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貨幣金融思想與實踐

黃先祿

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金融問題，把貨幣政策作為“對敵戰爭的重要武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把“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作為“我黨的重要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頁），在開展“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的同時，大力開展“經濟的競賽”，“努力于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24頁）。陜甘寧邊區（以下簡稱邊區）政府成功地運用毛澤東的貨幣金融思想，擺脫了國民黨和日寇的金融掠奪，摧毀了舊的封建主義貨幣金融體系，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貨幣金融體系，使邊區成了共產黨局部執政的“示范區”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試驗區”，有力地支持了中國人民抗戰事業和解放事業。

獨立自主是重要前提

銀行是商品經濟的產物，也是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經驗表明，在奪取政權、建立政權之時，就必須奪取銀行、建立銀行，這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條經驗教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圣，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假若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頁）。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從巴黎公社的失敗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訓，認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1頁）。而對于外國資本的進入，特別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開銀行、投資和放款，他則認為，這“不僅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9頁）。因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不久，邊區政府就在充分吸取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銀行、利用銀行的思想基礎上，突破合作協議中國民黨不同意邊區設立銀行、發行貨幣的局限，相機行事地建立了邊區銀行，牢牢把握“邊區金融問題的中心就是邊幣問題”這一核心，正確處理邊幣與法幣之間的特殊關系。當貨幣兌換出現問題時，邊區毫不猶豫地發行輔幣——光華券；當國民黨停發軍餉時，黨中央授權邊區銀行發行主幣——邊幣，斷然決定停用法幣，切斷與法幣的聯系，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保護邊區經濟的安全穩定，使邊區人民免受法幣貶值的損失。邊區黨政軍多次發出訓令、快郵代電、火急密電等，一再重申“暢流邊鈔、禁用法幣”的政策，使邊幣牢固地占領了邊區市場，也扭轉了邊區金融工作的被動局面，擺脫了國民黨政府對邊區的金融控制，保障了邊區經濟工作的金融安全，贏得了邊、法幣斗爭的主動權，達到了以經濟上獨立自主支持政治上獨立自主的目的。

經濟發展是重要基礎

一般來說，兩個獨立的或相對獨立的經濟區域發生經濟聯系時，經濟力量較弱的一方需要從經濟實力較強的一方輸入必需品，如前者的輸出抵補不了輸入，則前者對后者存在著經濟上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既表現為經濟實力強的區域流通的貨幣在經濟實力弱的區域內流通，又表現為經濟實力弱的區域必須從經濟實力強的區域輸入商品。

延安時期，針對邊幣與法幣同時流通并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毛澤東指出：“邊區的問題，基本上不是金融問題，而是經濟與財政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只有通過發展生產”（《陜甘寧邊區金融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頁），重申“關稅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和發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而不是相違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68頁），并明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認為“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同時，還批評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1—892頁）。這些都充分說明毛澤東已經認識到貨幣發行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即貨幣的發行應以生產的發展為基礎。

為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邊區政府采取減租減息、發放貸款、開源節流、精兵簡政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動了邊區的大生產運動。據統計，從1940年到1944年，邊區耕地面積達到1400萬畝，產糧200萬石，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農業上實現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業上，產品從半自給走上了全自給的道路；商業上也出現了日益繁榮的景象。大生產運動的巨大成果，解決了邊區“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的問題（《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頁），使邊區掌握了足夠的物資，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現象，為邊幣幣值穩步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1944年，邊幣發行增加2倍多，但物價上漲只有1倍多，邊幣又進入到相對的穩定時期。

保持穩定是重要目的

保持貨幣幣值穩定，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貨幣金融思想。延安時期，毛澤東曾指出，要保持匯率的穩定，紙幣發行要有準備金，要有適當的貿易政策作后盾，應維持不低于偽幣之比價（《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37頁），“能夠解決發展經濟與平衡出入口這兩個問題，就能使銀行幣穩定”（《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頁）。因此，邊區政府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結合邊區實際，靈活機動地開展金融工作。當邊區物資缺乏時，物價上漲，就適當地降低邊、法幣比價，使法幣升值，便利物資進口，物資進來后，物價跌落，又適當地提升邊、法幣比價；當邊區不缺乏物資時，就適當地提升邊、法幣比價，使法幣貶值，擇機擴大邊幣的流通范圍，促進邊區金融穩定、邊幣穩定。但是，作為交換媒介，法幣有優于邊幣的地方，邊幣是“短腿”，法幣是“長腿”（《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五編金融）》，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頁），法幣不但是國統區的法定貨幣，而且還占有邊區65%的市場。政策上，邊幣要獨占邊區市場而成為邊區境內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但事實上，邊區受到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不足的影響，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幣，并在對外貿易上將邊、法幣聯系起來，形成了特殊的邊、法幣同時流通狀態和復雜的邊、法幣關系。

邊幣發行初期，特別是光華券輔幣發行時期，邊、法幣的比價基本固定在1：1，物價基本穩定，與國統區物價相應變化。1941年2月，邊區銀行幣主幣發行，邊、法幣的比價和邊區的物價就逐步發生變化，不久就出現金融動蕩和通貨膨脹。1941年5月，邊區第一次出現金融大波動，延安物價指數甚至一度超過重慶，造成邊、法幣比價下跌，達到2：1。為支持抗戰、支持財政、支持經濟發展，邊區仍舊加速邊幣發行。從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三年半的時間里，邊幣就增發787倍，延安物價同期上升817倍（高強：《陜甘寧邊區貨幣發行初期的通貨膨脹與治理》，《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邊、法幣比價由1941年2月的1：1跌至1944年2月的11：1，結果造成邊區物價飛漲，法幣大量外流，邊幣迅速貶值。

面對因邊、法幣獨特復雜的貨幣關系而產生的頗為奇特的經濟現象與金融動蕩，一些經濟方面的專家存在嚴重的金融本位主義、貨幣保守主義傾向，脫離實際而又無法解決問題。于是，毛澤東對此提出尖銳的批評，指出：“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他還認為，“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還沒有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書”（《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8頁、第813頁）。當時主持邊區財政金融工作的陳云認為分屬于兩個不同經濟體系的兩個不同貨幣體系的邊、法幣之間的貨幣關系是“七分服從，三分獨立”（《陳云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頁）的關系，在戰時經濟下，貨幣對物品的購買力處于經常的變動之中，法幣的漲跌必然會引起邊區外物價的漲跌。這就是說，貨幣斗爭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金融穩定只能穩定在比價上，而不能穩定在物價上，如果想通過給邊幣升值的辦法來維持邊區內物價的穩定，就會“打了我們自己庫里的法幣”（陳云：《關于財經問題的報告》，《解放日報》1944年12月1日）。因此，為了重振邊幣信心，打擊法幣，整理金融，做到在擴大發行的同時又不會引起金融和物價的波動，陳云就采用“偷梁換柱”的方法，以發行商業流通券替代邊幣，最終使邊、法幣比價重新穩定在1：1左右，使邊區物價重新趨于穩定，取得了邊、法幣斗爭的完全勝利，“創造了中外戰時財經史上鮮為人知的光輝的一頁”（李成瑞、朱佳木主編：《陳云經濟思想發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作者單位：中國延安干部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4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