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江澤民的“三農”思想

王駿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一個關系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全局的根本性問題。江澤民一直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針對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任務，他大膽探索，開拓創新，提出了一系列解決“三農”問題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三農”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03年7月1日，胡錦濤在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號召將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不斷引向深入。認真系統地學習江澤民的“三農”思想，進一步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經濟發展，全面推進農村小康建設，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宏偉目標，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要求。

基礎論：“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馬克思指出：“農業勞動是其他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和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9頁。】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重要思想。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農業是根本”，認為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江澤民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是基礎的思想，更明確指出：“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一億多人口，九億在農村。這個基本國情，是我們考慮全部問題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88頁。】他反復強調“農業上不去，整個國民經濟就上不去；農村不安定，整個社會就不會安定；農村經濟得不到相應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實現”。【《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第788頁。】江澤民關于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農業問題、糧食問題，始終是國計民生第一位的大問題。1989年秋天，江澤民在陜北老區視察時明確指出，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千萬不要忘記。民以食為天。否則，我們11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就是個大問題。1992年底在六省農業和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他進一步指出，我國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不能靠任何別的國家來解決，一是人家靠不住，誰也解決不了這個大問題；二是即使能夠解決，也會受制于人。1994年6月在福建考察工作時，江澤民再次強調：“農業始終是戰略產業，糧食始終是戰略物資，必須抓得很緊很緊，任何時候都松懈不得。”【《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頁。】江澤民的這些思想，是基于我國特殊國情、基于在國際競爭中保持我國獨立自主地位的積極選擇，具有深遠的戰略眼光。近些年來我國糧食等一些主要農產品供給出現相對過剩，但農業的基礎地位還比較薄弱，從總體上看，我國糧食并不寬裕，人均占有量仍比較低。如何確保國家糧食的安全，仍然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因此，我國的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在經濟發展的任何階段都要抓緊，千萬不可麻痹大意。

第二，穩定和加強農業基礎，對于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些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一直比較快，非農產業的比重迅速提高。然而，相當一些地方在加快工業經濟發展步伐的情況下，出現了忽視農業的苗頭，對此，江澤民指出：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農業和農村工作放松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形勢不好，國民經濟全局就會不穩以致陷入困境。在1994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他再次強調，如果農業長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工業早晚也要掉下來，最后不得不進行大的調整。江澤民的論述是對我國經濟建設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深刻揭示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了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黨中央提出要長期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農村，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斷增加農民收入，逐步提高農村消費在整個消費中的比重。“農民收入和購買力上不去，擴大內需的方針就難以真正落實，經濟發展出現的好形勢也難以保持。”【《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3頁。】

第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基礎。江澤民多次指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不但是個重大的經濟問題，同時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20頁。】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發展中大國，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要始終注意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穩定。近年來，農村一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社會治安不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部分群眾生產生活困難。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有保障。

第四，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江澤民在十六大上提出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頁。】一是因為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村生產力落后，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二是我國農村與城市發展差距在拉大，農民的生活水平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農村有6000萬人剛剛越過溫飽線，收入還很不穩定。農村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等事業的水平也明顯落后于城市。三是現階段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制約著農民生活的改善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相對于城市，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更繁重、更艱巨。“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18頁。】我們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全局來認識“三農”問題的重要性，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自覺地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村。

改革論：“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繼續推進農村改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還遠沒有完成。解決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問題，仍然要靠改革。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明確指出，要“深化農村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頁。】1998年9月25日在安徽考察工作時，他進一步提出，要“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堅定不移地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頁。】

深化農村改革，必須長期穩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江澤民指出，要把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他強調，“實踐看，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能夠容納不同水平的農業生產力，既適應傳統農業，也適應現代農業，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產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變家庭承包經營的問題。”【《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30頁。】穩定家庭承包經營，核心是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既是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客觀要求，也是穩定農村社會的一項根本性措施。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不變，而且30年以后也不變，并要求通過立法，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在這個前提下，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促進土地資源合理配置。2001年底，中央專門下發了《關于做好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對土地流轉作出了明確規定。其后，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農村土地承包法》，把黨在農村改革后形成的關于農村土地的政策上升為法律，使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有了法律保障。

“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為支撐，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31頁。】江澤民提出的“一個基礎、三個支撐”的目標，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指明了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的目標和重點：

首先，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按產業化發展農業，是廣大農民在實踐中的創造，被稱為“新質意義上的規模經營”【韓俊、劉振偉主編《鄧小平農業思想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頁。】。江澤民對其機制、作用和效果都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這是解決千家萬戶進入市場、運用現代科技和擴大經營規模等的有效方式，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強農業市場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舉措。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是關鍵。要加大對龍頭企業的扶持力度，增強其帶動能力，引導龍頭企業，包括公司、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行業協會等與農戶形成生產加工銷售的利益共同體，推動產業化經營更快更好地發展。

其次，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要根據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業面臨的新形勢，從保護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積極性，保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保護國家糧食安全出發，加快培育和規范糧食市場，加快糧食企業改革和農業結構調整，完善糧食儲備調節制度，加強對糧食市場的宏觀調控。實踐證明，糧食流通市場越開放、越完善，糧食供給的可靠性越有保障。

再次，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目前農民、鄉鎮企業貸款難，農村資金外流現象比較嚴重。這個問題既有資金供應方面的原因，也有信用制度不完善的原因，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農村金融改革。要從實際出發，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建立資金回流的有效機制，加大信貸支農力度。要從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等方面加強對農村信用社的改革。要整頓農村信用秩序，引導規范民間借貸。

最后，積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這項改革從分配上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的利益關系，用法治的辦法，靠制度來規范農村的分配行為，保護農民利益，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對保護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大意義。通過試點，現在農村稅費改革已在全國推開，要堅持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合理規定農民的稅費水平，進一步減輕糧食主產區和種田農民的負擔，從根本上治理各種不合理的收費。

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同政治體制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進。擴大農村基層民主，保證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是社會主義民主在農村最廣泛的實踐，也是充分發揮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村兩個文明建設、確保農村長治久安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江澤民多次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在農村基層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當前，要重點抓好村級民主制度建設，依法健全三項制度：一是村民委員會的民主選舉制度；二是以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為主要形式的民主議事制度；三是以村務公開、民主評議和村民委員會定期報告工作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監督制度。同時要加強農村各類合作經濟組織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堅持和完善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直接選舉制度。與此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強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和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建設。

發展論：“必須轉變農業的增長方式”

1996年6月，江澤民在河南考察農業和農村工作時指出：“為了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關鍵是要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要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在全面分析我國經濟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決策。農業也不例外，也要狠抓這兩個根本性轉變。”

上面已論述了“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繼續推進農村改革”的思想，那么，為什么要強調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呢？江澤民指出，“這是我國的國情決定的”。我國農業自然資源相對稀缺，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水旱災害一直是困擾我國農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問題。同時，“人口還在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靠什么來滿足需求的增長呢？”在這種情況下，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規模增加新的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投入顯然是不現實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農業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也就是說，必須轉變農業的增長方式。”【《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9頁。】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時，江澤民進一步指出：“農業發展從長遠看最重要的，一是水的問題，一是科技問題。”【《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33頁。】要求切實抓好水利等農業基本建設和科教興農工作。

建國以后，由于多種原因，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脆弱，抗災能力不強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江澤民對此極為關注。1989年7月，在就任總書記后不久，他曾冒雨來到荊江大堤，進行考察。1990年他又高瞻遠矚地指出：“在考慮‘八五’計劃時，要認真研究一下水的問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應該未雨綢繆。”【《江總書記視察農村》，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頁。】1998年9月28日，在全國抗洪搶險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強調，要認真總結這次防洪抗洪的經驗教訓，努力改善生態環境，治理江河湖泊，加強防洪設施和水利設施建設。為此，十五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態環境。首先，要加強水利設施、防洪工程等建設，按照全面規劃、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原則，加大投入，加快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其次，要加大農產品商品基地建設和農業綜合開發力度，擴大有效灌溉面積；再次，要大力發展節水農業，大幅度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農田水利利用效率。改善生態環境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也是防御旱澇等自然災害的根本措施。一要調整防災、減災思路，實現農林水相結合，大力植樹種草，實行封山育林，逐步退田還湖、退耕還林。二要以自然生態平衡為中心，實現農業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相結合，推廣有利于生態農業發展的耕作制度和技術措施，強化對環境污染的防治。三要調整資金來源結構，實現國家、集體和個人投資相結合，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投入。應該抓住機遇，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力度，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狠抓科教興農，把農業發展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農民素質的軌道上來，努力提高科技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份額。”【《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950頁。】

江澤民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多次提出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農的發展戰略。1989年12月19日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他明確提出：“要依靠科技進步振興農業。”【《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27頁。】在十三屆八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和大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終取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適用技術的廣泛應用。”因此，我們一定要“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逐步地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軌道上來。”【《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第794頁。】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科學大會上，江澤民再次強調，要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始終把科技進步擺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優先地位，把農業科技擺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動傳統農業向高產優質高效的現代農業轉變，使我國農業科技率先躍居世界先進水平。

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必然要求農業科技有一個大的發展，進行一次新的農業科技革命。”【《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67頁。】從而為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中心論：“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隨著改革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糧食等農產品供應豐富，但同時也出現了農產品銷售難和價格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新問題。如何在確保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不斷增加的同時，進一步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素質和效益，使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已成為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中越來越突出的問題。對此，江澤民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工作時指出：“增加農民收入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實現小康，還直接關系到開拓農村市場，擴大國內需求，帶動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從長遠看還可能影響農產品的供給。現在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33頁。】在認真分析和把握現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黨中央及時作出了進行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大決策。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大力調整農業結構，積極拓寬農民增收領域，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373頁。】在2001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江澤民進一步指出，經濟結構調整，“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33頁。】。要以增加農民收入為基本目標，把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新世紀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來抓。

經過幾年的實踐探索，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農產品市場供應日趨豐富；一些高效經濟作物、畜牧業、漁業逐漸成為新的增長點；主要農產品生產逐步向優勢產區集中等。但同時也應看到，結構調整所取得的成效還只是初步的、階段性的，農民增收困難的狀況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在現階段，“調整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要著眼于世界農業科技加速發展的趨勢和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適應國內外市場”【《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68頁。】。要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一是優化農產品結構，實現農業生產優質化；二是實施并推動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三是積極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四是通過體制創新和結構調整，提高鄉鎮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創新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

多方面原因導致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造成“城鄉差距大，農業人口多”，這“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因素”【《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1074頁。】。雖然從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發展的經驗來看，優先發展工業、城市是必由之路。但按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國際慣例，在綜合國力達到一定程度、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應該實行以工補農，推進城鄉協調發展。據統計，200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0.2萬億人民幣，同時，體制環境和外部環境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工業反哺農業的各方面條件業已成熟。1998年9月，江澤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時指出，現在農業和農村的問題僅靠自身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靠城鄉一體、城鄉統一市場來解決。【陸學藝：《“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頁。】在黨的十六大上，他審時度勢，大膽創新，正式提出要樹立全面和正確的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特別是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努力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農業不同于工業，“是社會效益大而比較效益低的產業，必須通過國家宏觀調控加以扶持和保護”。【《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29頁。】江澤民多次指出：“市場經濟越發展，工業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強對農業的保護和扶持。”【《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29頁。】隨著國力的增加，我們要“積極探索扶持、保護、促進農業發展的新機制、新辦法”【《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29頁。】，從提高本國農業競爭力著手，充分發揮世貿組織所允許的國家扶持農業的“黃箱政策”和“綠箱政策”的作用；“制定引導資金等生產要素向農業流動，多方籌集農業發展資金的政策”，進一步增加投入，逐步形成國家支農資金穩定增長的機制。第一，要在進一步加大對節水灌溉、人畜飲水、縣鄉公路、農村能源等農業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力度的基礎上，增加對農業科教推廣體系建設的投入。第二，要結合農村稅費改革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探索對農業和農民實行補貼的種種有效辦法，逐步建立對種糧農民生產直接補貼的機制。第三，要進一步搞好扶貧開發工作，全面貫徹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堅持“走開發式扶貧的路子”【《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136頁。】，幫助貧困群眾發展生產，實現穩定脫貧。第四，加強農村教育、科技、文化和醫療衛生等事業建設，促進農村社會發展。

提高城鎮化水平，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和農民增收問題，必須走工業化、城鎮化的路子，把農民從農業和農村盡可能多地轉移出來，增加農民就業機會，增加農村人均資源占有量，實現工農業和城鄉發展的良性互動。這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基本經驗。當然，這必須要從實際出發，“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獻選編》，第669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城鎮化水平。

1998年10月，江澤民在江蘇浙江考察工作時說：“有計劃、有步驟地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新興的小城鎮和鄉鎮企業，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屆三中全會正式把發展小城鎮確立為“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2000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的《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發展小城鎮，對解決現階段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內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意見》在改革傳統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完善小城鎮的政府管理體制以及各項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意見，對積極穩妥地推進小城鎮建設產生了積極作用。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當前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農民進城經商務工。這不僅已成為農民收入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文明輻射農村的現實途徑。因此，要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出發，善待農民工。要盡快取消成文或不成文的城鄉隔離政策，取消對農民的產業經營限制和各種歧視性政策，真正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和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為農民的正常流動和提高農村城市化水平創造條件。

綜上所述，江澤民的“三農”思想，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力弘揚與時俱進的精神。江澤民多次指出，沒有鄧小平理論，就不可能進行農村改革，也不可能有現在這樣一整套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巨大成就。對于鄧小平理論，我們既要堅持，更要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要根據實踐提出的問題和任務，不斷發展創新，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江澤民站在“三個代表”的高度，從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強調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突出家庭經營的主體地位，加快農村土地制度的法制化建設，保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長期穩定，同時要求繼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不斷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市場化程度。他還提出，要實施科教興農，加強農村教育、科技、文化和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加強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他又提出要進行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些新的理論觀點的提出和改革舉措的出臺，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進一步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推動了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科學的，對全面推進農村小康建設產生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第二，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作為深化農村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對于如何正確對待農村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新事物，江澤民指出，要堅持兩條：第一，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這是鄧小平發明的好辦法。要幫助群眾總結提高，加以引導。對的就堅持，不對的改正就是了。第二，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對基層的一些做法，對群眾中涌現出的新東西，根本的要看是否有利于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切實保障了農民的自主權；要看是否有利于堅持改革的市場取向，清除一切束縛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面貌和保持農村穩定。符合這個標準的，就要給以鼓勵和支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中央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及時總結廣大農民的實踐經驗，形成正確的政策，用于指導和推進改革。

農民的創造得到了黨中央的支持和肯定，十五屆三中全會正式把發展小城鎮確立為“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江澤民多次強調，“必須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依靠群眾推進偉大的改革事業。”

第三，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農業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體現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江澤民反復強調要高度重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針對上世紀90年代后我國糧食生產一度出現的滑坡的局面，他從戰略高度提出要高度重視農業和糧食問題。指出當前國際社會圍繞糧食和農業展開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把農業作為對內穩定政局的基礎產業，而且把它作為對外推行強權政治的戰略武器。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如果農業和糧食生產出了問題，任何國家也幫不了我們。因此，他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件關系到國家和民族自立自強的大事。在十五屆五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必須充分認識發展農業的重要性、艱巨性，始終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保證農業在提高整體素質和效益的基礎上持續穩定發展。這些都具體體現了江澤民在深刻認識事物之間相互聯系的本質基礎上，自覺地運用普遍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指導農業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思想。此外，江澤民始終關注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把水利建設作為農業基本建設的重點，把改善農業的生態環境作為中心環節，并且把主要精力用來抓好水利設施、防洪工程等建設。這些都表明江澤民善于從紛繁復雜的關系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通過解決主要矛盾，推動整個農村工作和農業經濟的發展。

[作者王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