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科學發展觀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金碚
一、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歷史成因和主要特征
從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看，工業化從粗放型增長方式起步是一個共同現象。也就是說在工業化的初期，企業總是傾向于大量使用廉價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擴大生產規模，盡快進行資本積累。因此，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長率和大規模生產，是這一階段工業增長的顯著特點。而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初期，除了上述特點外，往往還表現出以直接模仿方式，從低端產業或低端產業環節進入獲得成熟工業技術、因循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路線，以及對資源的高度依賴等特點。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必然具有類似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某些共性。
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具有極大國情特殊性的發展中國家。其工業化進程還具有一些非常獨特的個性。中國工業化分為兩個特點分明的時期，即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計劃經濟時期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計劃經濟的性質決定了經濟增長的粗放性，不必詳細討論。本文主要討論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增長表現。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加速經濟增長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由于思想的解放，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經濟領域中意識形態的最大變化是確立了追求收入、利潤、財富的正當性。于是，“發展是硬道理”、“時間就是金錢”、“企業利潤最大化”、“效率優先”成為基本的經濟行為理念。從而給經濟主體注入了極大的發展欲望和內在動力，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充滿強大的活力。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體制逐步代替了計劃經濟體制，經濟主體從被動接受計劃指令轉變為極為迫切地尋找和爭取到自己的市場生存空間和發展領域。對國家的“等、靠、要”意識轉變為自己負責、自我發展的意識，求成求富求業績的進取心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于是，個人、企業和政府都進入“短線競爭”狀態，即力圖在比較短的時期內改變貧困狀態，以短期內可以見效的手段爭取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整個社會充滿著盡快“初見成效”和“大見成效”的迫切心情，希望“有水快流”式地達到立竿見影式的成就。因此，“血拼”式競爭和政府直接參與的地區競賽成為2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顯著特點。
在市場機制調節的競爭中，利用“比較優勢”和順應“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法則是最基本的行為表現。在我國當前的工業化階段，如果沒有限制地利用“比較優勢”，把“優勢”發揮到極端，適應血拼式競爭者方可生存，那么，粗放式增長方式就是必然的選擇。因為，目前我國各方面的條件(包括稅收制度等)都更適應于粗放式經濟增長。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具有“不擇手段”和“不惜代價”的性質，這是同血拼式競爭具有相同的邏輯。短期內的“業績”是顯著的，但代價也是相當大的。
特別是，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競爭不僅是企業間競爭，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參與的地區間競爭。地區間競爭的基本規律是：“最大限度利用不可流動的要素(降低價格)去吸納可流動要素”。不可流動的要素主要是：稅收、基礎設施、土地、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可流動的要素主要是：資本、企業家、技術等，在地區間，勞動力流動性也較強。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流動要素的“價格”通常是由政府決定的，至少是受政府直接干預的，所以，當政府成為地區間競爭的重要參與者時，各地區間不可流動要素競相降價的血拼式競爭就成為普遍現象，突出地表現為：減稅優惠、低地價、低價資源、低勞動保障、低環保標準。這樣，當地區成為競爭主體時(其表現是地區間的GDP競賽、“地區或城市競爭力”競賽，或“率先”競爭)，就不可避免地加劇以低價格要素大量投入為基本特點的經濟增長的粗放性。
我們曾經指出，幾乎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經歷過粗放式增長的階段。這是因為，在一定的經濟技術條件下，粗放式增長有其歷史的理由：粗放式增長可以利用低價格資源獲得產品的成本價格優勢。利用低價格的資源對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競爭力，而對于資源的供應者則是需求的來源。由一定時期的技術條件所決定，當資源物質的機會成本很低時，大量使用資源，具有短期的經濟合理性。資源物質的價值是隨著工業的發展而提高的，沒有工業發展，地球上的任何物質都不是高價值的資源。開發技術的昂貴性和耗時性，甚至一定時期內的技術不可得性，使得在一定時期內“用資源替代技術”，成為獲得競爭力的手段。技術的進步依賴于工業的發展和資金的積累，而工業的發展和資金的積累，需要有資源的消費。從這一意義上說，短期的消耗資源是將來高效率利用資源的基礎。所以，如果某種資源的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發現或發明更經濟的替代資源，則盡量使用該種資源以獲得競爭力優勢就成為一種理性行為。
粗放式增長盡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具有存在的理由，但為了工業競爭力而付出更多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畢竟是工業發展的低級階段的特征。如果不能實現向高級階段的轉變，在經濟和技術條件已經具備，或者經過努力已經可以達到時，仍然采用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的方式來進行生產，則是沒有前途的，而且也背離了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
二、粗放型增長的慣性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2月28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初步核算，2005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82321億元，比上年增長9．9%。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2718億元，增長5．2%；第二產業增加值86208億元，增長11．4%；第三產業增加值73395億元，增長9．6%。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2．4%、47．3%和40．3%。
2005年全年全部工業增加值76190億元，比上年增長11．4%。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66425億元，增長16．4%。其中，重工業增長17．0%，輕工業增長15．2%。表明整個工業結構繼續向重型化傾斜。在各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中，增長率特別高的產品絕大多數為原料性基礎產業產品，這也表明，工業生產的資源投入趨高。
從能源生產和消費情況看：2005年全年一次能源生產總量20．6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9．5%；發電量24747億千瓦小時，增長12．3%；原煤21．9億噸，增長9．9%；原油1．81億噸，增長2．8%。全年能源消費總量22．2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9．5%。其中，煤炭消費量21．4億噸，增長10．6%；原油3．0億噸，增長2．1%；天然氣500億立方米，增長20．6%；水電4010億千瓦小時，增長13．4%；核電523億千瓦小時，增長3．7%。主要原材料消費中，鋼材4．0億噸，增長20．1%；氧化鋁1561萬噸，增長21．7%；水泥10．5億噸，增長9．0%。萬元GDP能耗1．43噸標準煤，與上年持平。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處于能源消耗的高位時期。
再從整個 “十五”時期(2001-2005年)的經濟增長趨勢看：2005年的經濟增長率雖略低于2003年和2004年，但高于“十五”時期的平均增長率。2005年的工業增長大體處于“十五”時期的平均增長率水平。2005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比2003年和2004年有所回落，但也高于“十五”時期的平均增長率。而能源消耗同經濟增長大體同步，一直處于高消耗狀態。總之，高儲蓄、高投資、高消耗所支持的高增長，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征之一。
那么，中國經濟是否會繼續沿著粗放型的道路增長呢？關于這個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企業和政府的行為動向兩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看企業的動向。中國經濟正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世界企業界的動向直接可以反映中國市場的產業發展和企業競爭態勢。麥肯錫咨詢公司2005年曾對9346名全球企業高管人員進行過一次調查。當問他們“你認為哪個國家是你公司未來5年中最主要的銷售增長點？”受訪者中25%回答是“中國”，僅次于第一位的美國(27%)。而在公司收入超過50億美元的大公司(2101家)中，有41%回答是“中國”，遠高于第二位的美國(24%)。這表明，世界產業向中國轉移的過程將繼續。中國的生產能力和銷售規模將繼續有巨大的增長。
那么，這些公司將采取的戰略措施主要是什么呢？當被問到：“在目前的競爭格局下，你的公司在未來5年中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動是什么？”時，受訪者的回答如表5。當被問到：“你認為以下哪些措施對于所在公司實現未來5年銷售增長最為重要？”時，受訪者的回答如表6所示。可見，通過對現有產品的創新、開發新產品和增強分銷能力，實現現有業務在市場上的擴張，是大多數公司的戰略意向。這表明，從世界產業發展趨勢來看，市場競爭將更為激烈。中國將成為未來5年世界產業競爭和發展的激烈爭奪空間。
面對這樣的世界產業發展趨勢，如果本文第一節所論述的中國經濟粗放型增長的兩個顯著特點沒有根本性改變的話，中國許多地區的粗放型經濟增長顯然將繼續。因為，在比較優勢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的條件下，產業競爭壓力將迫使大多數企業致力于進行現有業務的擴張，即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優勢以獲得當前的競爭利益。這樣，粗放型經濟增長將表現出很大的慣性和頑固性，盡管，從長遠看，粗放型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第二，看政府的動向。從觀念層面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宣稱要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是，以地區為競爭實體的基本格局并沒有改變。各地區之間的競爭所依賴的仍然主要是各種在短期內可以見效的投資項目和優惠”政策競賽。投資項目就是直接的資源投入，而且，幾乎所有地區都把發展工業作為“十一五”規劃期間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而優惠政策的經濟實質仍然是以低價格的不可流動要素吸納可流動的要素。所以，“開發”和“招商”是地區間競爭最重要的“主題詞”。在現行體制下，地區競爭業績評價的時限一般為3年，最長不超過5年。也就是說，地區間競爭一般選擇在3-5年內就能夠奏效的手段。而且，既然是競賽和競爭，就一定要爭取超過競爭對手，至少是要超過平均水平。所以，幾乎所有的地區都必然要把經濟增長率指標定得顯著地高于中央所規劃的全國經濟增長率指標。很顯然，在這樣的條件下，選擇粗放型增長方式往往是“理性”的。當然，粗放型增長必然會走到盡頭。
另外，從一些國際研究機構對各國國家競爭力的評價分析數據看，迄今為止，中國競爭力的主要來源是其大規模生產能力和高增長率，而在公共管理、技術創新、企業效率、工商環境質量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不足，其評價指標甚至明顯低于發展水平低于中國的印度。這樣的評價指標未必能準確地反映客觀事實，但確實可以反映出中國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特征，而且，這樣的粗放型增長具有很強的慣性。
可見，如果沒有重大的觀念轉變和戰略調整，許多地區仍然將沿著粗放型增長的道路慣性前行。所以，在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不能自動實現，必須有根本性的觀念轉變和重大的舉措，才能完成經濟方式的歷史性轉折。
三、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最有效的經濟方式之一當然是首先考慮價格機制。提高資源價格是節約資源的最簡單也是最易見效的措施。但是，提高資源價格涉及社會承受能力，一是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二是對低收入階層的影響。如果能源價格、水價格、土地價格、礦物價格等均普遍大幅度上漲，中國經濟所受的沖擊是個不能不考慮的問題。特別是地方政府承受著來自社會基層的壓力，很難面對資源價格大幅上漲而泰然。
除了價格，另一個可以期望的措施是采用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技術，限制耗費資源和破壞環境的技術。但是，技術的選擇取決于產業競爭態勢和主體行為。當(地方)政府是競爭實體時，它們有什么手段實現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技術創新呢？如前所述，當地方政府成為競爭實體時，它們的基本策略就是盡可能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而限制消耗資源和破壞環境的技術往往是同利用地區“比較優勢”相矛盾的。如果政府同企業一樣承受著競爭(地區間競賽)的壓力，那么，在技術選擇的政策上很可能傾向于技術的短期競爭力而不是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社會公共性目標。
通過采用提高標準的方式可以限制資源耗費和更好地保護環境。這實際上就是給企業設置更高的產業進入壁壘，或者是要求企業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支付更多的成本。很顯然，標準的提高也受價格因素和技術因素的制約。過高的標準也會導致一些企業和地區的短期競爭力受損。
問題是，即使價格、技術和標準手段都可以采用，仍然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競爭秩序是否公平和政府行為是否合理。如果主觀上希望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但競爭規則扭曲，導致不公平競爭，甚至在尚未進入競爭之前就由政府決定了勝負(誰存誰亡)，或者政府直接幫助一些競爭者而限制另一些競爭者，那么，并不能真正實現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更重要的是，如果地區競爭仍然是主要的競爭內容，地方政府仍然是主要的競爭實體，那么，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僅難以成為大多數企業的自主行為，而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口號可能演化為政府設租而企業向政府尋租的誘因，甚至可能成為一些政府部門不適當干預市場競爭和破壞競爭公平性的借口。
總之，在粗放型經濟增長的慣性仍然非常強大的情況下，僅僅依靠一般的市場參數調節和技術標準調整是不夠的，僅僅依靠政府調控管制內容也是不夠的。這也正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要求雖然已提出多年，但至今效果并不顯著的原因。所以，從“十五”到“十一五”時期，最大的思想進步就是：認識到僅僅在一般的調節手段和政策設計上進行調整，是不足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改變的，必須進行發展觀念上的深刻反思，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和指導經濟和社會發展，才能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真正轉變。因此，是否能通過樹立科學發展觀來改變社會價值觀，改變競爭和商業文明的基本理念，就成為能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
觀念的改變是決定性的，而觀念如何落實為行動也是決定性的。從理論層面研究科學發展觀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任務，而研究和探索科學發展觀的政策含義和可操作方式，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艱巨任務。前者具有使命性，后者具有緊迫性。而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則是一項長期的偉大社會工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這一社會工程的基礎。
實踐中要解決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發展目標的合理性，即人類發展究竟要達到什么目的？發展可以也必然表現為物質成就，表現為財富的增長，但歸根結蒂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也就是說，發展的價值是人本(以人為本)的而不是物本(以物為本)的。那么，當我們在價值觀上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后，進一步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科學發展觀應體現為哪些行為指標和業績指標(特別是政府的政績指標)，并使得人們有充分的動機努力實現這樣的指標？也就是如何使得人們的實際行為目標同這些指標在方向上相一致？實踐中的難點在于：所選擇的指標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市場過程表現的指標，例如，GDP、利潤、稅收等：另一類是沒有直接的市場過程表現的指標，例如，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社會公平等。前一類指標可以同市場主體的直接利益動機相一致而獲得實現動力，即達到這些目標同時可以獲得直接的利益回報。而后一類指標除非有特別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否則沒有同直接的利益動機相一致的個體行為基礎，即市場主體努力實現這些目標不能獲得直接的利益回報甚至必須付出較高的個體成本。因此，選擇和確定反映科學發展觀的目標和指標，不僅僅是要提出理想，而且要構建實現理想的機制。
實踐中要解決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是抉擇的統籌性。科學發展觀要求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這本身就表明了，必須承認各種需要和目標(指標)之間可能是相矛盾的，因此需要權衡利弊，取舍選擇，統籌兼顧。而從更深的意義上說就是，當僅僅依靠個體的理性行為難以實現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某些集體理性目標時，社會的集體理性如何得以實現？要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是一個集體理性的體現，即從全社會的合理性要求出發，來選擇經濟增長的可行道路。集體理性并不意味著存在一個沒有差異和矛盾的唯一利益，相反，正因為存在利益多元和差異，才需要有集體理性來彌補個體理性的缺陷。所以，科學發展觀就是體現為各方面利益的協調性和統籌性。而協調和統籌不是簡單的集權過程，也不是少數精英的天才構想，它需要有最廣泛的社會參與，充分的信息披露、廣泛的意見表達，以及科學的決策程序，這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基本條件。特別是，要改變利益集團和執行部門自己立法(也包括制定政策和行業規范)自己執法的現象，避免法律、政策和行業規范的不合理利益偏向。因此，通過增強透明性、參與性和民主性，來保證重大決策特別是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統籌性，是形成基于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的科學決策的重要制度基礎。也只有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上才能形成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效機制。
實踐中需要解決的第三個關鍵問題是實施方式的可行性。科學總是提出可以解決的問題。歷史上不乏從良好的愿望出發但因選擇了不可行的政策而導致事與愿違的結果的事例(例如，試圖以集中計劃的方式實現按比例發展，試圖用政府直接決定分配標準的方式實現收入平等，試圖以強化政府審批的方式維護社會效益，試圖以削弱競爭的方式實現保障性，試圖以政府或壟斷性企業更多控制資源的方式實現某些物資或服務的普遍供應，試圖以限制消費者選擇權的方式保證某些物資或服務的供求結構平衡等)。所以，從科學理念到實施行動的關鍵在于形成可操作的體制和政策體系。理論觀念可以指導行為，但不可能直接成為規范行為的可操作工具。從科學的意義上看，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體制和十全十美的政策。任何制度安排有其優點，也有弱點。任何政策也都會有其副作用。所以，進行怎樣的體制和程序安排、采用怎樣的具體政策手段，來達到科學理性所要求的目標，而又盡可能避免實施過程中過大的副作用甚至產生事與愿違的后果，是一個關鍵性的實踐問題。也就是說，理論的科學性體現為政策的科學性，才能實現行動的科學性。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目標的確定、集體決策的實施，還是體制和政策的設計，都必須尊重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當前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堅持改革的方向，完成改革攻堅階段的關鍵性任務，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有效地發揮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而科學發展觀要能夠真正指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要體現為具體的體制和政策，從而引導市場主體的行為轉變，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是一個行政導向過程，而是一個市場競爭導向的過程，這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并使經濟增長真正帶來更大的社會福利增進。
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進行全方位創新
中國的發展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在不到100年的時期內，實現從傳統社會到工業社會的過渡，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經歷過。它意味著中國工業化的實現將使世界工業社會的規模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翻一番。所以，人類工業化進程中曾經或者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矛盾和問題，都可能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以更為集中或突出的形式表現出來。實際上，中國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本身也會導致新問題的突顯。例如，中國僅僅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使得十幾億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一個規模巨大的人口群體達到了同發達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的大多數普通居民接近的平均生活水平。這個人口群體如果是總人口的10%，那就是1．3億人：如果是總人口的20%，那就是2．6億人!這樣的成就舉世無雙。但也正因為如此，這部分實現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居民同還有更多生活水平還遠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的居民之間的差距就突顯出來，而且還有幾千萬人沒有擺脫貧困狀態。正如20多年來所發生的那樣，在使得如此龐大的人口進入工業社會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消耗大量的資源并對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中國，這一過程還遠沒有結束。今后，我們還要繼續使得更大規模的人口進入工業化社會。顯然，如果繼續沿著原來的道路發展，沒有創新，就難以解決發展中突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資源和環境也根本無法支持13億人口以粗放型增長方式完成進入工業社會的過程。總之，2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無論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就，按照同樣的方式也難以使規模更大的中國人口完成工業化進程。因此，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行全方位的創新。
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取決于能否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在世紀之交，發展以及對發展的認識面臨嚴峻的挑戰。這一挑戰不僅是中國所承受的，而且是世界性的。正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2004)所指出的：“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而提出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反映了面臨新挑戰時的一次體現了“集體理性”的認識升華。這不僅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認識深化，而且是又一個具有人類認識史意義的巨大進步。這也不僅是解決中國發展中的諸多矛盾、困難和問題的對策思路，而且是對發展價值觀的深刻反思。在發展過程中，人類需要不斷地思考：在發展中人類獲得了什么，損失了什么？為了獲得而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是推動發展的基本動力，市場經濟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物質財富不是發展的唯一價值，而且，物質財富也不等于全部的社會福利和人類幸福。經濟發展必然要消耗資源和影響環境，對資源和環境的利用是競爭力的重要支撐，但是由于具有公共財產性質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生態不可能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來調節，所以，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成為人類對自然和未來的掠奪。科學應是理性的，但人類在資源、環境以及發展的價值取向上卻潛藏著產生“集體非理性”的危險。如果沒有發展觀的理論進步，發展過程有可能偏離科學的軌道而誤入單純追求個體理性而喪失集體理性的歧途。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而整個理論創新過程還將不斷地進行。中國各地區的具體條件不同，增長方式轉變對于各地區的具體意義是不同的，理論的深刻認識對于各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決定性意義，對于各地區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發展戰略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實際上，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如何實行真正有效的政策和體制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一系列理論問題的科學認識。
第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取決于能否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實現技術創新。科學理念只有體現在技術過程中，才能得以實現。如果缺乏技術手段，任何正確的理念也不會有預期的實際效果。例如，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物質財富創造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等，所有這些無不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撐。特別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發展的技術資源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工業化國家，而任何工業技術路線的形成都同它所產生的自然和社會條件相關。由于中國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特殊性，即使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如果缺乏自主創新，也會難以保證我們的利益，而且可能導致嚴重的矛盾和具有長遠不利影響的后果。更何況，由于國家間的利益差異甚至利益沖突，先進技術轉移不可能是順利的和無代價的，許多關鍵技術的國際間轉移是極難實現的。所以，立足中國國情，大力進行自主技術創新，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條件。離開了技術創新，既不可能獲得真正先進和適用的技術，也難以運用既有的技術來解決中國面臨的發展問題，還可能帶來社會難以承受的代價和損失。目前，在中國的體制和政策上存在著許多不利于企業自主技術創新和實行自主品牌戰略的因素，甚至連中外企業的所得稅法都遲遲不能并軌，嚴重制約著本國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和自主品牌戰略。在激烈的產業競爭中，10%—15%的稅率差距足以置處于不利地位的企業于死地。本國企業受到自己國家政策的公開、全面的和長期的限制，而讓外資企業長期大規模地(而不是局部地)享有政策上給予的競爭優勢和創新地位優勢，這在世界各國的產業發展史上是非常少見的。這表明，中國在全社會意識上，直到反映在政府的政策安排上，就是忽視自主技術創新和自主品牌戰略的。不徹底改變這樣的國民心理和政府政策取向，中國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和自主品牌戰略之路會非常艱難。所以，讓我們的社會更具有技術創新的動力、活力和能力，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條件。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取決于能否深化改革，實現制度和體制的創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在本質上是人類行為方式的轉變，而人類行為方式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發生的，所以，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就沒有人的行為方式的合理轉變，也就無法實現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所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體現為科學的制度創新。以更有效可行的制度，規范個人、企業、政府以及各類組織的行為，使千千萬萬的人和組織的自主性行為結果能夠傾向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總體目標，這就是實現增長方式轉變所期望的制度創新。實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要求的制度創新，首先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原則，實踐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可行的制度基礎。而市場經濟的力量產生于競爭和在競爭中形成的競爭力。市場經濟的不可替代性在于沒有更好的制度可以激發經濟主體進行持續性創新的主動性和進取心。所以，充分鼓勵競爭，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是制度創新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市場機制并非萬能，市場機制依賴于個體理性所激發的動力和競爭力，卻難以有效體現社會理性所要求的目標的全面性、結構的協調性和發展的可持續性。也不能完全保證發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和對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特別是面對公共安全風險，市場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弱點。因此，通過不斷創新，形成更為完善的體制和機制，包括有效的政策體系，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行動方向。
第四，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取決于能否實現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管理創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是單純的技術性過程．而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管理工程。體現科學發展觀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各項目標，例如，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利益共享、持續增長等，與其說是技術目標，不如說更是管理目標。人類只有管理好自己，包括自己的個體、組織、社會和國家，才能實現發展。從中國發展所處的現實條件看：在國際比較上，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為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國際間的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外部環境更為復雜且多變，隨著對外依存度的大幅度提高，世界經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明顯加深，中國發展的一切舉措無不需要考慮國際因素和國際影響。在國內，物質基礎條件顯著改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在新的發展水平上，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也不斷提高和多樣化，社會利益關系更趨多元和復雜，因而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加大。而且，隨著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由于社會的開放性大大提高，人們受各種思想觀念影響的渠道增多、程度加深，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綜合以上情況時所指出的：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既有巨大發展潛力和動力又有各種困難和風險的時期，是一個既有難得機遇又有嚴峻挑戰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實施組織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管理和國家管理的任務將更為復雜和繁重。不僅需要高度的科學性，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性和藝術性。沒有管理創新，就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甚至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管理創新將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五、結論
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以低價格資源的大量投入為前提的血拼式的競爭；二是地方政府主導的地區間競賽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因。如果這兩個基本特征沒有根本的變化，那么，在當前世界產業發展和企業動向的大趨勢中，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將具有頑強的慣性。20多年來的以粗放型增長為主的中國工業化過程，使得一個雖然相對比例不高但絕對規模巨大的人口群進入了工業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沿著同樣的道路不可能使更大規模的人口群完成工業化進程。所以，如果沒有科學發展觀指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中國工業化將受到嚴重的障礙和挫折。十幾億人口參與的工業化對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環境的巨大影響是一個極大的人類難題。轉變增長方式，以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可持續方式推進中國工業化，才能實現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而能否真正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取決于能否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實現理論、技術、制度和管理的不斷創新。
（來源：《中國工業經濟》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