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國史研究

李強

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不但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為我們準確把握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分析框架，對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國史研究，就是要求國史工作者一方面堅持那些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方法和結論，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破除已經過時或錯誤的老觀念，用科學發展觀的精神來衡量新中國的社會發展變遷。

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國史研究，有助于糾正國史研究中長期存在的兩種誤區：一是不顧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味追求數量、外延式的發展模式，把任何一種增長、發展都看作是科學的發展。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以產值論英雄”，現在大量存在的“政績工程”，就是這種不科學的發展觀在實踐中的表現；二是把西方發展模式當作一般標準，對不符合西方發展模式的發展形式橫加指責，極力貶低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偉大成就。

我們黨歷來重視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強調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認為中國的發展必須考慮普遍性和特殊性、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趨勢與中國特色的統一。但是，從我國發展的實際來看，如何看待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特別是西方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新型工業化的關系，始終是國史研究的一個突出問題，國史研究中的很多難點和熱點問題實際上也正是來源于此。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為國史研究走出絕對普遍主義和絕對特殊主義的偏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這就是：中國的發展，既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向，又要注意避免西方工業化模式中違背科學發展觀的方面。

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國史研究，還有助于我們探索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統計指標體系是國史研究中對社會發展進行量化評價的重要工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使用的統計指標體系的基礎是西方的SNA框架。社會、科技、資源環境等方面的指標體系，也主要是借鑒和吸收西方的有關經驗和研究成果建立的。應當說，以SNA為主要代表的這些指標比較系統地、完整地描述了市場經濟運行的全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共性要求，具有很高的應用價值。但這些指標畢竟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土壤中產生的，不可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且，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著自然物質變換不可持續的嚴重危機，同科學的發展觀最終是背道而馳的。顯然，簡單地應用西方指標體系，不能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不能滿足國史研究的要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這不僅是對統計學界提出的任務，國史研究者也要積極參與這一工作。這是因為，國史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具有政治性很強的特點，能夠彌補統計學重生產力輕生產關系、重經濟指標輕社會文化指標的缺陷。特別是國史研究可以從實踐的角度，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不斷充實和豐富科學發展觀，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實踐和理論支撐，因而也有可能對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提供有益的借鑒。

（來源:《光明日報》200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