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理論來源研究述評

潘錦全 王芳

毛澤東是一個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以人類思想史為背景去勾畫毛澤東思想的肖像，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學術界都是一個重要課題。大多數國外學者都一致認同的是，分析、評價毛澤東的思想立場、價值取向和理論水平，除了要考察他在革命和建設年代的政治實踐外，同時需要研究其理論的淵源，考察他的思想認識水平與其理論來源之間的相同與不同、繼承與創新。國外學者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集中展開了這一研究，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兩次大的學術論戰，重點考察了毛澤東及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近代西方思潮的關系。分析和研究其中幾位主要學者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和判斷，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現實針對性，尤其是在古今中西思想文化多元交融的當下，毛澤東無疑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研究個案。

國外學者論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

從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譜系來看，毛澤東和經典作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差異。如何看待這個差異，國內是有定論的，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持與發展，是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也就是說，我們更傾向于從發展和創新的角度來看待毛澤東與經典作家的差異。然而，在“國外毛澤東學”研究領域的兩次學術論戰中，國外學者卻走上截然對立的兩個極端：要么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原教旨主義者”，毫無創新可言；要么如史華慈、韋克曼、柯文等人，認為毛澤東是馬克思傳統的“異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和預設。

例如，在第一次論戰中，以魏特夫為代表的“保守派”攻擊以史華慈為首的“自由派”，提出所謂的“毛主義”只是一種“傳說”，是根本不成立的。毛澤東的戰略實際上都是在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指示下制定與實施的，并無任何獨創性，根本不能稱之為有別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另一種“主義”。首先，毛澤東關于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思想和工農蘇維埃的思想，直接來源于馬列主義，并非獨創，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始終相信，農民在資產階級革命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都能夠成為一支具有決定性的十分重要的力量。而且“他們相信，農民在西方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和在像沙皇俄國那樣過渡中的中亞細亞國家的反對君主專制(東方君主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中，都具有極為重要的革命作用”①，毛澤東也從沒強調過自己理論上的獨創性。面對質疑，史華慈則始終強調毛澤東的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黨的階級基礎理論上存在著明顯不同，他把“毛主義”只是稱作一個“戰略”，認為它只存在于實踐層面，并沒有在理論上公開宣揚。雖然“毛主義”的戰略在實踐中符合中國的革命形勢需要，并已有成效地取得了革命勝利，但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離”。“在毛澤東與馬克思的聯系中，還剩下什么了呢”，“顯然，剩下了許多名詞……如果還有任何實質性而不是口頭上的聯系，那就是馬克思認為歷史是善與惡兩大勢力在全球范圍內的巨大倫理斗爭……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標簽保留下來了，但是內容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②可以看出，史華慈的研究拓展了國外毛澤東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具有啟發性，他的研究思路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從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預設出發來定位、分析、評價毛澤東思想。另外兩位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和莫里斯·邁斯納也持此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的思想的發展是對恒久不變的神圣箴言與原則的所謂背離”③。這就必然使其他學者進一步追問“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不是一成不變的”、“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是什么”、“如何全面理解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這一系列問題。在第二次論戰中，“左派”的代言人理查德·弗里察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傳統中的毛澤東與馬克思》一文，指出要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如果想要對毛澤東的思想和中國革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必須努力去理解馬克思的著作并且超越在我們這個領域里占優勢的認識”④。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非常豐富靈活的，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不應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書籍的只言片語出發就認為毛澤東主義是一種異端，事實上，“毛主義”是直接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革命的政治戰略是為了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目標的一種革命發展戰略。

在這兩次論戰中，對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關系的討論，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還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實質上都是研究方法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加以定性和評價是不容易的。國外學者在研究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關系問題時，往往對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進行教條主義的解讀，試圖概括出馬克思主義的適用一切社會情況的普遍觀點。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嚴重扭曲。“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改變世界需要科學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述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并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當然也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⑤任何脫離歷史唯物主義、脫離具體的社會客觀實際的做法，都不能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后來的很多國外學者都紛紛夸大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異質性，進而認定毛澤東思想為“異端”，在解釋毛澤東某些錯誤實踐活動時，把原因簡單歸結于思想領域。

也有少數西方學者認為，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教條，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行動的指南，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是一種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諾曼·萊文在他的《辯證法內部對話》一書中指出，“要判斷毛澤東是否繼承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必須以他是否遵守行動的辯證法為根據”。毛澤東與馬克思的關系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第一，在首先由馬克思闡明的社會探究的辯證方法的運用方面；第二，在毛澤東是否與一種主要的革命策略范式相一致方面；第三，在毛澤東是否與某種行動的辯證范式(如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主觀、客觀與意識問題的關系)相一致方面。⑥戴維、麥克萊倫、沃馬克等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審視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正是因為毛澤東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內核，因此能夠實現實踐和理論的統一，能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中的運用問題。正如美國學者格雷認為的那樣，毛澤東也有許多地方與馬克思的結論不一樣，但這并非體現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自發行為，而是體現了歷史條件所允許的、在嚴格的范圍內根據社會各階級的狀況而得出的結論，如果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來解釋，這些不一致正好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他們的分析是透徹的，但還是沒有很好地處理毛澤東研究中理論和實踐之間關系的問題，把毛澤東領導的實踐的成敗歸因于思想和意識形態，特別是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總結為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教條化。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的原因是復雜的，必須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加以思考。

可喜的是，近些年來，以齊澤克和保羅·哈里為代表的當代西方學者，在探討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時，打破以往流行的“對照式”(即原理對照原理，如發現相同就證明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如存在異端則證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背)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從理論發展的整個宏觀背景并結合當下發展的“普遍性”意義來把握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⑦例如，齊澤克在為《實踐論和矛盾論》新版英譯本作序時，重新評價了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貢獻，認為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傳承”，即由列寧到毛澤東——革命主體由工人階級轉移到農民。“‘今天’主要的階級斗爭已不再是各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斗爭，而是已經轉變成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資產階級國家對無產階級國家的斗爭。毛澤東在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對數以億計的默默無聞的第三世界的勞動者的政治動員，是他們的勞動創造了看不見的歷史發展的‘物質’和基礎。”⑧齊氏評價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貢獻的立論基礎是毛澤東的“矛盾”概念，他認為矛盾是毛澤東哲學中最為精彩的論述，也是毛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貢獻。而保羅·哈里一反傳統觀點——毛澤東對經典馬克思主義背離的證據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經濟決定論”被“唯意志論”取代，階級由經濟地位決定被政治行為和意識形態所取代，認為毛澤東在1955年之后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著基本的連續性。⑨

在我們看來，科學評價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關系問題必須首先厘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質，即立論的“參照系”問題。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盧卡奇所言，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方法。因而，在判別毛澤東究竟是發展還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其參照系不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而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即世界觀與方法論。不了解這一點，正是西方學者在此問題上各陳其是、相互爭論的癥結所在。毛澤東充分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即實事求是的方法，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看似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異質性發展道路，但究其理論實質，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國外學者論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

在大多數西方學者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來源，如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不懂得儒學就無法理解毛澤東。問題在于，在毛澤東那里，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如何?是中國傳統文化多一點，還是馬克思主義多一點?

施拉姆就認為，在毛澤東思想中，中國傳統文化占統治地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當然，他的評價在內容上和中國共產黨關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的提法是不同的。他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是指馬克思主義經過毛澤東而與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之間，傳統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他說：“我一直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模式中，中國的和西方的成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問題當然在于他品行最深沉的源泉在哪里……的確可以爭論的是，當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范疇中思考時，他最深刻的情結仍是中華民族的，而當他的著眼點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改進中國社會和經濟，使其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民族時——他認為她是應該在世界強國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確一直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施拉姆不同意史華慈的異端說，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占主要地位。施拉姆說：“馬克思并不像毛那樣認為政治是發展的關鍵和人類自由的唯一重要領域。毛把政治權力不僅看成革命性變革的接生婆，而且看成是大展宏圖的寶座和決定道義是非的權威，使他多少更接近于傳統中國思想，而不是馬克思或列寧。”⑩也有學者在此問題上提出相反的觀點，如金思愷認為，毛澤東思想在內容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無關。他說：首先，毛澤東引用的許多語言是中國的，毛澤東的觀點來源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并不一致。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主要是批判的，要說有繼承，也主要是在“語言”上，在形式上。他引用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的話——“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第二，要從國外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力的東西”，認為語言與思想之間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中國的語言在經過改造后完全可以被賦予新的含義，語言具有不確定性和變化性，而內容則是相對穩定的。當然，也有學者在承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影響的基礎上，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出發，對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淵源進行分析與思考。例如，韓國學者梁再赫在《中國古代哲學與毛澤東思想的淵源》一書中，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概念與毛澤東哲學中的自然概念進行了縱向比較研究，認為毛澤東的自然概念不是一種單純的本體論概念，更多的是一種呈現辯證法色彩的概念和體現實踐性的概念，從一個較高的層面上闡釋了中國古代哲學與毛澤東思想淵源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11)

總而言之，大多數西方學者都愿意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角度來討論毛澤東思想的構成，一些學者還細致地分析了中國文化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對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影響，但在兩者對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孰輕孰重這個問題上存在很大爭議。這是因為毛澤東思想來源的構成問題的確非常復雜，無論是傳統文化還是馬克思主義都存在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另外，研究者本身都是帶著理論框架、理論前見進行研究，因此產生了分歧甚至是彼此對立的解釋和意見。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曾指出：“像中國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傳統那樣宏大而迥然不同的知識傳統本身就可能潛伏著解釋的多樣性。因此，對于毛是兩種傳統的產物的任何一致的看法，不可避免地都只能是空洞的。”(12)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且必須面對的問題。通過國外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如何走好這段路，真正地把握好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國外學者列文森提出了一種值得借鑒的做法，那就是我們必須把中西方思想的影響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改變聯系起來。外來思想傳播的效果如何，它影響原有思想環境的程度如何，主要是取決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使異質的母體社會脫離了原有的軌道。只要一種社會沒有被另一種社會徹底摧毀，外來的思想就只能夠作為某種新詞匯為原有的思想環境所利用；而一旦外來的沖擊及其對于原有社會的顛覆達到相當的程度，外來思想就開始排除本土思想，那么發生改變的就不只是“詞匯”，而是“語言”本身。如果說歷史上佛教的傳入最終只是豐富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詞匯”，那么西方沖擊下的近代中國則表現為一個由接受新“詞匯”到改變舊“文法”、“語言”的過程。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不應采取絕對的甚至武斷的一概否定的態度，而是要采取實事求是的、一分為二的態度。中國傳統文化既有精華又有其糟粕，對毛澤東的影響可能也是雙重的。

總的來看，毛澤東與普通群眾一樣是被“拋入”到歷史洪流之中的，特定的社會歷史存在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其早年階段。當然，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作用是持續的，一直延續到毛澤東晚年相關的理論與實踐。我們不能在此問題上走向阿爾都塞的“斷裂說”，也不能滑向心理分析學說的早期決定論的過度還原主義，而是必須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我們認為，在毛澤東早年時期，中國傳統文化是其思想發展的“主導因素”，而一旦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之后，就運用馬克思主義“過濾”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將中國傳統文化與作為“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步伐。因而，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毛澤東思想的關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實質，進一步拓展、深化毛澤東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國外學者論毛澤東與西方社會思潮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除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以外，一些學者認為還包括西方的人文思潮，強調西方學說對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馬克思主義有其特定的文化語境，而毛澤東要很好地接受、理解馬克思主義也必須具備必要的西方文化、哲學修養，因此，相當一部分西方學者在西方近代思潮這個更廣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來研究毛澤東的思想。

國外學者把毛澤東思想和西方思潮進行比較研究，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的特殊性源于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雖然毛澤東轉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但仍潛存這些思潮。例如，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受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潮的影響。史華慈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中指出：“毛澤東對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都有反應，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和嚴復翻譯、傳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們尤其看重個性，同時也看到了民族的弱點，認為中國文化不能在個人的知識、肉體和情感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系。儒家認為應當關心個人的道德修養，壓制外來的不潔之物。現代西方認為，解放個人的能力有利于國家和社會。”(13)而毛澤東的這些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主要是受到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影響。莫里斯·邁斯納認為，毛澤東的思想中有“民粹主義”傾向，并以此來理解毛澤東本人思想中的矛盾現象。邁斯納認為毛澤東的一生同情、依靠農民，這一點看上去與“以民為粹”的民粹主義相類似。他還指出，毛澤東的反官僚特性、反城市傾向以及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都帶有民粹主義的傾向。而毛澤東的這種民粹主義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呢?他認為，毛澤東是通過李大釗受到民粹主義影響的，民粹主義式的信念曾對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使之適合中國國情產生了影響。在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里，這種信念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夠明確，但影響并不小。

有的時候國外學者把毛澤東思想和一些西方思潮進行比較研究，并不太在意毛澤東有沒有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進行比較的基礎只是毛澤東和這些西方思想家擁有共同的問題意識，因而能進行跨時空的對話。例如，一些學者發現毛澤東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和法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盧梭相似，在共同的問題意識中，形成了可供比較的相似的思想特點。史華慈在《盧梭在當代世界的回響》一文中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動因在深層理論上來源于盧梭的“德行統治”。至于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受到盧梭的影響的，史華慈是一個嚴謹的學者，他注意到毛澤東在和斯諾的談話中曾提到在湖南長沙省立圖書館自修時曾經讀過盧梭的作品，因此毛澤東對盧梭的思想會有一定的理解。史華慈指出：“在青年時代毛澤東讀過這兩個人的作品，但這并不表明他們有任何緊密的聯系。盧梭在這里的重要性表現在，他為極普通的傾向提供了一個極其生動的解說，不需要與偉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觸，這些傾向可以自行其路。對于毛澤東來說，一個能夠確實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自身，就已經成了我們所提及的這個思想體系的承擔者。”(14)

有些國外學者還把毛澤東思想與法國哲學家薩特、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思想以及實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作比較。斯塔爾就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具有把“實用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融合起來的特點，“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對實用主義者和幻想家這兩種方法實行一種新的綜合”；毛澤東的認識論和實用主義者杜威的認識論有明顯相似的地方，“他們兩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理論與行動。這種相似性對毛澤東來說是很明顯的，因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實用主義者”。(15)美國學者諾曼·萊文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的思想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魏裴德在他的《歷史與意志》一書中詳盡地分析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根源，詳細對比了毛澤東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盧卡奇、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等的思想的異同。

一個人的思想構成不可能是純之又純的，處于“五四”時期的毛澤東當然會受到形形色色西方思潮的影響。毛澤東的思想會受其影響，但毛澤東對近代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多是批判性的接受。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與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較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提供了研究方法，拓寬了研究的思路和視野。但是，國外學者在將毛澤東思想與西方社會思潮進行比較研究時存在不容忽視的理論缺陷，即西方學者在展開相關論述時，主要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在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軌跡與深層次邏輯結構中發掘導致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內在因子。然而，實際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國外學者并沒有親身經歷、深入接觸中國革命的具體環境，因而不能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毛澤東思想。(16)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這些學者有夸大近代西方思潮對毛澤東影響的嫌疑，毛澤東思想中起主導作用的始終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例如，邁斯納認為，毛澤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民粹主義者。這顯然是以偏概全。這些學者企圖在毛澤東思想中挖掘出他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內在動因，所得出的結論往往不客觀，因為他們處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之了解并不深入。

【注釋】

①葉衛平：《西方“毛澤東學”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頁。

②③④(12)蕭延中主編：《“傳說”的傳說》，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280、280、76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⑥諾曼·萊文：《辯證法內部對話》，張翼星等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頁。

⑦⑨尚慶飛：《略論近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若干思路與方法》，載《毛澤東研究》2011年卷，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05頁。

⑧齊澤克：《齊澤克眼中的毛澤東》，王芳譯，《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⑩蕭延中主編：《在歷史的天平上》，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

(11)尚慶飛、韓步江：《毛澤東的自然概念初探——從國外學者梁再赫的〈中國古代哲學與毛澤東思想的淵源〉談起》，《湘潭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13)(14)許紀霖、宋宏：《史華慈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33頁。

(15)斯塔爾：《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頁。

(16)尚慶飛、王兵：《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與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較研究》，《現代哲學》2009年第2期。

（作者潘錦全系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江蘇科技大學學生工作處處長、副教授；王芳系江蘇科技大學張家港校區基礎部助教）

（來源：《江海學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