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組建“小計委”

董保存　狄 敏

1965年1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簡稱“國家計委”）之外組建了一個史稱“小計委”的機構。那么，毛澤東為什么要在國家計委之外再組建一個這樣的機構呢？“小計委”是如何組成的？“小計委”成立后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

組建“小計委”事出有因

1952年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牌子掛在了北京三里河新落成的大樓門口。從此，這里就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經濟工作的“總參謀部”，負責編制年度和長期的國民經濟計劃，掌握著財力、物力、人力的分配大權，在國民經濟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國家計委非常看重，并寄予厚望。1954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

但是，國家的計劃工作怎么搞，對剛剛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來說，還是個新課題。當時中國奉行“一邊倒”政策，全面向“老大哥”蘇聯學習，計劃工作自然也要學蘇聯的模式。在以后的實踐中，碰了不少壁，走了不少彎路。

特別是“大躍進”運動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損失之后，如何恢復國民經濟，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的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在探索中，中央決策層產生了分歧。以李富春為主任的國家計委在指導思想上認同劉少奇等領導人的意見，努力推動“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李富春先后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農村調查，贊成農民“借地度荒”、搞“責任田”的做法，并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報告，國家計委還擬出文件肯定這種做法。對此，毛澤東是不滿意的。

緊接著，在編制“三五”計劃時，毛澤東對國家計委的工作更加不滿。國家計委建議“三五”期間的基本任務是：大力發展農業，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繼續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增加產量，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國家計委黨組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以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為中心，因此被形象地稱為“吃穿用計劃”。

這個《初步設想》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明確批評了國家計委的工作方法。他說：過去制訂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先定下多少鋼，然后根據它來計算要多少煤炭、電力和運輸力量，再計算要增加多少城鎮人口、多少福利；鋼的產量變小，別的跟著削減。這是搖計算機的方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別的就落空；打仗計算不進去，國際援助也計算不進去。毛澤東強調指出：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學上了蘇聯的方法以后，成了習慣勢力，似乎很難改變。這幾年我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訂計劃，先看可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

毛澤東的意見，與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有直接關系。南面，美國對越南的戰爭逐步升級，戰爭有擴大到中國的可能；東面，臺灣當局在美國的軍事援助下，利用大陸出現的經濟困難局面不斷進行軍事騷擾，企圖“反攻大陸”；西面，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不斷制造事端，進行挑釁；北面，蘇聯已開始派重兵進駐中蒙邊界地區，戰略導彈也直指中國……

據此，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于1964年4月25日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經濟建設在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上存在的問題相當嚴重：一是工業過于集中。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全國有14個百萬人口以上和25個50萬至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區，防空問題尚無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還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洪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成大災難。報告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研究一些可行的措施。

這份報告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要將“三五”計劃的指導思想進行一個重大改變——由吃穿用改變為備戰。因此，他強調要把戰爭危險依然存在作為考慮問題的前提，要求建設必須以準備打仗為出發點，提出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在說到在攀枝花（三線）搞鋼鐵企業時，毛澤東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里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李富春立即把國家計委所有的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線建設和“三五”計劃規模。1964年8月，毛澤東問李富春：三線建設為什么這么慢？李富春說：攀枝花地區地理條件復雜，勘探需要時間。我們缺乏資金，籌措三線建設的投資計劃需要開會研究。毛澤東當即說：沒有錢用我的工資。

在此期間，毛澤東把曾經擔任自己政治秘書的陳伯達安排到國家計委當了副主任。8月20日，陳伯達給李富春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對改進計劃工作的意見。他在信中說：毛主席在1957、1958年給我們提出的許多重要的指示，我們還沒有進一步地、認真地去研究，還沒有進一步地、認真地去執行。陳伯達隨后把這封信的抄件送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本來已經對國家計委的計劃工作不滿，看了陳伯達的信后，當天就作出批示：“計劃工作方法，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如果不變，就只好取消現有計委，另立機構。”

李富春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后，立即組織國家計委其他領導進行討論，力求盡快改變計劃工作方法。12月初，國家計委擬訂了一份《關于編制長期計劃的程序問題》，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根據討論意見對文件作了修改后，于12月7日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于12月12日批示：“此件已閱，寫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頭，無血肉，感到枯燥無味，則是缺點。望你們在今后幾個月內，搞出一個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東西來。要有邏輯有論證，否則仍然是形而上學的東西。十幾年來，形而上學盛行，唯物辯證法很少人理，現在是改變的時候了。”

毛澤東將目光轉向余秋里

毛澤東要改組國家計委，讓誰來干呢？他把目光轉向了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大慶石油會戰的余秋里。

1964年初，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在此前后，在不同的場合，他多次表揚了石油部，言語之間流露出對余秋里的欣賞。1963年12月，毛澤東說：“中央有幾十個部，明明有幾個工作成績、工作作風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別的部卻視若無睹，永遠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請教一番。”1964年2月，毛澤東在教育座談會上說：“要學解放軍，要學石油部。石油部大慶油田7億多投資，3年時間，建成600萬噸油田，100萬噸煉油廠，投資少，時間短，收效快，多快好省。”3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又說：“石油部做出了偉大的成績，它既振起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600萬噸石油，而且還不只是600萬噸石油，還有100萬噸的煉油廠，質量是很高的，是國際水平。只有這樣，才能說服人嘛！”9月，毛澤東在聽取李富春匯報計劃工作時再次提到大慶油田：“我認為大慶油田是有中心思想、有論證的。余秋里把全國石油系統的力量集合起來打殲滅戰。他是違背計劃來辦事的。他們是一無公路，二無糧食，三無房子，能夠打殲滅戰。”

12月，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議調余秋里到國家計委工作。在征求意見時，有位老同志說：余秋里是一員猛將、闖將。毛澤東對這一說法不以為然。他說：“余秋里做計委副主任不行嗎？他只是一員猛將、闖將嗎？石油部也有計劃工作嘛！是要他帶個新作風去。”周恩來接著說：“去沖破一潭死水。”

周恩來利用會議休息時間找余秋里談話。他對余秋里說：中央考慮調你到國家計委工作，任第一副主任。富春同志身體不太好，今后計委的工作主要由你主持。余秋里說：國家計委是個綜合部門，工作很復雜，我對全面經濟情況也不熟悉，恐怕做不好這項工作。周恩來說：調你去計委，是毛主席提的名，主席親自點的將，你就不要推辭了。你不了解情況，可以帶點人去。需要調什么人，你提一個名單，報給我。

此時，余秋里已經知道毛澤東多次批評國家計委的工作，清楚地知道這副擔子的分量。后來，他回憶說：之所以接受這項任務，是因為多年來，我有一種習慣，從來不怕任務艱巨，不怕擔子重，任務越艱巨，擔子越重，我的情緒越高，精神越振奮，勁頭越大。

當天下午開會時，毛澤東又問：“準備叫余秋里搞計委第一副主任，你們看行嗎？”周恩來說：“已經同他談了，他很謙虛，說他干不了這個工作，又沒有人。我說，可以帶點人去。”毛澤東說：“我看這個人行。我們現在有些人只問小事，不問大事。”

1964年12月底，中央任命余秋里為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1965年1月，中央任命余秋里為黨組書記）。12月31日，李富春主持召開國家計委副局長以上干部會議，傳達中央的決定，宣布余秋里到計委工作，表示了對余秋里的歡迎。李富春說：“今后黨組會議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問題都通過余秋里同志。”“大家都要向他學習，并且幫助他把計委工作搞好。”

“小計委”正式組建

調余秋里到國家計委工作后，毛澤東決定由余秋里負責組成一個“計劃參謀部”，又稱“小計委”，負責抓大的戰略問題。明確“大計委”主要負責處理計委的日常事務。在隸屬關系上，毛澤東特別交代，“小計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國務院各副總理不要干預他們的工作。這就使國務院有了一個特殊的機構——“小計委”。

周恩來立即向余秋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他提出，當前主要是做兩件事：一是要根據毛主席對計劃工作的歷次指示，起草一個《關于計劃工作革命問題的初步設想》；二是要提出一個“小計委”組成人員的名單。周恩來說：“小計委”中要有懂得工業的，懂得農業的，懂得國防的，人員可以從中央各部門和省、市、自治區選。

盡管毛澤東對國家計委的工作很不滿意，但在用人問題上，余秋里仍主張從國家計委選幾個人參加“小計委”的工作，不希望完全拋開國家計委另起爐灶。特別是對于李富春，余秋里始終認為他是一個德高望重、值得尊敬的忠厚長者。1965年11月27日，余秋里在國家計委黨組會議上說：“我在接觸李富春同志中，感到他任勞任怨，識大局顧大體；他對黨忠心耿耿；他德高望重，對己嚴，對人寬，有高度的原則性；他忠實地、堅定地執行毛主席、黨中央指示，并把對他的批評當作推動工作的動力；他有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經過大風大浪，是一位成熟的領導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國目前政治經濟形勢很好，與富春同志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因此，余秋里向周恩來提出，為了保持工作的連續性，考慮還要從國家計委選幾個人。周恩來說：你可以先提一個名單。

余秋里很快寫出了《關于討論計劃工作革命問題的一些初步設想（草案）》，報送周恩來。周恩來收到文件后，于1965年1月13、15、16日，約賀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余秋里等人進行討論，邊討論邊修改。

1月19日，周恩來將余秋里起草的《關于討論計劃工作革命問題的一些初步設想（草案）》報送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各同志閱，并在附信中說：“這星期內，建議主席指定時間約富春、秋里、一波、伯達、先念（瑞卿不在)參加常委會，聽取秋里口頭匯報，并給指示。”

20日，周恩來就草案最后一稿致信毛澤東，再次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聽一次余秋里的口頭匯報。信中說：“許多設想在這個文件中都沒寫上，要聽他口頭講，就會聽出他是決心實行計劃革命的。要他組織的‘計劃參謀部’，我幾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幾個人，但他仍主張從計委抽出幾個人幫他工作。”

周恩來在報送中央的草案中說：現商定由余秋里負責組織20人左右的“計劃參謀部”，擺脫計委機關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國務院，搞長期計劃。

這個“計劃參謀部”的組成人員有12人：余秋里、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長）、林乎加（浙江省委主管農業的書記）、朱理治（華北區計委主任）、劉有光（國防部五院政委）、張有萱（國家科委副主任）、楊煜（國務院農辦副主任）、賈步彬（中央辦公廳工業組長）、安志文（國家計委副主任）、王耕今（國家計委委員）、馬儀（國家計委機械工業局局長）、白揚（國家計委國防工業局局長）。

23、24日兩天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余秋里的口頭匯報。余秋里匯報了關于計劃工作革命問題和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一些初步設想。他說：編制“三五”計劃時，要考慮積極發展新技術，努力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應該鼓勵干部群眾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發揚敢想敢干的精神；要搞好經濟工作，必須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國民經濟經過三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現在的基礎已經比較好。從各方面的情況看，今后建設的步子可以邁得大一點；“三五”計劃還是要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農業不能放松；三線建設，要集中力量把幾條鐵路干線、攀枝花鋼鐵基地、貴州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起來；建設三線，要依靠沿海地區的支持；要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在開始時要少搞一些非生產性的建筑；在建設中，設計一定要采用新技術，設計上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各個建設項目一定要成龍配套，這樣才能發揮很好的作用；在工業建設上，一定要注意綜合利用。匯報結束時，毛澤東表示比較滿意。

關于“小計委”的人選，最后商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賈庭三（北京市委主管工業的書記）、陳伯達（未實際參加“小計委”的工作）組成，并從國家計委選調幾位局長和一些工作人員，組成一個精干的班子，在中南海辦公。

“小計委”替代國家計委

現在看，無論是國家計委還是后來的“小計委”，他們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編制“三五”計劃。

原來的“吃穿用計劃”因為毛澤東的反對和備戰氛圍的日益濃厚而被擱置，“小計委”組建后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編制新中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只是此時“三五”計劃的方針任務，已經由重點解決吃穿用問題轉向以備戰為中心。

根據周恩來盡快研究、編制“三五”計劃的方法步驟的指示，余秋里于1965年1月30日召集中央指定參加編制長期計劃工作的谷牧、李人俊、賈庭三等人開會。經初步議定，采取三個步驟工作：一是與中央有關部門議論。二是與六個大區有關省市區討論、修改。三是擬訂初步方案。得到中央批準后，“小計委”正式按此思路開展工作。

從1965年2月6日開始，“小計委”分別約請國務院各經濟部門談“三五”計劃的安排。為了便于中共中央、毛澤東及時了解情況，談完一個部就寫一期簡報。“毛主席對‘小計委’在編制計劃過程中報送的簡報，都一一審閱。”

在編制“三五”計劃時，出現了一次“小計委”與物資部的爭論風波。當時，物資部負責編制物資平衡方案，他們總想把余地留得大一些，將來執行計劃時擔子可以輕一點。另外，還想為儲備局補充一些庫存。因此，他們認為“小計委”把一些生產指標定高了。當時，物資部歸經委領導，就通過經委把這些意見提出來了。余秋里看了這些意見以后，明確提出：“物資部提出的物資平衡方案是不符合實際的。國家儲備局在這種情況下又大量增加庫存，這也是不應該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余秋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物資平衡是國民經濟計劃綜合平衡的主要內容，物資部不應劃歸經委口，而應劃歸計委口。“對此事，劉少奇召集計委、經委、建委和物資部的負責人開會，會上爭論得非常激烈。周恩來參加了會議，說服了大家。最后，劉少奇拍板：物資部由計、經、建委領導，計委為主。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抓關鍵問題，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緊，抓得狠，就像打仗一樣，務求必勝。”

“小計委”在與各部座談的基礎上，經過綜合平衡，編制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輪廓。5月3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余秋里的匯報。匯報后，劉少奇提出：由“小計委”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匯報一次。

6月16日，余秋里趕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了“三五”計劃的輪廓。在座的有周恩來、陳毅、李先念、薄一波等。“小計委”參加匯報的有李人俊、林乎加、賈庭三。余秋里重點匯報了“三五”計劃的方針任務、建設規模、主要指標和在編制計劃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匯報過程中，毛澤東作了插話。

余秋里說：“三五”計劃期間，要大力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問題，重點是抓糧、棉、豬、油、鹽，爭取三年左右做到糧食進出口平衡。

毛澤東說：吃穿用，不要降低現有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投資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余秋里匯報說：過去編計劃、安排投資的次序是吃穿用、基礎工業、國防。這次編制計劃是為了立足于打仗，安排投資的次序是國防、吃穿用、基礎工業，我們把它倒過來了。在議論中，有一種說法，這樣安排是不是違反了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

毛澤東說：是要違反一下，不違反怎么成？是倒過來了。違反一下，農業還搞得好些。現在不是那時候了。那三年搞瞎指揮，現在搞大寨。

余秋里在匯報中說：主席講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現在有一種議論，說國防工業這個拳頭是“戴鋼盔”的，是硬的；農業這個拳頭是軟的，這樣會不會擠了農業？

毛澤東說：你們沒有答復這些問題？對這些問題要答復。

余秋里回答：我們理解主席講的方針是管長期的，在一定時期要具體化，要有所側重。

毛澤東對余秋里的回答比較滿意。他說：對嘛！

余秋里匯報說：在討論“三五”計劃時，有一種說法認為，基礎工業這個屁股坐得不夠穩。我們設想，加快以鋼鐵和機械為中心的基礎工業建設，把屁股坐穩，做到既支援農業和國防，又能為第四個五年更大的發展做好準備。

毛澤東說：基礎工業，有一、二、三線之分，在二線也有，工廠可以搬，礦山就搬不走。

余秋里說：加快三線建設，是中央既定的方針，也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核心，無論如何要把三線的主要項目搞起來。三線的建設，必須充分依靠一、二線現有的工業基礎。一、二線應當為三線建設出人、出錢、出技術、出材料、出設備。

毛澤東說：三線建設也要準備兩手，一個是搞起來，一個是搞不起來。搞不起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打日本，打蔣介石，抗美援朝，我們不是也打勝了嗎？

編制“三五”計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確定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只有規模適當，才能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余秋里匯報時說：各部門各地區都想多搞些項目，多要些投資，大大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我們反復研究，第三個五年計劃總投資擬安排1080億元。

毛澤東鑒于“大躍進”運動的教訓，強調基本建設規模不能太大，計劃要留有余地。他說：我看，1080億元的規模大了，五年搞那么多，刮老百姓那么多，太多了不好。（有同志插話：1080億元，留余地少了）就是少了！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小了就能殲滅，大了殲滅不了。不要搞1000億，搞個八九百億。

余秋里匯報說：第三個五年各部門提出要求的鋼材、木材在供需之間存在不少差距。

毛澤東說：你哪里來那么多鋼材、木材？打起仗來，修正主義給你？！帝國主義給你？！有些項目，搞得成就搞成，搞不成拉倒。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

毛澤東接著又說：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們是被各地、各部抬起來了；你們也想多快，不要被片面多快害了你們！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不要過分緊張。

毛澤東還說：你們不是在北京做過決定，多快好省，好字當頭嗎？指標何必搞得那么緊張？

余秋里匯報了“三五”期間的鐵路建設計劃。他說：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新建鐵路干、支線合計7000～10000公里。分批修通川黔、滇黔、成昆、川漢、北京—原平、張家口—白城子、蘭青—柯柯鹽池、陽平關—漢中等主要干線。

毛澤東說：你又要修西南三條線，又要修（北）京原（平）線，又要修平頂山到鄂西線，又要修張家口到白城子線，鐵路是否搞多了？

余秋里匯報說：三線建設基本建設投資，各部初步設想“三五”期間需要550億元，我們初步設想安排430億元，還是感到多了。

毛澤東說：下到330億元嘛！不要多了。余秋里說：工業布局不能太分散了，恐怕要根據各行業的情況，結合起來布點。

毛澤東肯定地說：這個對。

最后，余秋里匯報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1970年要達到：糧食4800億斤，棉花4800萬擔，棉紗1000萬件，鋼2000萬噸，煤3億噸，石油2000萬噸，發電量1300億度，化肥2000萬噸，機床8萬臺，汽車10萬輛。

毛澤東說：1970年那些指標不要搞那么多。糧食4800億斤，能達到嗎？要考慮到來個大災荒，或者大打起來怎么辦。鋼的指標，1600萬噸就行了。他強調說：要留點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這是個原則問題。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

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中，肯定了“三五”計劃的輪廓和相關的方針政策，同時指出了有些生產指標過高，建設規模太大，余地留得太小。這些，正是余秋里所希望聽到的。在編制計劃的過程中，各部門、各地區都想多搞一些建設項目，多要一些投資。有了毛澤東的表態，這些矛盾就好解決了。

從杭州回來以后，周恩來召集“小計委”的同志開會，研究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提出，“三五”時期的基建投資定為900億元，先按850億元安排，留50億元作為機動。會后，“小計委”對“三五”計劃的投資、項目和主要生產指標作了調整，并安排成員分赴各大區，征求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的意見，然后又對有關指標作了調整。

9月份，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國家計委向會議提交了《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及有關附件。《匯報提綱》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任務是：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格局；發展農業生產，相應地發展輕工業，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充分發揮一、二線的生產潛力；積極地、有目標有重點地發展新技術，努力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與“吃穿用計劃”相比，《匯報提綱》安排投資順序由農、輕、重轉變為重、農、輕。原來《初步設想》里沒有重點安排的大項目如攀枝花、酒泉鋼鐵工業基地，成昆、湘黔鐵路，在《匯報提綱》中都成為重點項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國防工業體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目標被留置到“四五”計劃考慮。

因為事先進行過充分協商，取得了一致意見，所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時，大家都表示贊同。10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各中央局書記開會，聽取余秋里關于討論“三五”計劃情況的匯報。余秋里說：經過這次會議討論，大家對“三五”計劃的安排都表示贊同，希望最好能基本定下來。毛澤東說：“這個計劃不那么兇，不那么冒嘛！是穩當的嘛！大家開過會，議過了，定下來可以，有個章程。”

經過8個月的努力，余秋里主持編制的“三五”計劃終于得到了中央高層的認可。

由于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三五”計劃沒有提交全國人大批準，但以后幾個年度計劃都是據其方針安排的。“三五”計劃所推重的三線建設雖然在幾十年后受到不少非議，但客觀上初步改變了國家工業東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狀況，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干線和支線，促進了中西部省區的經濟和科技文化發展，給西部以后的建設提供了條件。28年后，薄一波在談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時說：“應該說，在毛主席直接過問下制訂的‘三五’計劃，的確是一個有骨有肉的好計劃。”

在“三五”計劃編制的過程中，李富春和薄一波商量后提出，為了工作的方便，請“小計委”的同志都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余秋里擔任第一副主任、黨組書記，過渡一個階段后接替他的工作。經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批準，“小計委”自此正式主持國家計委工作，也不再用“小計委”的名稱了。“小計委”替代了國家計委。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的1966年9月，由李富春建議，經毛澤東批準，中央決定余秋里和谷牧協助國務院領導抓經濟工作。余秋里除主管計劃工作以外，還分管冶金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石油工業部、煤炭工業部、電力工業部、地質工業部和物資部。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