把這場運動理解成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施拉姆在深入研究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后，認為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直接目的是為推行自己的政策，更深刻的考慮是培養接班人，反對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試圖建立一種天生能預防官僚主義的新型黨組織。

通過分析，施拉姆對毛澤東作出基本的評價：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更是一個獨具理論思維的思想家。在《毛澤東》一書的序言中，施拉姆寫道：“今日之中國是經過半個世紀革命之后而誕生的，而這場革命的方向實質上是由既是理論家又是活動家的毛澤東決定的。”在施拉姆看來，“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毛澤東將徹底改造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旨在將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他決心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抹殺毛澤東的名字，也就沒有了中國革命的歷史

毛澤東逝世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進入外國學者所謂的后毛澤東時代。這一時期，國外陸續產生了多部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著作。

其中，影響最大的著作是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作者認為，“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于統一了中國”，“毛澤東不但把極其衰敗和亂如一盤散沙的中國合為一體，同時，毛澤東也恢復了中國人的自信。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毛澤東傳奇般的生平事跡更甚于他的理論創造活動”。

在特里爾看來，“毛澤東的一生用一種模式是難以概括的”，因為他是“一個既是猛虎又是狡猾的猴子的人”，毛澤東絕不是一種，而至少是五種類型的人的綜合：他是農民運動領袖，發起了全國的暴動；他是軍事指揮家；他是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詩人；他是哲學家，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東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機構中的政治領袖。特里爾致力于將毛澤東塑造成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把毛澤東的生平事業描繪成一幅充滿沖突和傳奇色彩的歷史畫卷。

1987年，日本學者竹內實在其《現代中國的實相》的序言中認為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的四位偉人之一。竹內實寫道：“如果把始皇帝作為權力政治的第一人的話，那么孔子就是沒有權力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人。這樣，權力方面的代表是秦始皇，權威方面的代表是孔子。這是中國歷史上兩個代表性的人物。”“作為使這兩個人合為一體的第三人而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他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權力又擁有思想這類人物”。“毛澤東是一位以中華世界為對象奮斗一生的人物。他應該在中華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抹殺毛澤東的名字，也就沒有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10卷和《毛澤東集·補卷》9卷及別卷，共20卷本，已成為國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必讀文獻資料，開創了國外文獻學視域下毛澤東研究的先河。

這一時期，《人民的皇帝毛澤東傳》一書的作者迪克·威爾遜稱，毛澤東是一位需要公正評價的歷史巨人。以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著稱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蘇也認為，“不管人們對毛澤東有怎樣的看法，誰都不能否認毛澤東是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

日本學者野村浩一也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這位“20世紀的東方巨人”。他寫道：“回顧歷史，恐怕沒有人對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這一點表示懷疑。毛澤東是一位最杰出的革命家，他是一位率領幾億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從動亂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不僅是20世紀的中國人民的偉大解放者，而且也是一位給當今世界以巨大影響的杰出人物”。

現代中國歷史上值得大家關注和欣賞的一面鏡子

進入新世紀以來，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生平業績研究的視域發生了新的變化，愈加走向深入、客觀和歷史的研究毛澤東，對毛澤東本人進行結論性的評述逐漸淡化。

西方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認為，編譯毛澤東的著作集將會給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而一部傳記則很快就會因中國國內陸續披露新的材料而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這一時期關于毛澤東生平業績研究的論著，特別是對毛澤東一生進行描述的論著跳出了一味尋找新材料、披露新事實的范式。研究者跳出對毛澤東作整體性的、一生的最終評價，而將研究視角更多地聚焦于原始文獻資料的研判，展開專題研究和分析。

2002年，英國學者齊慕實在其新著《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有關這段歷史的文獻》中寫道：“無論你認為毛澤東是否是英雄，不可懷疑的是這位偉大的舵手始終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他的生平和著作都是現代中國歷史上值得大家關注和欣賞的一面鏡子。”

2006年，執教于英國萊斯特大學的米歇爾·林奇教授在其著作中寫道：“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懷有敬畏的感情，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是最偉大的英雄，他解放了全中國。毛澤東領導了一場廣泛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成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域帶頭與蘇聯相抗衡的世界力量。”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毛澤東生平研究著作是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副教授麗貝卡·卡爾的《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世界中的中國簡史》一書。該書將毛澤東置于20世紀的全球背景下進行語境闡釋，作者希望還原一種世紀背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總體意識：是什么讓毛澤東和中國革命能夠成功，又是什么讓毛澤東成為一位極具獨特影響的領袖人物。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寶庫

1951年，國外著名毛澤東研究學者本杰明·施瓦茨在《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一書中首次使用了“毛主義”的概念，用這個專有名詞來表述毛澤東思想。從此，國外學者圍繞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基本內容、核心及主要特點等內容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學術研究，有過多次激烈的爭論，得出了形態各異的觀點。比如，關于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問題，國外學術界得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論”、“民族傳統論”、“兩源論”、“異端論”、“烏托邦主義論”等觀點。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一種觀點認為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思想，并據此將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特點歸結為“民粹主義”；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是以實踐為主體的思想，在這些學者眼里，毛澤東首先是一個實踐家，其次才是一個思想家和政治家；有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比如施拉姆認為，“毛澤東思想中充分闡釋了領導者和群眾之間諸如此類的各種關系。總的來說，群眾路線是貫穿此類關系的核心概念”。總之，外國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內涵豐富、外延寬泛，有一定的理論深度。

在這個過程中，外國學者對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發揮的作用、毛澤東對國際社會的影響等作出了較高評價。

首先，有一批外國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源于馬克思主義，據此，他們對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關系問題給予肯定。比如，施拉姆在《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一文中指出，毫無疑問，毛澤東對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施拉姆這里講的理論貢獻應該是指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日本學者松村一人在其毛澤東研究代表作《論毛澤東哲學的意義》中寫道：“今天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的整個毛澤東的理論，正是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專心思索而創造出來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作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的辯證唯物論，也大大前進一步。”日本學者野村浩一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一活的靈魂的體現，它推動了中國的解放事業，能與列寧主義相提并論。

其次，外國學者對于毛澤東思想的正面評述集中在它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關于這個問題，日本學者中西功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評述。在其著作《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中西功寫道：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各個時期由“七大”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第一個時期由“八大”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都是科學的、正確的，是本來意義上的毛澤東思想。對于1958年以后由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所支撐的毛澤東的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澤東的思想，中西功則不以為然。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作出了客觀的評價后，美國學者沃馬克在其1982年出版的專著中引用香港報刊上的一段引文來表述自己對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進程關系的看法：“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寶庫；多年來毛澤東思想已經和人民結成一體，沒有人能擯棄它，人民不會擯棄它，因而他們不能拋棄他們自己革命的過去。他們不能把他們指導的并用來改變世界的武器置之一邊……毛澤東犯了錯誤，不能認為要求黨全面和正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便是反對毛澤東。”

最后，外國學者無一例外地承認毛澤東思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財富，它對于國際社會，尤其是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其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1973年，英國學者杰克·格雷在其專著中用專門章節分別論述了毛主義在中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以及全世界的現實意義。1977年印度出版的馬諾蘭江·莫漢蒂的《革命暴力：印度毛主義運動研究》專門論述了毛澤東的革命理論以及對印度左派運動的影響。1981年，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在《毛主義的未來》一書分析了毛主義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及其未來的發展，同時他也暗示了毛主義在第三世界的成功和失敗。

這方面的論述最全面的是英國學者羅伯特·J·亞歷山大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的國際化》一書。亞歷山大在書中專門論述了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狀況。另外還單獨介紹了毛澤東思想在非洲的影響。亞歷山大并沒有將介紹毛澤東思想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和影響截止到所謂的鄧小平領導時期，而是將研究延續到了出版之前，作者試圖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擯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國際上的廣泛影響仍然沒有消失。

2010年，美國學者里查德·沃林出版新著《風從東邊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國知識分子，文化革命及其遺產》，再現20世紀60年代法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傳奇經歷，闡明了毛澤東主義現象是如何在法國掀起一場民主政治巨變。在作者看來，雖然毛澤東主義對法國最優秀、最聰慧的階層中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其實他們并未真正理解中國政治。相反，更為矛盾的是，“文化大革命”被當作法國社會解放變革的工具。法國左翼派學生群體采納了“文化革命”這一修辭說法，并將其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批判中。作者還分析調查了毛澤東主義對法國文化領袖想象力的影響。

（來源：《黨史博采》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