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淵源中的中華文化傳統
科學發展觀淵源中的中華文化傳統
曹應旺
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背景下形成的。從思想淵源上看，首先，科學發展觀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于發展的思想的繼承和創新；其次，科學發展觀植根于中華文化傳統的沃土之中，借鑒了西方思想家關于發展的理論的有益成果。追溯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淵源時，不能忽略中華文化傳統的影響。
一、以人為本與中華文化傳統的民本思想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何為“以人為本”？胡錦濤說：“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在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前前后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反復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發展觀上的貫徹與升華。
進一步追溯起來，以人為本在中華文化傳統上的源頭是民本思想。胡錦濤在2003年7月1日講話中闡釋這個“本”時講：“說到底就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
胡錦濤所引用的這段富于哲理的古訓，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恰是中華文化傳統上民本思想的突出代表。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是圍繞君與民的關系而展開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第一，重民：民是國家的根本，由于愛護百姓而王天下，這是沒有任何力量能抵擋得住的。“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君權是不是天授的？孟子贊同《尚書·泰誓》的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相信“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第二，親民：以民之樂為樂，以民之憂為憂，順民之心，因民之欲。其主要內容是使人民過上好日子，承認、保護私有財產，通過以政富民來達到統治天下的目的。孟子看到人民最普遍的愿望是要得到一塊土地。八口之家，應該得到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這樣方能無饑無寒。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鄉，固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對孔子民本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孟子的重民思想就是孔子提出的“所重：民、食、喪、祭”，就是孔子說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孟子的親民思想就是孔子主張的以政富民，省力役、薄賦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這種民本思想從《尚書》、《春秋左傳》等典籍中亦可找到其根源。《尚書·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泰誓》以民為天，實際上把君權天授看成君權民授。民本思想是《春秋左傳》處理民神關系、君民關系的準繩，也是其解釋國家興衰存亡和政治權力歸屬的依據。祭祀神是當時各國的一項重要政務，一些糊涂的君主便把祭祀神作為最高的政務。《春秋左傳》認為：“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民為主神為次，“民，神之主也”；民為先神為后，“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祭祀神只是形式而已，內容則是為了說明民力普存、畜牧興旺、糧食豐收。“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陳氏為什么能代替齊景公而有齊國呢？原因就是“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陳氏為什么會得民？原因就是陳氏親民，對民愛之如父母，而民歸之如流水。
孔子、孟子和《尚書》、《春秋左傳》中的民本思想綿延不斷。稍后于孟子的荀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的“民水君舟”之說與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可謂異曲同工。西漢賈誼認為民無不為本。民欲得，攻之必得；民欲存，守之必存。相反，逆民心而行，莫能以存，莫能以得。“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東漢王符認為“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唐代柳宗元認為“吏為民役”。宋代司馬光認為“民者，國之堂基也”。明代邱浚在《大學衍義補》中總論固本之道時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言，萬世人君所當書于座隅，以銘心刻骨者也。”
民本思想也為歷代開明的政治家所尊崇，成為他們治國安邦的重要原則，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漢代的“文景之治”，就是因為文帝和景帝尊崇以民為本的原則，實施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唐代“貞觀之治”的一條重要原因，是李世民強調“國依于民”。清代的“康乾盛世”，也與康熙堅持“以足民為首務”、乾隆堅持“以養民為本”密不可分。
二、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與中華文化傳統的四民分業、人必稱土、天人合一思想
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在中華文化傳統的源頭上可以追溯到四民分業、人必稱土、天人合一思想。
春秋時期齊國政治家管仲主張將郊內人口劃分為士、工、商三部分，將郊外農業人口劃分為五屬，通過士、農、工、商四民分業，以實現社會勞動在社會各部門的分配比例。這是中國古代有代表性的四民分業思想。
管仲之后，思想家們對四民分業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為什么社會勞動要在社會各部門進行分配？孟子的回答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把“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叫做“至平”。司馬遷認為“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古代農業社會由于勞動生產率低下，社會勞動在農業部門的分配比例不能過小。能否保證社會勞動在農業部門的恰當比例，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危。商鞅認為“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荀子說：“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由于士可以尊身，商容易富家，技藝能夠糊口，而務農則苦且累，為了讓足夠社會需要的農民能固著于土地之上，歷代政治家都主張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晉代傅玄主張“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械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為實現這樣的平衡發展，傅玄提出：“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
中國歷史上過分的重農抑商政策，帶來了抑制商品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但是，恰當地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以保持農業勞動在社會勞動中的必要比例，對維護社會穩定是有積極作用的。中國古代四民分業思想所表達的社會勞動在社會各部門按比例分配的認識，則反映了當時生產力水平下的全面發展的要求。
“人必稱土”是《逸周書》、《商君書》、《管子》、《潛夫論》等書中用來表達人口和土地之間比例關系的思想范疇。
他們把土地和勞動力看成是形成財富的兩個因素，缺一不可，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并保持協調的比例，才能取得好的效益。土多人少造成土地的浪費；土少人多造成勞動力的浪費。無論是哪一部分的多余都是社會的累贅。《逸周書·文傳》指出：“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商君書·算地》認為：“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管子·牧民》強調：“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潛夫論·實邊》進一步指出：“‘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如果說上述觀點主要強調整個國家要人土相稱，那么北魏李安世的“力業相稱”和唐代陸贄的“人力田疇，二者適足”則從微觀上提出了人必稱土的問題。
為什么會出現“人土不稱”呢？大多數思想家認為人土不稱是相對的。一是人土分布不平衡，有的地方土曠人稀，有的地方土狹人稠。二是人力在農工商中分配不平衡，事工商者眾。三是賦稅、徭役過重。四是佛老盛行，冗食者眾。五是豪強兼并，土地集中于少數人手里，妨礙了土地和人力按協調的比例結合。少數思想家如洪亮吉則認為人土不稱既有相對的原因，也有絕對的原因。絕對的原因是戶口增長速度快于田屋的增長速度。
如何解決“人土不稱”？《逸周書·文傳》提出：土多，要發布政令，將谷子漕運出去，以招徠別處多余的勞動力；人多，讓老百姓將妻子兒女安頓好，然后外出謀生，盡力從外地運回谷子以養家。《商君書》提出的辦法是“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事徠”。書中分析秦國地曠人稀，三晉土狹民眾，主張吸引三晉之民以解決秦國“人不稱土”的矛盾。秦漢以來解決人不稱土的問題比先秦更加突出。從人力方面，思想家們主張遷徙土狹人稠之處的人力于土曠人稀之處；推行重農輕商政策，使社會勞動在農業部門的比例不至過小；輕徭、薄賦、減租以保證民力與土地的結合；排佛老使民緣南畝。從土地方面，許多思想家主張通過對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部分調整來實現人力和土地按比例的結合。董仲舒、仲長統、荀悅的限田論，邱浚的“配丁田法”，都是為了堵塞土地兼并之路。西晉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從一定的意義上講就是對封建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部分調整，使小農有一份使用的土地。少數激進的思想家如王源等甚至主張以實現農民土地所有權的辦法來保證勞動力與土地的有效結合。
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結合的具體比例是歷史的。但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數量必須相適應才能有效地利用人力和生產資料，這是不以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中國古代“人必稱土”思想，是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按比例結合的認識，反映了當時生產力水平下協調發展的要求。
“天人合一”是中國歷史上一種肯定人與自然界統一的思想。從先秦諸子的“天人之辨”，到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再到宋代理學家的“萬物一體”論，無不體現了這一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以至中國文化最古老、最廣泛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與“君權天授”結合有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作用，把自然跟人歸納成同一理、盡人之性就可以盡萬物之性的觀念對科學技術進步有負面效應。但是，“天人合一”思想所產生的天人和諧觀念對于中國傳統思維與社會的影響是有積極意義的。
天人和諧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諧、人與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和諧、人類活動順應天時而行等方面。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是孔子效法自然的思想。天有四時，人的活動要順應天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孔子“使民以時”的主張，既有社會和諧的要求，也有天人和諧的內容。孟子所講的宋人拔苗助長的故事，也是反對違背天時，主張順應天時自然而然地達到目標。
中國歷代有識之士所表達的順應天時、天人和諧的思想，還包括珍惜自然資源以達到對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見解。《逸周書·文傳》提出：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拾鳥卵，不捕幼獸，以成鳥獸之長。《管子·八觀》提出：“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孟子把不違農時，谷不勝食；不用魚網到大池塘或深水捕魚，魚不勝食；刀斧以時入山林，材不勝用，人民滿足于生有食、死有棺材稱為“王道之始”。荀子眼中“圣王之制”的內容之一是：順應天時，伐木捕魚遵循“不夭其生、不絕其長”的原則，以達到“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以上見解反映了自然經濟條件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和一些不注意保護自然資源的經濟活動把黃土高原上的一些森林破壞了，使這些地方的后代子孫深受其害。但是，總起來看中國有順應天時、保護山林、保護河澤、保護民力，重視“不夭其生、不絕其長”的傳統。這為中華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提供了自然基礎。
宋代理學家張載是傳承前人“天人合一”思想、宣傳天人和諧的突出代表。他稱天為父，稱地為母，認為，我處在天地之間，是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的。他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既然我為天地所生，人民都是我的同胞，生物都是我的近親，所以我不僅要善待所有人民，還要善待所有生物，順應天地，不可逆天地之性而行。這種觀點的傳播對天人和諧、保護自然生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史學家湯因比在轉變發展道路問題上對中國的期待與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珍視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總結國際社會發展實踐的經驗教訓有關，也吸取了西方思想家關于發展的理論的有益成果。這方面，很多闡釋科學發展觀的文章在介紹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觀的演變時，都介紹了西方經濟學家的貢獻，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和法國經濟學家費朗索瓦·佩魯的《新發展觀》，把人的發展作為發展觀的中心。也無一例外地介紹了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聯合國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所形成的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更無一例外地介紹了1987年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所表明的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廣泛關注。
但是，尚未見到介紹歷史學家對發展觀轉變的貢獻。20世紀70年代初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觀發生變化的重要時期。正是這一時期，歷史學家如阿諾德·湯因比同經濟學家佩魯一樣發出了轉變發展觀的呼吁。湯因比1973年出版的《人類與大地母親》，以歷史的厚重感展示了人類與其生存環境（即“大地母親”）的相互關系。湯因比指出：連同人類在內的一切物種，迄今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工業革命之前，人類即已給生物圈造成了創傷，但還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壞和剝奪到山窮水盡、不可救藥地步的力量。工業革命之后，人類便使生物圈，包括人類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機械化使人類須臾不可離開而又無可替代的自然資源逐漸消耗殆盡。工業革命對生物圈的破壞同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自由競爭緊密相連。“通過更為自由地滿足貪欲來促進生產將會伴隨浪費與混亂的競爭，而在無政府狀態的經濟競爭中，成功者只是少數，而犧牲者卻是多數。”湯因比認為：“人類，這個大地母親的孩子，如果繼續他的弒母之罪的話，他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臨的懲罰將是人類的自我毀滅。”
怎么辦？第一，湯因比提出了與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抵相同的觀點：“在工業革命時代的人類文明世界中，人類之愛應該擴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員，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第二，湯因比主張改變全球性的無政府狀態，以便把生物圈從人為的污染中拯救出來。
湯因比在分析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相互關系時，以大量筆墨展示了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文化傳統。在分析公元前4世紀的中國道家崇尚自然、主張自然無為的哲學時，湯因比認為：它“不僅與它產生的時代和環境有關，而且與所有的時代和地區，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人類的全球狀況有關”。如何改變全球性的無政府狀態，湯因比撫今追昔，以史為鑒，更是把眼光投向了中國。他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文職官吏是人類文明世界的佼佼者；他們長期平安有序地管理著這么龐大的人口，這是其他國家的文職人員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們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們為了個人的特權而濫用權力，從而一次次地把中國帶入災難。“如果中國人真正從中國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他們成功地從這種錯誤的循環中解脫出來，那他們就完成了一項偉業，這不僅對于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對處于深淺莫測的人類歷史長河關鍵階段的全人類來說，都是一項偉業。”湯因比在同日本宗教活動家池田大作談話時又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
湯因比展示的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相互關系，發出的“人類允許生物圈繼續成為可生存之地”的呼吁，處處閃爍著歷史智慧的光芒。他憂慮工業革命以來大地母親的滿身創傷而對中國發出的期待，是建立在從世界范圍認識中國五千年歷史及其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的。
新世紀新階段中國最高決策層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進一步證明湯因比對中國的期待是有歷史依據的。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