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前后毛澤東擬赴蘇聯治病的原委

王占仁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史料中公布了一則關于毛澤東到蘇聯治病的原始檔案：1934年3月27日，“李竹生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中共］中央報告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認為可以派他去作為出席代表大會上的代表？您的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認為，他的旅行安全難以保證。此外，應該考慮政治后果。”

李竹生當時是中央臨時政治局六個成員之一，皮亞特尼茨基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委員，負責處理中國問題。這封電報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字，卻至少反映了五個方面的情況。這些情況真假參半，甚至撲朔迷離，與此后共產國際發來的電報對照閱讀，充分反映出共產國際、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和在此期間毛澤東的艱難處境。

第一，“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的說法不符合實際情況。在這段時期，毛澤東真病只有兩次，病癥都是當時紅軍的流行病——瘧疾。

第一次是在1929年7月末，毛澤東因瘧疾病倒了。這次病得很重，從7月下旬到11月下旬，休養長達四個月。國民黨甚至造謠說，毛澤東已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1930年2月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還發了一篇訃告，高度評價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當然說毛澤東得了肺結核并且病故，純屬造謠。斯諾的“毛澤東印象記”中寫道：“他從來沒有得過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癥’，并不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謠傳的那樣。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盡管他跟大部分紅軍指揮員不一樣，吸煙沒有節制。”

第二次是在1934年9月，毛澤東在于都得了惡性瘧疾，病得非常重，經過紅軍醫院院長傅連璋的精心治療，直到病后第八天才能起床。長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身體還沒有痊愈。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之后，曾經給毛澤東治過病的傅連璋又見到了分別一年之久的毛澤東。據傅回憶：“我坐在板凳上，兩眼緊緊地盯著毛主席，見他精神很好，臉色黑黑的，我心里很高興，問道：‘主席路上身體可好？’‘我很好。’毛主席笑著說。‘瘧疾復發了沒有？’我又問。‘沒有，什么病也沒有生過。’”

事實上在這段時期，毛澤東先后兩次請過病假，但并不是真的因為生病。第一次，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在會上，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批評他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致使毛澤東無法主持會議。會后不久，他就向蘇區中央請病假休養，1月下旬，他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第二次，1932年10月，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會后，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93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中寫道：“［中共蘇區］中央局舉行了［全體］會議，并同意中共中央的指示。莫斯克文負責前線的一切軍事問題，毛澤東因病已回到后方［……］”毛澤東在10月中旬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璋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這一次休養又是四個月，直到1933年2月中旬，毛澤東才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

在此期間，有一封“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6月10日）”也談到了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其中寫道：“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派他去前線策劃軍事行動。他也希望去前線。”我們可以看到，這封電報要表達的主要內容不是毛澤東身體極弱，而是想說他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希望他去前線。

第二，“他已停止工作”確屬實情。當時毛澤東為什么停止工作了呢？實際上，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十分艱難。1965年毛澤東在談起這段歷史時不無感慨地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一人事變動，張聞天在《1943的延安整風筆記》中稱為“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方面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這就是李竹生的電報里為什么說毛澤東“已停止工作”的原因。因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只是個虛職，人民委員會主席才是負重要責任的實職。毛澤東以前是兼任這兩個職務的，現在去實留虛，自然和“停止工作”沒什么區別。

第三，派毛澤東“作為出席代表大會上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但是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里的代表大會是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這么重要的內容并沒有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1934年4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召開會議，聽取“中共中央關于毛澤東因病是否適宜去蘇聯的電報。”并作出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由會議討論的議題和作出的決定可以看得出來，派毛澤東作為七大代表的事情根本沒有作為議事日程。

據《毛澤東傳》記載，1934年五六月份，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受博古等派遣，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向王明匯報國內情況時，轉達了博古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的口信，王明說：“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很顯然，當時以博古為負責人的臨時中央，以王明為負責人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都不愿意毛澤東作為國際七大的代表。

第四，“安全難以保證”既是非常好的拒絕理由，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34年4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駐上海遠東局書記埃韋特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反對毛澤東出行，因為我們不認為能夠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險。即使需要大筆開支，也絕對需要在蘇區組織對他的治療。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當地醫治和有病死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意他來莫斯科。”這里雖然也以難以保證安全為由，明確拒絕毛澤東到莫斯科來。但是不惜“大筆開支”也要將毛澤東治愈的指示足以看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吳亮平回憶道：“后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博古宣讀的可能就是這份電報。

第五，“應該考慮政治后果”是要傳遞的實際情況。為什么治病還要“考慮政治后果”呢？那是因為毛澤東不但在紅軍和黨內有著崇高的威望，而且是使國民黨反動派聞風喪膽的傳奇人物。這一點不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都是有清醒認識的。1932年10月8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埃韋特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因此為實行正確路線而與他進行斗爭時必須謹慎行事。”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電報指示：“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目前采取這一步驟，會給紅軍和政府造成嚴重的后果。”毛澤東是“大人物”，所以治病也要“考慮政治后果”。況且毛澤東這時并沒有病，如果以治病為由把毛澤東弄到莫斯科，無非是親者痛仇者快，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與拒絕毛澤東赴蘇聯治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33年9月5日，從上海發出的電報詢問是否同意受重傷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療，9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非常會議答復：“如果身體狀況允許他完成這樣的旅行，我們不反對他來這里。”同日發給李竹生的電報說：“同意科穆納爾來這里，如果他的身體狀況允許他進行這樣長途旅行的話。”當時王稼祥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也非常重要，路上也會有危險。為什么不反對他去蘇聯治病呢？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王稼祥是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原來，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樂安縣谷崗村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因國民黨軍飛機轟炸，彈片打進腹部而負了重傷。正如他后來自述的那樣：“我傷口大化膿，幾乎死去。”這是真的有重病在身，如不及時治療，會有生命危險。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2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