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對新中國文化建設隊伍基本狀況的分析

楊俊

新中國成立之初，建設新文化的歷史任務尤為迫切，然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歷史特點和思想文化工作的特殊規律決定了這一重要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實現文化領域的破舊立新，首要問題是對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立場、作用、力量等進行科學、周密、深刻的分析，形成如何造就文化工作隊伍和建立文化工作統一戰線等問題的科學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正確的新文化建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一、新文化建設工作的首要問題��

恩格斯曾經用“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1］來形容歷史的創造問題。中共領導的新文化建設工作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兩大方面：第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的必然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2］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后，在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的同時必須進行文化變革，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反對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文化，建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第二，中國革命邏輯的必然要求。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已經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成了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屬于社會主義體系。主動適應政治、經濟的革命性的變革，肅清腐朽沒落的舊思想、舊文化，以新文化來促進和鞏固新政治和新經濟體系的確立，是新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3］��

確立新文化是艱巨而復雜的，其原因有三個：第一，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新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目標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4］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封建主義的思想，批評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樣，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地位才能確立起來，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的勝利，保證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5］這是原則要求，但具體政策上還是有區別的：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思想是批判肅清的問題，對非馬列主義、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則要進行批評，指出它的錯誤。第二，新中國采取的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把廣大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視為新中國的建設者和重要同盟軍，在重視、團結和利用他們的同時，對他們采取必要的教育、限制和改造政策，特別是要注意防范其不利于向社會主義發展的作用，這也增加了確立新文化工作的難度。第三，是由新中國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的內在屬性和特殊規律決定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心理過程，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從根本上區別于私有制社會的舊文化，就在于徹底的革命性和真正的人民性。新中國文化的性質、內容和特點決定了這種新文化“必須從外部自覺地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6］因此，相對于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政治、經濟建設，確立、鞏固和傳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新文化的大眾化工作仍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

毛澤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7］為此，我們首先必須“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明了各種階級的互相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7］(p.113)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極其重要而又錯綜復雜的新文化建設任務，首要問題依然是對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形成對新文化建設隊伍的領導力量、依靠力量、團結對象、教育和改造對象的科學認識，并在此基礎上確立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二、分析文化隊伍的理論根據��

正如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所描述的：“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時候，中國革命家們已經展開并且贏得了那些摧毀舊秩序的戰斗。”［8］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文化思想已臻成熟。在《青年運動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等著作里，毛澤東對文化思想進行了集中闡述，從而形成了中共基本文化理念，這也成為如何評價和衡量新中國文化隊伍的基本指導思想。��

第一，決定論和反映論。毛澤東認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3］(pp.663～664)文藝作品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必須體現人民性，為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服務，在內容上要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9］��

第二，革命功能論。文化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在社會生活和政治運動中發揮特殊作用。毛澤東指出，除了手里拿槍的軍隊，“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9］(p.847)“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3］(p.618)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產生了新的文化生力軍，“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都有了極大的發展”，“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3］(pp.697～698)��

第三，文化工作者的階級屬性及其改造問題。毛澤東提出，包括文化工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3］(p.641)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人民大眾服務。［9］(p.855)��

第四，高度重視、正確處理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指出，“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3］(p.620)這就要求黨必須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與此同時，要善于處理知識分子問題，“對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采取任何冒險政策。”［10］��

自延安整風時期開始，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思想改造，廣大文化工作者自覺實踐了毛澤東的文化工作思想。他們的文化作品在內容上反映了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實際，又采取了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因而對廣大群眾產生了積極的教育與動員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對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他強調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多種意識形態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是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他指出：“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道路”，［11］并暢想“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的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12］；他曾經說，人民政權歡迎文化工作者是因為他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11］(p.131)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3］等等。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也是我們分析新中國文化建設隊伍的重要思想根據。��

三、對新文化隊伍內部狀況的具體分析��

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首先是在廣大農村建立根據地，由農村包圍城市而取得全國政權。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和歷史道路相適應，新中國成立初期，從事文化建設的隊伍主要是由來自革命根據地、老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和來自原國統區的文化工作者兩大部分組成。其中原國統區的文化工作者又包括三個部分：中共領導的活躍于原國統區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原國統區的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原國統區留下來的“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知識分子。［10］(p.1485)依據毛澤東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初步實踐，筆者認為毛澤東對這支隊伍內部各階級階層的政治屬性、思想狀況、歷史作用、社會影響等問題的主要認識如下：��

（一）關于來自革命根據地和老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

這支隊伍用毛澤東的話就是“我們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14］，主要包括“山頂上的人”和“亭子間的人”兩部分［15］。“山頂上的人”是指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共領導的蘇維埃地區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共干部和知識分子。“亭子間的人”是指抗日戰爭開始后，從原國統區城市里奔赴延安等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愛國青年學生和進步文化人士。這些人的共同特點首先表現在他們接受過延安整風的學習與改造，吸收了毛澤東文化思想；其次是他們都親身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第三是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文化戰線發揮了革命作用，為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毛澤東認為這支來自革命根據地和老解放區的文化隊伍是帶著豐富成熟的“工農兵文藝”的經驗走進新中國的，他們熟悉黨的政策，熟悉工農兵群眾，也具有較強的政治敏銳性。當然，新中國成立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帶來的變化是深刻的、革命性的，這就要求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中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16］對于他們來說，也存在一個不斷學習、改造和提高的問題，也需要克服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的自大主義的弱點。��

（二）關于原國統區中共領導的革命文化工作者��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在宣傳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推動北伐戰爭、掀起工農運動高潮、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大革命失敗后，“一大批革命的宣傳文化工作者，從北伐前線，從武裝起義的戰場，從‘革命策源地’，從海外，帶著滿身塵煙，陸陸續續聚集到上海”。［17］他們通過創辦進步刊物、出品各種藝術形式的進步文藝作品、發起左翼文化運動等宣傳中共的理論、綱領和政策，揭露國民黨法西斯暴行，喚醒民族危機意識，批判各種反動思潮和錯誤言論。魯迅是這支革命文藝隊伍的主將和旗手。毛澤東曾經用“魯總司令”領導的“文化的軍隊”來形容這支文化隊伍的重要的革命作用，［18］贊揚他們與革命武裝隊伍一樣，打退了國民黨在文化上的一次又一次“圍剿”，在文化戰線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支隊伍具備相對豐富的創作經驗，藝術修養較深，也親身體驗過新舊社會的變遷，對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較為熟悉。按照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走出知識分子所習慣的比較狹小的圈子，以廣大工農兵群眾為服務對象、深入火熱的斗爭實踐，謳歌新政權、新事物、新變化，是這支文化隊伍面臨的新的重大任務。��

（三）關于原國統區的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隨著奪取全國政權斗爭的不斷勝利，中共從國統區接收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包括原國民黨基層機構的辦事員、小職員、小律師、青年學生、醫生、技術人員、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大中小學教員等一般知識分子。毛澤東把他們看作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多次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文化統一戰線各種力量里面的“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于革命，比較地接近于勞動人民”。［9］(p.867)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重要同盟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愛國和進步的，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專斷和腐敗，對中共領導的新政權普遍持歡迎的態度，他們希望用自己的知識或一技之長為中國的富強而努力。��

毛澤東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著可貴的革命熱情，但“任何沒有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不相同”，［9］(p.993)“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9］(p.875)因此，新中國必須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思想進行改造。��

（四）關于“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知識分子��

近代以降，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知識分子不斷涌現。這些新式知識分子的右翼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在教育、文化、傳播等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既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又不同意中共的革命主張，希望走一條既不同于國民黨道路又不同于共產黨道路的“第三條道路”。國共內戰爆發后，堅持“第三條道路”主張的人逐漸認識到：中國要向著光明的前途并實現偉大的歷史轉變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成立前，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選擇留下來，表明他們承認和接受了中共的領導，但與此同時，他們對中共是否有能力執掌新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主張是心存疑慮的，他們依然對美國有好感，幻想依靠美國來幫助中國實現民主。��

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可以爭取過來為新中國建設服務的，應該團結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富強，為繁榮新民主主義文化而奮斗。但由于這些人的階級出身和政治經歷，“他們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10］(p.1485)，可能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產生消極的影響，因此必須對他們的這些思想進行批評、教育和改造，使他們在世界觀和階級立場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

四、造就工人階級自己的文化隊伍��

新中國成立后，新文化建設隊伍的總體狀況是：��

第一，1949年7月召開的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標志著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文學藝術界人士的勝利會師。然而，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和具體國情，文化工作者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新中國進行大規模文化建設的需要，而且，他們本身也面臨著進一步適應新形勢的思想改造任務。毛澤東高度重視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的問題，反復強調“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16］(p.309)，“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9］��

第二，新中國成立后，承擔新文化建設工作的知識分子的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知識分子。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于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9］（p.815)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中國學生運動和革命斗爭的經驗證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極少數。”［10］(pp.1269～1270)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16］(p.268)。��

第三，毛澤東把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視為“革命很好的同盟者”和“人民中國的一部分”，與此同時，他明確指出，這些人在立場和情感上不同于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這使得他們在思想觀點上不同程度存在著唯心論、改良主義以及所謂的“不問政治”、“客觀主義”等錯誤思想。尤為重要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用它來指導創作的就更少了”［16］(p.251)。��

確立新文化的工作具有開創性、艱巨性和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把確立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新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看成是關系到新生政權能否得到鞏固和發展、關系到社會主義改造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適應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變革，文化戰線工作的當務之急是造就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為了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毛澤東認為，需要大規模培養和造就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使“我們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要努力爭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16］(p.310)，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培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因此，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和現實條件要求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令人欣喜的是，“我國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愿意進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16］(p.279)也就是說，通過思想改造和革命實踐，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階級立場、情感以及為誰工作和為誰服務的問題是可以發生根本變化的，是可以成為黨的文化工作者的。毛澤東強調指出，“凡是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系，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16］(p.225)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艱巨的、長期的任務，“由人民的立場再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立場，那是更難的一件事”。［20］��

這樣，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共一方面著力培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開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力圖使大多數知識分子在世界觀和階級立場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以適合新中國的需要。思想改造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在毛澤東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有較為生動、集中的體現，這就是：必須“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21］��

［參引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頁。��

［5］《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3頁。��

［6］《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頁。��

［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8］〔美〕莫里斯·梅斯納著、張瑛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

［9］《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76頁。��

［10］《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頁。��

［11］《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頁。��

［12］《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45頁。��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頁。��

［14］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頁。��

［15］《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頁。��

［17］周揚：《繼承和發揚左翼文化運動的革命傳統》，《人民日報》1980年4月2日。��

［18］《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頁。［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頁。��

［20］《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頁。��

［21］《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1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