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外開放中如何掌握戰略主動權

——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基本思路和經驗

■王德蓉

[摘要]20世紀 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我國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的問題日益艱巨起來。面對這種形勢，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以提高自身實力為基石、以自主決策為前提、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為途徑，牢牢把握我國對外開放的主動權，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提供了重要保障，也積累了對今天仍有啟示意義的寶貴經驗。

[關鍵詞 ]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外開放；主動權

[中圖分類號 ] D829.10

[文獻標識碼 ] A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正如中國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循序漸進的一樣，中國的對外開放也不是沒有立場、沒有原則、放任自流、無序進行的。實際上，在對外開放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掌握其中的主動權問題。所謂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筆者以為，就是通過有原則、有立場、分步驟地實施開放政策，既充分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等發展經濟，又能保持經濟的自主性、獨立性，增強本國的綜合國力，最終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具體如何做呢？ 20世紀 90年代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曾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深入思考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

進入 20世紀 90年代，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從世界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融入其中。然而，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西方發達國家在憑借自己經濟發展的優勢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必然要在政治、文化等領域極力推行自己的規范和主張，以自己的觀念、準則為尺度來衡量、裁斷他國。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交往和競爭中屬于相對弱勢和被動的一方，因而掌握發展主動權的問題尤為突出。從中國來看，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市場經濟本身具有開放性的特征，要求我們不斷深化對外開放以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新要求；而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宏觀經濟的風險防范能力都面臨著嚴峻挑戰。國際國內的這些變化，使把握對外開放主動權的問題變得更加迫切。面對這種形勢，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以提高自身實力為基石、以自主決策為前提、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為途徑，牢牢把握我國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并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經驗。

一、“必須堅定不移地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形成有利于對外開放的體制和環境”——練好內功是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的基石

要在對外開放中掌握戰略主動，實力是最根本的保證。在國際舞臺上開展競爭，沒 有一定的實力，難免要被人家欺負。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民族凝聚力，是做好對外工作的堅強保證。

不斷增強國家綜合國力，為做好對外工作提供強大后盾。打鐵還需自身硬。做好對外工作，必須以國家實力為后盾，只有具備了過硬的實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才能處于主動地位。這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展對外工作的一個根本立足點。2000年1月，江澤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開展“三講”的情況時，指出常委同志最關注的兩大問題：一個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另一個就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強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江澤民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21頁。）。江澤民曾明確指出：“發展是硬道理，財大才能氣粗，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我們必須始終牢記的重要歷史經驗。”（《江澤民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44頁。）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不論國際國內發生什么情況，中央都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從而保證了我國經濟不斷克服前進中的困難，實現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在 1989年到 2001年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9.3％，居同期世界各國年均增長率之首。在 1995年和 1997年分別提前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 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在經濟快速發展中，其他許多方面也取得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成為中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強后盾。為此，2002年 2月，江澤民在回顧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歷程時曾坦言：“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說到底，就是因為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一九八六年，我國當時的整體經濟規模還比較小，進出口總額也只有七百三十八億美元，與別人討價還價的籌碼不多。現在，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一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對外貿易排名世界第六位，吸收外資連續九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顯著增加了，誰也不能小看我們。 ”（《江澤民文選》第 3卷，第 443頁。）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形成有利于對外開放的體制和環境。江澤民曾明確指出：“實行對外開放，是同國外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靠人家來恩賜，也沒有人會恩賜給你。要進行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國外企業首先考慮的是經濟利益。當然也有政治因素，西方國家政府這方面的考慮并不少，但企業主要還是看是否有利可圖。因此，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形成一套有效的體制機制，創造一個有利于開放的經濟社會環境。”（《江澤民文選》第 3卷，第 445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入，到黨的十四大上取得重大突破，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此后，圍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開展了全方位、深層次、大跨度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為我們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培育了良好的體制機制環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后，中國從自身國家利益和發展需要出發，還主動進行了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減讓工作，客觀上為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創造了較好的經濟環境。從 1992年開始，經過一系列的減讓，我國平均稅率已從43％降至 2000年的 15％左右。此外，還逐年降低外資準入標準，有步驟地擴展了金融、保險、電信、商業等服務業的開放范圍和數量，加緊清理、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約 2300件，這些舉措得到了國際輿論的積極評價。法新社在評論 1995年中國大幅度降低關稅問題時指出：“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今天在此間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上宣布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稅率。他的宣布也是自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于 1979年對外開放經濟以來對中國貿易體制采取的最為重大的改革措施之一。”（《中國將采取重大步驟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參考消息》1995年 11月 21日。）這些措施，都是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認真考慮我國企業的承受能力，權衡利弊，分步驟、看時機謹慎地推出的。

二、“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的同志腦子里一定要有根弦”，“我們絕不會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拿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自主決策是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的前提

堅持自主決策，主動調控開放進程，最大限度地發揮開放的積極作用、降低開放的不利影響，這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推動我國對外開放、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的又一寶貴經驗。

慎重對待一些關鍵領域和敏感行業的開放進程。比如，在部署我國金融領域的開放進程中，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采取了既積極又謹慎的方式。20世紀 90年代以后，伴隨著金融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金融動蕩越來越頻繁，破壞性越來越嚴重。從 20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經濟泡沫破裂，1992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年至 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力引起了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高度關注與深刻思考。在亞洲金融危機肆虐東南亞地區的 1997年 11月，中央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李鵬在會上明確指出：“金融保險業對外開放的步伐不能太快，我們有幾道防線，不能輕易放棄，像金融市場的開放，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都是必須十分慎重的。”（《李鵬論宏觀經濟》下冊，中國電力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610頁。）朱镕基也曾在會見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時指出：“金融市場開放得快沒有什么好處。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必須循序漸進，必須條件成熟，必須監管水平跟得上才行。”（《朱镕基講話實錄》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2頁。）　與此同時，我們不斷增強自身的風險防范意識，沒有像有些國家那樣過早、過度地開放本國的金融市場。正如朱镕基所言：“投機力量想進來動搖我們，但沒有這個渠道。”（《朱镕基講話實錄》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05頁。）江澤民多次強調：“我們要堅持一條，資本市場不能隨便開放。”“我們頭腦要清醒、警惕性要高。現在，國外輿論普遍評論中國的做法比較穩妥，認為我們對開放的節奏和力度把握得比較恰當。”（《江澤民文選》第 2卷，第 93頁。）后來的事實證明，明確資本賬戶的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以及嚴格管理外國資本的流入流出，是抵御國際游資沖擊的一道必要屏障。除了金融領域，對其他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敏感行業的開放，中央同樣堅持了比較謹慎的態度。

始終堅持開放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比如，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我們一直堅持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市場開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在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是江澤民的親自領導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上，我們始終抱有最大誠意，體現出堅定決心，同時也堅守了自己的底線。江澤民說過這樣擲地有聲的話：“我們決不做軟骨頭。”（《江澤民文選》第 2卷，第 326頁。）“如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損我國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安全，那還加入它干什么！不加入又有什么了不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照樣向前發展。我們絕不會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拿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底線。 ”（《江澤民文選》第 3卷，第 446頁。）中美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后，中歐談判依然十分艱難。朱镕基在會見歐盟貿易專員拉米時，回顧中美在談判最后為汽車關稅、電信股比、保險股比、國營貿易四個問題相持不下時，強調自己在原則問題上“沒有作任何讓步”（《朱镕基講話實錄》第 3卷，第 474頁。）。他說：“允許我開個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機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會讓步！”（《朱镕基講話實錄》第 3卷，第 474頁。）經過艱苦斗爭，美歐等發達國家不得不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中方最終與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就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若干年市場開放的領域、時間和程度等達成了協議。根據談判結果，第一，我國贏得了過渡期和市場開放的主導權；第二，我國在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作出了必要的靈活反應；第三，迫使談判對方在談判中滿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國承諾給予我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即最惠國待遇），放棄一般保障條款（即在我國加入后美隨時可與我方中斷世貿組織關系的條款），同意放寬高技術對華出口限制等。這就為國內產業贏得了寶貴的調整時間和必要的保護手段。總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結果既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也適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們沒有因為讓出一部分“蛋糕”就丟掉市場，發展空間反而變得更大；沒有在開放中不堪一擊，產業競爭力反而變得更強。如今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歷程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幾年來的成就充分說明，堅持自主決策才能掌握主動權。

三、“必須到國際市場的大海中去游泳”，“越是保護越沒有競爭力”——積極參與競爭是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的有效途徑

20世紀 90年代以后，經濟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并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盡管現行國際經濟與貿易規則并不完善，但是如果不能參與其中，將會更加被動。只有積極參與其中，勇于競爭，才能熟悉規則，錘煉自己，提高自身競爭力，才能提高在規則制定方面的發言權，制定于己有利的新的規則，為掌握對外開放的戰略主動權提供保障。

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既給我國帶來重要機遇，也帶來巨大挑戰，尤其是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的嚴重動蕩，以及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我們真切感受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在這種形勢下，怎樣才能把握住對外開放的主動權？是積極參與競爭、繼續擴大開放，還是為了避免風險而減緩開放步伐？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研究這個重大問題時，特別強調要通過積極參與競爭來奪取主動。江澤民曾說：“從政治上看，從二十一世紀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看，我們搞現代化建設，必須到國際市場的大海中去游泳。雖然我們這方面的能力還不強，但要奮力地去游，并且要力爭上游，不斷提高我們搏風擊浪的本領。這對我國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綜合

國力的較量中掌握主動有利。”（《江澤民文選》第 3卷，第 450頁。）　“如果我們總是不到國際市場上去經風雨、見世面，我國現代化建設就很難更快地推進。”（《江澤民文選》第 3卷，第 450—451頁。）朱镕基也曾強調：“如果總怕競爭，老關起門來，怎么進入世界？它打入你的市場，你就不會打入它的市場啊！就那么自卑？”（《朱镕基講話實錄》第 2卷，第 302頁。）實際上，對外部沖擊特別是進口商品和吸收外資帶來沖擊的擔心和憂慮一直持續不休。開放的確會帶來沖擊，有些方面、有些時段受到的沖擊還很明顯。但如果辯證地看，這些沖擊反過來也會產生積極作用，倒逼我國企業加快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增強競爭能力。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明確的。李鵬曾在 1997年 6月召開的大型企業集團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現在，國產彩電基本上占領了國內市場，什么原因？關鍵是利用了外國的資金、技術、管理以后，經過消化、吸收，形成了我們自己的東西，并能夠與進口產品競爭。”（《李鵬論宏觀經濟》下冊，第 1573頁。）20世紀 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容量和資源條件的限制，我國企業如何“走出去”成為中央著重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1997年 12月 24日，江澤民在接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首次把“走出去”作為一個重要戰略提出來，并把它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2000年后，江澤民進一步強調，在“走出去”的問題上，不僅要從我國現在的實際出發，還要著眼于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安全，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對于我們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具有重要意義。

努力提高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20世紀 90年代以后，我們不僅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而且開始更多地參與話語權、游戲規則的制定。由于歷史原因，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是由一些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發展中國家要實行對外開放，首先不得不遵從這些規則。然而，這只是第一步，發展中國家必須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只有積極參與，才能獲得信息，培養新的習慣，形成新的慣例，建立新的規則，最終形成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規則。基于這樣的考慮，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要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主流，同時積極開展區域經濟合作。20世紀 90年代以后，中國領導人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等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并在其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成功召開，江澤民主持了全部會議和活動，有力推動了亞太經濟合作的發展。江澤民還與有關國家的領導人共同倡導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等國際組織或對話平臺，在爭取話語權、參與權和規則制定權方面邁出重要步伐。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國已由被動地接受國際經貿規則，轉變為主動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由只能依靠雙邊磋商機制協調經貿關系，轉變為可以靈活運用雙邊、多邊機制進行協調。這不僅為我國經貿發展提供了新機遇，而且為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并努力提高自身的發言權開辟了新途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這樣寫道：“江澤民、朱镕基、錢其琛及其高層同事們成功地將中國推上世界的舞臺，讓充滿狐疑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美〕亨利 ·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42—443頁。)

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指出：“現在，我們正面對著世界經濟、科技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也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國際競爭。這是一場全球范圍的大競爭，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這場競爭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奮力在這場大競爭中取得主動，發展壯大我們自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必須肩負起來的歷史責任。”（《江澤民文選》第 3卷，第 127—128頁。）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正是懷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以提高自身實力為基石、以自主決策為前提、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為途徑，牢牢把握了我國對外開放的主動權。這十幾年間，我國對外貿易實現了歷史性飛躍，貿易大國地位牢固確立。2001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 5098億美元，是 1989年的 4.6倍，年均增長 13.6％。國內生產總值的世界排名已由 1989年的第 15位躍居 2001年的第 6位。同時，我們開創了利用外資的新局面，吸收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對外經貿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長達 15年的艱苦談判，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反映了中國政府

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決心和主

動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姿態。

如今，我國改革已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轉型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我國經濟也已經更深刻地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在這樣的形勢下，牢牢把握對外開放的戰略主動權，就如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動權一樣，是一個需要高度重視并進一步解決好的重大問題。梳理和重溫 20世紀 90年代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掌握對外開放主動權問題上的思路和經驗，對今天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解決這一問題很有裨益。

〔作者王德蓉，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