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與實踐基礎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與實踐基礎
冷溶
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黨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和這次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闡明了它的重大意義，并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進一步深刻闡發。這兩篇講話是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綱領性文獻。我們要按照十六大報告和胡錦濤同志講話的精神，進一步深入學習和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按照黨中央的要求，這次學習要在五個方面認識上達到新高度，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歷史地位。今天，我就時代背景、實踐基礎和重大意義的問題，主要結合江澤民同志的有關論述，談一點個人的學習體會。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繼續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進程中，積累了治黨治國治軍新的寶貴經驗，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是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的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它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正確認識和深刻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從這一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實踐基礎入手。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首先是國內外形勢變化的產物。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初第一次系統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就指出：“思考這個問題，要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肩負的歷史任務、黨的自身狀況，都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
我們來看看這些變化是怎樣發生的，以及我們黨是怎樣認識的。
一、時代背景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建立在對當今國際局勢的科學判斷的基礎之上。當今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時代背景。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確立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久東歐劇變，隨后蘇聯解體，世界形勢發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為重大的變化。
兩霸爭奪世界局面終結后，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是出現許多新的情況。比如：大國關系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過去長期被兩極格局掩蓋著的許多矛盾逐漸暴露出來，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民族矛盾、領土爭端和宗教紛爭突出起來，甚至釀成流血沖突和局部戰爭；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環境更加惡化，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有新的發展。
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這對我國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嚴重挑戰。同時，也提出了在西強我弱的國際環境中，如何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在矛盾斗爭和合作交流中更好地發展自己的重大課題。
鄧小平同志和江澤民同志都強調，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復雜的過程，“要成十年成十年地看”。蘇東劇變，僅僅是世界發生重大變化的開始，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也僅僅是世界諸多變化的一個方面。在世界政治格局發生演變的同時，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也在加速發展著。這幾個方面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經過多年發展，在90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現了新的重大動向，其對世界產生深刻而重大的影響，迅速顯現出來。
第一個重大動向，信息革命浪潮迎面撲來，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
現代科技生產力的發展是導致世界發展變化的一個根本原因和動力。
從20世紀初相對論、量子力學的發現開始，現代科學技術就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60、70年代，迎來了新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浪潮。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并在1988年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他已經深刻認識到現代科技發展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推動作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科技繼續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的眾多學科中不斷取得驚人的進步和成就。江澤民同志1998年11月20日在新西伯利亞科學城發表的講話中，曾對此做了全面深刻的描述。他說：
“現在，世界科技發展又出現了一些重大的新的方向。物質科學的研究重點轉向極端條件下的物性和相互作用，為創造新材料、新能源和清潔高效的工藝提供了新的基礎知識；以分子生物學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術醞釀著新的重大突破，為農業、醫藥和人類健康開辟了全新的前景；信息技術向最廣泛的應用領域進軍，同科技、經濟和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新的產業；認知科學、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的進展，為科技教育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推動；宇宙科學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宇宙起源和演化的認識，為了解物質結構和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統一圖景；地球科學愈來愈趨向綜合化，為人類探索、保護和合理利用資源和生態環境增加了新的能力。科學技術發展的交叉性、前沿性、多樣性，科技知識空前快速的生產、傳播和轉化，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巨大進步，使人類文明顯示出光明燦爛的前程。”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5頁。
這篇講話由于反映出中國領導人對當代科技發展的充分了解和深刻認識，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重視和好評。通過學習這些論述，我們了解了當代科技發展的全貌。
世界科技的迅猛發展，預示著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到來，這一次新科技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信息技術為先導和主要標志。
信息化一馬當先，起到領軍作用，又經過長期發展，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顯現出來，并被人們明顯地感覺到。這里，我們僅以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為例，看看這一情況是怎樣發生的。
電子計算機自1946年誕生以后，經過了電子管、晶體管、集成電路、大規模集成電路、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幾個發展階段，體積不斷縮小，成本不斷降低，到70、80年代，開始從商業、工業和軍事領域走入家庭，個人微機的擁有量不斷增加。但是，真正使計算機成為現代人類生活工作的必需品，是在90年代，特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其中，除微電子技術外，軟件技術的突破，起了關鍵作用。1990年微軟公司推出windows3.0操作系統，使計算機變得更易于普通人操作，到1995年，又推出了win95操作系統。這是第一個可以直接進入窗口進行操作的版本，這使個人電腦得到迅速普及，為信息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國大多數的普通用戶，就是從1995年以后開始接觸并學會使用個人電腦的。
網絡化的大發展，也主要是在90年代中后期。美國在1993年率先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以后各國紛紛效仿。1995年是互聯網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因而被稱為互聯網絡年。由于計算機的硬件和軟件技術、多媒體技術、互聯網技術不斷完善并互相結合，在以后的幾年中，互聯網絡像狂潮一樣涌到世人面前。這期間，個人移動通訊等技術也得到重大發展，信息技術迅速滲透到人類社會各個領域中，帶動了其他學科的發展，并引發了世界范圍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導致了信息時代在世紀之交全面來臨。由于這一新科技革命浪潮來得太突然，以至于連許多政治家都措手不及。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就曾經把IT錯讀成it。
在這一次新科技革命浪潮中，我們黨是敏銳的。高度重視科學技術，是第三代領導集體執政的顯著特點之一。江澤民同志公開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理論著作，就是《論科學技術》。
從江澤民同志的論述中我們看到，我們黨一直密切關注世界科技發展的每一個新動向。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江澤民同志已經感覺到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新技術革命正在來臨。他及時向全黨提出這個問題。他在1995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又一個科技和經濟大發展的新時代正在來臨”。以后，他多次強調：“人類正經歷著一場全球范圍的新科技革命，社會、經濟、軍事等領域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志的高新技術革命來勢迅猛”，這“必然推動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前，信息網絡化的迅速發展，對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等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各級干部和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江澤民同志著重分析了這次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的特點。一是“高科技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越來越快，高新技術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二是經濟與科技的結合日益緊密，國際間科技、經濟的交流合作不斷擴大，產業技術升級加快，國際經濟結構加速重組，科技、經濟越來越趨于全球化；三是科技革命創造了新的技術經濟體系，產生了新的生產管理和組織形式，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四是各國更加重視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礎作用愈益突出”。我們從江澤民同志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次新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江澤民同志認為，這次新科技革命給我們的一個最大啟示，就是充分說明科技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一個科技的新發現就能很快帶動起一個產業，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效果不但顯著而且迅速。因此，反應敏銳、善于抓住機遇就非常重要。美國、日本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一開始日本反應敏銳，在戰后60、70年代興起的科技革命中，抓住了機遇，發展很快。美國認識到這一點，在80年代大力發展信息技術，并率先完成了產業結構調整，領先了日本10年，歐洲5年，帶來120多個月的較快速度的發展，大大增強了美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江澤民同志還特別列舉了第三世界國家印度的例子。他說：“在過去的五六年里，印度的軟件業一直保持每年50％以上的增長率，遠遠高于世界軟件業20％的年增長速度。一九九一年，印度軟件出口額不到5千萬美元，而一九九八年已達到18億美元。在全球按客戶要求設計的軟件開發市場中，印度已占據167％的市場份額，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軟件出口國。”他說，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認識到了發展科技對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紛紛采取措施加以推進。“各國特別是大國都在抓緊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戰略，搶占科技和產業的制高點。”他還說：“新的科技革命給各國人民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嚴峻挑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緊緊跟上科技進步的時代潮流，不結合本國發展的實際努力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就會落后，就會陷入極為被動的境地。”他列舉我國歷史上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在人類社會開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時懵懂無知、麻木不仁導致落后挨打的教訓，深刻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在世界科學技術革命面前，只有緊跟時代潮流，奮發有為，才能走向繁榮昌盛，走向文明進步。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變化。我們要充分估量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認真對待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順應潮流，乘勢而上，把我國的科學技術搞上去，把經濟建設和各項社會事業搞得更好。”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同志在闡述新科技革命時，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
一個是提出現在國際競爭是圍繞人才和知識展開的。他說：“如果說，過去國際軍事政治斗爭的背后，主要表現為直接爭奪工業化所需的資源和商品、資本輸出的市場，那么當今的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越來越圍繞人才和知識的競爭展開。發展的優勢蘊藏于知識和科技之中，社會財富日益向擁有知識和科技優勢的國家和地區聚集，誰在知識和科技創新上占優勢，誰就在發展上占據主導地位”。由此，他還提出：“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并且提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
二是提出要重視研究知識經濟。他說：“當前，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正在朝著主要依靠知識創新和知識的創造性應用的方向發展。這個趨勢，必須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我們學習知識經濟，是否為時過早了呢？當然不是。對于一切代表未來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方向的事物，我們都要及時地加以把握。”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頁。他還提出“知識生產”的概念。從鄧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江澤民同志強調“知識經濟”、“知識生產”，深刻反映了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主要標志的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重大發展及其顯著特征，同時也反映出，通過這次信息革命，我們黨對科技、知識與物質生產力關系的認識比過去更加深刻了。這很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一步研究思考。
第二個重大動向，是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進一步把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課題推到世界各國面前，人們對經濟全球化開始有了比較全面和深刻的認識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步伐很早就開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是過去并沒有使用過“全球化”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80年代中期出現的。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這是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在兩極格局時代，這一進程受到影響。80年代中期，美蘇緩和，發展問題成為核心問題。人們開始談論“全球化”問題。鄧小平同志當時指出：現在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都離不開對外開放。他已經敏感地看到國際經濟活動中這一與過去很不相同的情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極格局終結，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全球化逐漸成為國際上的熱門話題。我國學者就是在90年代初期開始注意和研究這個問題的。
對經濟全球化發展起加速作用的，是信息化。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網絡的快速形成和廣泛應用，電子商務活動大規模展開，逐步把各個市場主體帶入一個“無疆界的市場”。特別是信息化與國際金融資本相結合，使其流轉速度大大加快，上百億美元的資金轉瞬之間就能在世界轉一圈。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一天的流動量是6萬億美元，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從而推動了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和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在這種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很多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意義還缺少認識，甚至缺少起碼的知識。亞洲金融危機凸現了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并把經濟全球化問題突出地推到世界各國面前，推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深受影響的亞太地區國家面前。90年代以來，世界也發生過幾場金融危機，如墨西哥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和俄羅斯金融危機，但都不如這場危機帶來的問題深刻。亞洲這個世界上經濟發展富有活力的地區，一下子受到嚴重打擊，這個世界的經濟環境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深深的思考。如果說，在此之前人們對這一輪的經濟全球化還在猶豫觀望的話，那么這次危機則使人們從反面更深刻地認識到它的影響和意義。經濟全球化的討論此時不僅在學術界紛紛展開，而且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所涉及的問題也超出了經濟領域。
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江澤民同志就曾提醒全黨注意研究這個問題。1995年11月，他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世界經濟生活日益國際化，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加深。生產布局，投資走向，金融往來，科技開發，人才培養，乃至環境保護，都跨越了國境。世界貿易的增長幅度大大超過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業滲透，經濟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速度加快”。這些話，精辟地概括了迅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的主要特征，反映了我們黨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的敏銳性。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們黨及時研究這次危機發生的原因，深入思考經濟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問題、風險和挑戰。江澤民同志多次發表講話。他明確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經濟特征”。其中兩次講話需要特別注意。
一次是1997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亞洲金融危機正在發展中。在這次講話中，他使用了“經濟全球化”這個概念。指出：“從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有這樣幾種趨勢值得我們注意。一是世界經濟技術合作加強，全球化趨勢愈益明顯。經濟市場化，貿易與投資國際化，區域經濟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度增加，合作增強，摩擦和競爭也在加劇。全球市場、資金、資源的爭奪矛盾更加尖銳，世界范圍的貿易競爭和國與國之間經濟實力的較量越來越激烈。二是世界科技革命突飛猛進，各國更加重視發展高新技術和關鍵技術。國際上有這樣一種說法，下一個世紀將進入信息經濟、科技先導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時代，新技術革命正在改變著傳統的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三是國際金融越來越活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近些年，國際資本流動加快，但金融風險也隨之加大，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特別是今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風波，波及世界許多地區。”“我們要密切注視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我所用，努力做到趨利避害。”這個講話，已經把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關系，把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特征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講得很清楚了。
另一次講話，是199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表的。他進一步對經濟全球化問題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說：“展望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有三個動向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一是世界范圍內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近年來，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興產業迅猛發展。特別是信息產業的發展，促使傳統產業發生變革，新產品層出不窮，高科技產品在社會生產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西方國家企業購并風潮迭起，大大提高了它們搶占市場、壟斷技術、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二是科技進步突飛猛進，電子計算機的應用，信息技術的開發，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術等高新技術的運用，使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知識或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生產和運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各國的綜合國力競爭將更加倚重于科技進步和知識創新。三是跨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大。跨國公司的迅速擴張，引起了投資方式和國際分工的變化，加速了生產、投資、貿易、金融的全球化，密切了國際經濟聯系，同時也加劇了國際競爭。”從這次講話中我們進一步看到，江澤民同志總是把經濟全球化問題同科技發展聯系在一起，說明當代世界經濟發展和當代科技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在它們的推動下世界經濟不斷出現新的情況，一個最重要的情況就是世界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江澤民同志在講話中特別強調：“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給各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條件，也不同程度地帶來了風險。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據明顯優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利用機遇和防范風險的能力較弱，相對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當，其金融、經濟就會面臨風險和沖擊。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他還認為，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對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提出了挑戰。提醒我們，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分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僅僅靠利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外國現成的技術產品來發展經濟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和本國的知識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于被動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進一步拉大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
他最后說：“全面分析國際經濟形勢，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經濟全球化趨勢已經和正在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我們既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嚴峻挑戰，一定要增強緊迫感，努力使自己發展得更快、更好。”
第三個重大動向，從科索沃戰爭到“9?11”事件后，國際局勢發生了冷戰以后最為深刻的變化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相互作用下，有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是世界多極化的力量在發展，和平的力量在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合理，特別是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使一些矛盾激化，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加。到世紀之交出現了兩個明顯傾向。一個是國際恐怖主義在發展，非傳統不安全因素在上升，和傳統不安全因素一起構成對世界和平和各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一個是美國單邊主義在發展。特別是“9?11”事件以后，美國以反恐為借口，發展了單邊主義傾向，對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在冷戰結束后并沒有改變。1991年的海灣戰爭，在沒有蘇聯制約的情況下，美國打得十分順利。以后的若干年，隨著美國經濟、科技、軍事力量的增強，霸權主義更加膨脹起來。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標志著冷戰后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又有新的發展。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繞過聯合國，打著維護人權和“制止種族滅絕”的旗號，武裝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這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美國悍然轟炸我大使館，反映了霸權主義的囂張。小布什上臺后，“單邊主義”這個名詞開始出現。
美國推行單邊主義（“新帝國論”），鼓吹“新干涉主義”、“人權高于主權”，要害是要改變以尊重和不干涉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理念和規則。國際上有人說，美國是要改變自1648年維斯特伐利亞條約建立起來的、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和遵循了幾百年的現代國際政治理念，和二戰后形成的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國際關系框架體系。現在，美國不但繼續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手段，而且公開通過軍事手段，強行推行美國的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要在新世紀以自己的理念來改造世界。小布什提出先發制人的戰略，甚至調整了核戰略，宣稱美國可以進行“不預先警告”的核打擊，還提出“邪惡軸心論”，不顧世界輿論的強烈反對，尋找借口發動伊拉克戰爭。
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對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各主要國家都在圍繞美國的動向加緊調整自己的經濟和軍事戰略。一些發展中國家感到自己的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憂患意識和緊迫感在增加。還有一些國家想利用這一形勢改善同美國的關系，擴大自己的影響和實力。美國推行單邊主義政策，更加劇了它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矛盾、特別是加劇了它同伊斯蘭國家本來就很尖銳的矛盾；也加深了西方世界內部的裂痕。面對美國的所作所為，我們更加感到需要始終居安思危。
“9?11”事件后，我們黨及時對國際形勢進行分析。江澤民同志指出：“進入新世紀，國際局勢發生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從江澤民同志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我們黨對這一深刻變化的認識，主要有四點：
第一，提出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主題沒有改變，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沒有改變，但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態勢。”正是基于對國際形勢新變化的認識，我們提出我國對外政策必須始終堅持的根本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強調，世界和平的趨勢不可阻擋，但要全力維護才行；共同發展是大多數國家的意愿，但要努力促進才行。
第二，提出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單極與多極的矛盾，稱霸與反霸的斗爭，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相當一個時期內國際斗爭的焦點。”
第三，提出世界軍事力量的對比出現了新的嚴重失衡。西方軍事干涉主義抬頭，冷戰后一度減弱的軍事不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隨著高新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一場新軍事變革蓬勃興起，信息化成為軍隊現代化的核心和本質。世界上一些軍事大國都在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廣泛、最深刻的軍事戰略調整。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南北問題作為和平與發展的核心問題，進一步突出出來。
以上四點，就是我們黨面對新世紀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對世界的基本態勢、核心問題、斗爭焦點、軍事戰略動向這幾個方面，得出的新認識，作出的新判斷。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戰結束后，經過多年的發展，在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在世紀之交，世界的面貌發生了重大改變。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也是明確的。
一是當前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存在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現在世界不但變化很大，而且發展非常迅速。對于每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和領導者來說，都是一場考驗。如果反應敏銳，能夠抓住機遇，就乘勢而上，占據主動；反之，很快會在競爭中被拋到后面，造成被動，甚至處于危險的境地。因此，我們必須增強緊迫感，大力發揚與時俱進的精神。
二是當代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依靠科技進步帶動的。“科學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我們黨必須始終站在世界先進生產力發展潮流的前頭，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新發展，敏銳地及時地掌握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新動向。同時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三是現在世界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和核心，已經成為人才和知識的競爭，成為創新能力的競爭。不只是硬實力的競爭，更是軟實力的競爭；說到底也是民族素質、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要高度重視發展科學、教育、文化事業，重視精神文明建設。
四是在國際力量組合和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我們將長期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的形勢下，特別是從前蘇共失敗的教訓中，使我們認識到，我們黨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高度重視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充分認識國際形勢的變化，認識這一變化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我們的啟示，都是十分重要的。這樣我們才能深刻理解黨中央為什么反復強調必須進行理論創新，為什么在黨的十五大以后這一理論創新的任務越來越迫切（這一點后面還要說到），感到在指導思想上也應與時俱進；為什么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
二、實踐基礎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建立在對當代中國發展變化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和人民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探索，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基本實踐基礎。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實踐中產生的，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它是我們黨在總結建黨80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的探索，是這一重要思想形成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實踐依據。
在這13年中，我們面對的國內環境同樣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轉變，我們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進一步對外開放條件下進行探索，改革的深度和開放的程度都大大拓展了。在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沿著鄧小平同志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我們從容應對一系列關系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風險，經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驗，排除各種干擾，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航船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破浪前進。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前兩步目標，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生產力水平大幅度躍升，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政治穩定、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我們面對前進道路上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新的實踐中大膽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我們黨在這13年的探索，是繼續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從兩個方面展開的。一個是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一個是從黨的建設方面。正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所指出的：我們是“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集中起來就是深化了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
我們黨在這13年所積累的新認識，集中反映在十六大報告總結的10條基本經驗中，反映在《綱要》的16個部分中。這些基本經驗“歸結起來”，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它們是構成這一系統的科學理論各個組成部分的主要內容。
現在，全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結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從這兩個方面，深入地研究這13年，總結這13年我們黨在實踐中形成的豐富經驗，學習我們黨理論發展的最新成果。
1、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同志把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戰略步驟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經過13年的實踐，我們黨對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進一步大大深化了。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上認識的深化
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這個理論提出后，怎樣建立起這一體制，能不能搞成功，這需要新一代領導集體在新的實踐中加以回答。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基辛格曾經對鄧小平同志說：如果你們搞成功的話，是同時給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同提出了一個哲學問題。社會主義究竟能不能搞市場經濟，我們要用實踐作出回答。
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用什么提法來表述我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科學的理論概念。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召開前在中央黨校發表的“6?9”講話中，將幾種提法作了比較后，建議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他征求了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和30個省區市負責同志的意見，得到全黨的贊同。在十四大上，正式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他深刻闡發了這一理論概念的內涵，在1993年7月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中，他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概念、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特別強調：“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這正是與西方市場經濟的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里”。
江澤民同志認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是要處理好發揮市場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的關系，以達到“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一方面是完善成熟的市場機制，另一方面是建立科學的宏觀調控體系。江澤民同志強調，這兩方面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他要求“加快建立國家經濟宏觀調控體系”。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了總體規劃，提出了基本框架。這是把經濟運行機制從計劃體制轉到市場體制的第一步。這個文件是世界上第一個關于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的文件，具有重大意義。
從1992年十四大以來，我們對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經過實踐，特別是經過一些困難和危機的考驗，對其規律性有了初步的認識。
解決1992年和1993年出現的經濟過熱問題，這是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遇到的第一場考驗。過去解決經濟過熱問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這次則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在十五大之前我們成功實現了“軟著陸”，既治理了經濟環境，解決了經濟過熱問題，又沒有使經濟受到很大損失，相反保持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這是建國以來解決經濟過熱問題效果最好的一次，從而取得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初戰告捷。
1997年下半年，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經濟出現了生產能力的結構性相對過剩。我們果斷采取擴大國內需求的方針，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等重大措施，遏制了通貨緊縮的趨勢，在亞洲國家經濟普遍低落中保持了增長勢頭。我們高度重視金融這個現代經濟的核心，開始學會運用貨幣等手段來調控經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央召開了兩次金融工作會議，江澤民同志都出席并做了重要講話，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現在，銀行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越來越起到重大作用。
這兩次考驗提高了我們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使我們初步積累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2）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問題上認識的深化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應該是怎樣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怎樣搞？這是一個長期以來沒有完全搞清楚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我們主要是用了前蘇聯的經驗，基本是單一的公有制。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鼓勵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大膽發展多種經濟成分，進行積極的探索。
十四大以后，公有制以外的各類經濟成分大大增加。從實際結果看，增強了經濟上的活力，帶來了更多的稅收和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我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撐者，如何搞活它們，提高效率，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具體實現形式，成為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像股份制這樣的經濟組織形式，在資本主義國家運轉了幾百年，我國在80年代已經開始試驗，現在有了很大發展。但如何看待它呢？顯然，以上這些問題意味著，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需要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作出進一步回答。
江澤民同志和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實踐的發展，大膽地突破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方面的一些傳統觀念。他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指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不但要看數量，主要看質量。同時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還特別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姓社也不姓資。這些話都是新話，鄧小平同志也沒有說過。比如對股份制，小平同志說：“允許看，但要大膽地試”。沒有明確它的性質。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還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以后又在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還提出了正確處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辯證關系問題。這又是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分配理論的重大發展。
這里所涉及的問題，都是長期困擾社會主義國家的最為敏感的一些經濟制度上的理論問題。江澤民同志說：“這些理論問題的重要突破，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解決這些問題，如同當年鄧小平同志一樣，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
（3）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問題上認識的深化
黨的十五大在作出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重大理論創新的同時，還進一步闡發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我們知道，這一重大理論觀點是黨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的。經過10年后，為什么還要這樣系統地闡述呢？這顯然是因為，實踐的發展使我們黨認識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深刻，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統一全黨思想，還是要靠深化對這一理論的認識。特別是在重大改革決策出臺的時候，教育全黨深刻認識這一個問題十分必要。
江澤民同志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特征作了深刻分析，強調了初級階段的長期性、艱巨性。在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江澤民同志進一步提出：“必須搞清楚什么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初級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逐步擺脫不發達狀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階段”，在這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他從8個方面，全面地說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什么樣的“歷史階段”。他后來在建黨80周年的講話中又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強調，我們要立足初級階段實際，不能把將來在共產主義實行的東西搬到現在。特別是他在這次講話中提出的“兩個綱領”相統一的思想，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發展。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為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最終奮斗目標，根據實際制定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科學戰略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我們黨還進一步闡發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思想，系統總結了黨在改革開放以來各個方面所形成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全面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基本綱領。江澤民同志在鄧小平同志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思想，強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協調發展的事業，還闡發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這樣就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強調全面發展是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認識的深化。
（4）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指導方針問題上認識的深化
鄧小平同志分別論述過改革、發展和穩定問題。江澤民同志在實踐中，特別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進一步把這三個問題集中在一起，提出了正確處理三者關系問題，并提高到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基本指導方針的高度，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闡述，從而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江澤民同志深切地感受到，要過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關，就必須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1994年初，他向全黨提出“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20字指導全局工作的方針，指出這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這一方針的核心就是這三者關系。他說：“改革、發展、穩定，好比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棋盤上的三著緊密關聯的戰略性棋子，每一著棋都下好了，相互促進，就會全局皆活”；否則“就可能全局受挫”。“所以，把握好三者關系，是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領導藝術。”他指出：“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要把發展放在首位”；“必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這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是關鍵”。他還認為，改革開放，特別是搞市場經濟，正如在驚濤駭浪中行船，常常遇到難關、險關。能不能成功應對，這是對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對我們黨駕馭大局的能力的嚴峻考驗。關鍵是要處理好這三者關系。他在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時，在12個關系中這個問題列在首位。
江澤民同志的這些論述，把工作方針提高到了理論的高度，既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也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我們在這13年中所以能夠取得了歷史上少有的穩定發展的好局面，既進行了有力度的改革，取得了高速發展，又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在這一段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能夠取得這樣的結果，是非常不容易的。顯然，這正是在這一重大理論的指導下取得的。
（5）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戰略問題上認識的深化
在我國經濟建設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大起大落的現象，經濟結構不合理，效益低下，整體素質不高，忽視質量，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這是長期困擾我們的難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需要在新的實踐中探索解決這些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新路子。江澤民同志在1995年《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中，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要更新發展思路”。他指出：“要實現現代化，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關鍵在于要走出一條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根據這個思想的指導，在這13年里，我們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思路。
在發展方針上。強調“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要走既有較快速度又有較高質量的發展路子”。國民經濟要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出實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轉變”的思想。適時提出擴大內需方針，強調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在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上，提出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體系為支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上，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出要建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等等。特別是在2000年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新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強調“進入新世紀，面臨新階段，發展要有新思路，核心就是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這次全會正式確定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國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的新的發展思路，成為十五計劃的指導思想，對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在現代化發展戰略問題上。發展了鄧小平同志小康社會的思想和“三步走”戰略，提出在新世紀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具體步驟，和抓住前20年戰略機遇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思想。提出“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新的對外開放戰略，積極爭取加入世貿組織。先后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等。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政治文明建設方面，提出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等思想；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提出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等思想；還在民族、宗教、統一戰線、軍隊建設、祖國統一、外交等方面，形成許多新的認識，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以上，我們不過簡略地舉了幾個例子。
2、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
把黨的建設問題擺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戰略全局的關鍵地位，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面對的一個嚴峻考驗，就是怎樣在國內外、黨內外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在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搞好黨的建設。這同樣是一個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我們黨創造性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創新”，是這13年黨建實踐和理論的主要特點。
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四大。這是一個深刻反思、初步探索的階段。
在經歷10年的改革開放以后，黨的建設中存在的與改革和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逐步變得突出起來，這些問題在1989年的八九政治風波中充分暴露出來。鄧小平同志說：“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這是他留下的一個重要任務。
八九政治風波反映出我們黨存在兩個嚴重問題。一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一些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念發生動搖。一個是出現比較嚴重的腐敗問題，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影響了我們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這兩個問題顯然是由兩個原因引起的。一個是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大搞和平演變，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動蕩局面，即將發生劇變，這對我們黨產生了深刻影響。一個是商品經濟的大潮和對外開放對我們黨的沖擊，一些人經不起考驗。黨中央認真分析了形勢和問題，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和穩定局勢的一系列重大決定。江澤民同志認為，為了把黨建設好，我們必須對八九政治風波以后黨的建設所面臨的形勢和黨的現狀有清醒的全面的認識。他對黨的建設狀況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十三屆五中全會、特別是在黨建理論研究班上，他有針對性地強調了堅定信念、牢記宗旨、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培養接班人和加強民主集中制等問題。
在這期間，我們黨經歷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重大事變，聯系我們國內發生的嚴重事件，引起了江澤民同志和我們黨深深的思索。正是從這時起，他開始考慮我們黨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工人階級政黨，怎樣才能在新的形勢下始終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始終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完成歷史賦予我們黨的重任。對這一重大問題的認識，江澤民同志和我們黨是在以后的實踐中逐步深化的。
第二階段。從十四大到十五大。這是一個積極探索、不斷創新的階段。
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黨的十四大召開，我們黨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面對這一重大轉變和即將出現的新情況，江澤民同志及時向全黨提出，要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問題，明確提出：黨的建設理論要創新。
還在十四大召開之前，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發表的“6?9”講話中，第一次提出和闡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同時就指出：“現在歷史條件變了，社會環境變了，黨肩負的任務變了，因此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方式、方法，也必須相應地加以改變或改進。過去黨的建設的成功經驗，應結合新的實際繼續運用和發展，但光靠老經驗老辦法是不夠的，必須有新的創造。……在理論上要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大膽探索，力求在黨的建設理論上有新的建樹；在實踐上同樣要鼓勵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大膽探索，努力在思想、作風、組織建設上尋找和創造新的辦法，積累新的經驗。”他還舉例說：比如衡量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標準，過去很明確，現在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在今天的情況下黨的干部怎樣以身作則？這都需要研究，作出回答。這篇講話不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而且對黨的建設理論的創新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可以說是我們黨進行理論創新的一個新的起點，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探索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江澤民同志和黨中央領導集體在一系列問題上進行了新的探索。每年都要研究黨的建設問題，每年都要針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切實有力的解決措施，創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觀點。
1993年，江澤民同志在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報告會上，提出要把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堅持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他還向全黨提出了學習任務。他說，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都及時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提出學習任務。現在，我們又一次面對這種情況。他提議要編寫幾本書，作為全黨學習的教材，并具體交代給有關部門。一本是關于市場經濟的，一本是關于法律的，一本是關于科學技術的，一本是關于愛國主義教育的，一本是關于歷史的。他在中紀委二次會議講話中，系統闡述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問題，提出了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還提出要形成領導干部帶頭廉潔自律、查處大案要案、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為主要內容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三項工作格局。
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我們黨專門研究了黨的建設問題，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次會議對新時期黨建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后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都是在這次會議中提出來的。這次會議著重研究了如何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問題，會議強調了三個問題。一個是必須堅持和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從八九政治風波中，就暴露出我們黨組織上的軟弱渙散，不少黨的基層組織喪失戰斗堡壘作用。而搞市場經濟，既要調動基層和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又要保證中央的權威，做到高度集中。在1992年后出現的經濟過熱中，又暴露出不少這方面的問題。這次會議還強調要加強以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建設。江澤民同志說：“注重制度建設，是這次全會決定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二是切實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八九政治風波中出現基層黨組織渙散問題，主要是由思想上的渙散帶來的。但在這時又出現了新的情況。在改革不斷深化的情況下，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化，當時主要反映在農村。由于農村所有制改革、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民進城打工人數的增加，農村基層組織開始出現比較嚴重的渙散的情況，有些甚至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這個問題現在在國有企業中也開始出現。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黨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四大就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要求專門研究解決。江澤民同志當時說：“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問題很多”，“不大抓不行了，不大力加強建設不行了”。這次會議就是為了落實十四大的任務，明確提出要以農村和企業黨的建設為重點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后來證明，這是十分及時和十分深刻的。三是要始終抓住領導班子建設這個關鍵，提出領導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強調大力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從1982年到1985年集中解決新老交替問題，又過去了10年左右的時間，這個問題再次擺在我們黨的面前。八九政治風波也說明，我們黨必須大力加強接班人的培養，這是保證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百年大計。
就在論述這個問題的時候，江澤民同志突出強調提高干部隊伍的素質問題，首先是思想政治素質。他向高級干部提出要成為“政治家”的要求。他說：“高級干部不僅要努力成為有知識、懂業務、勝任本職工作的內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為忠誠于馬克思主義、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會治黨治國的政治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很快，江澤民同志就對全黨提出了“講政治”的問題。
在1995年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由于出現了陳希同等高級干部的腐敗問題，使我們黨認識到必須進一步從講政治的高度對中高級干部提出更高要求，江澤民同志在五中全會召集人會議上明確提出“領導干部一定要講政治”。他一連講了6個方面，即“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接著他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等講話中，總結了這幾年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的要求，概括為“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思想。江澤民同志還在中紀委五次會議上，強調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講話中闡述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問題。1996年，他在中紀委六次會議上提出加強和健全黨內監督。在紀念建黨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干部隊伍”，加緊培養能夠擔當起跨世紀歷史重任的優秀年輕干部，等等。
這樣，江澤民同志和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黨建理論。
在實踐過程中，我們黨越來越深刻地感到，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把黨建設好，把廣大黨員教育好，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一點不亞于毛澤東同志當年為改造和教育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黨員所實施的“偉大工程”。于是，江澤民同志在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上，把黨的建設提高到“新的偉大工程”的高度，并且提出了新時期黨的建設的總目標和總任務。
第三階段。從十五大到十六大。這是一個深化認識、產生飛躍的階段。
黨的十五大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綱領，也提出了面向21世紀加強黨的建設的完整設想。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黨的建設總目標和總任務：“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按照黨的建設的總目標總任務的要求，江澤民同志提出，全黨要認真解決好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以改革的精神，從思想、組織、作風上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把從嚴治黨方針貫徹到黨的建設各項工作中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上述這些要求，構成了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向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基本框架和總體部署。根據十五大的部署，從1998年11月開始，在全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深入開展了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這一活動歷時2年左右，使全黨受到一次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優良傳統作風教育，為探索一條妥善解決黨內問題、提高干部素質的新路子，邁出了重要步伐。
十五大以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一個深刻而重大的變化是，我國日益呈現出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分配方式等多樣化趨勢，新的社會階層的人數迅速增加。這一變化對我們黨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提出了從未有過的新課題，其中很多是深層次的理論問題。1999年4月25日發生的“法輪功”邪教組織包圍中南海事件，促使我們對這些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法輪功”事件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深刻的。為什么這一明顯違反科學常識的邪教思想能夠蠱惑這么多的人？為什么那么多黨員、干部甚至是高級干部、老干部，都卷入其中？為什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在似乎沒有任何人組織的情況下，一夜之間就有1萬多人包圍了中南海？我們的黨組織到哪里去了？我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哪里去了？我們黨的各級干部的政治敏銳性到哪里去了？一方面，我們多年來一直不放松地加強黨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九八抗洪斗爭的勝利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等許多新情況，黨內思想信念的動搖、組織作風的渙散等問題，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發展。“法輪功”問題引起江澤民同志對我們黨存在突出問題的深深思考。他在當天給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深刻分析并提醒全黨高度重視。
對黨的建設問題，江澤民同志有過三次集中思考。一次是八九政治風波以后。這次風波固然有西方搞和平演變的原因，但主要是我們黨內一些人發生了信念動搖等問題，根子是在黨內。一次是蘇東劇變后。蘇共這樣一個有著輝煌歷史的大黨垮得那么快，還是說明黨內出了問題，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一次就是這次“法輪功”事件，反映出我們黨在新的形勢下存在的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就是黨的社會影響力問題。
江澤民同志認為，現在我們黨面對的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樣化的情況下怎樣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擴大黨的領導的社會覆蓋面。他說：比如，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黨員群眾都在國家的組織中生活，黨的組織和領導主要通過從上到下組織嚴密的單位和部門來實施，現在出現許多新的經濟組織和社會活動領域，黨怎樣在這些組織和領域進行領導和發揮影響，這是一個新問題。比如，私營企業及其從業人員越來越多，黨怎樣實施對它們的領導，把這些領域的群眾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這也是一個新問題。他還說，現在由于就業、分配的多樣性，群眾的具體利益有了差別，黨怎樣更好地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具體利益，怎樣協調不同領域不同部門的利益要求，這又是一個新問題。
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在新形勢下，我們黨如何鞏固階級基礎和擴大群眾基礎，如何改進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如何正確看待新的社會階層等問題。這里還涉及黨的性質、宗旨，涉及如何在今天的形勢下看待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的問題。這些問題對黨建理論上的挑戰是重大的、尖銳的，一點也不亞于我們在社會主義問題上遇到的理論挑戰。同時，這又不僅僅是理論問題，也是不容回避的實踐問題。比如，從90年代初期開始，我們黨的組織部門就不斷遇到新的社會階層成員中的先進分子能不能入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十五大以后一下子多了起來，變得尖銳起來。能不能調動這部分人的積極性，團結與他們相聯系的眾多群眾，這是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法輪功”問題的發生，更使我們認識到，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改革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以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變得刻不容緩了。而解決這些問題，又有待于在理論上作出科學的說明和解釋。理論創新的任務，由此變得十分迫切了。
然而，理論創新的緊迫性還來自于更加宏觀的領域。如上所說，在十五大之后的世紀之交的這幾年，國內外發生了一連串重大事件和重大動向。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迎面撲來，世界在進行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亞洲金融危機，科索沃戰爭，抗洪斗爭，“法輪功”事件，臺灣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國民黨下臺，“9?11”事件……我們勝利完成了第二步發展戰略目標，開始向第三步目標邁進，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結構性的矛盾日益突出，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的約束，產業結構調整任務變得緊迫起來；我們面臨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這對整個改革和開放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形勢和任務的變化，給我們黨帶來空前的機遇和挑戰，是對我們黨思想、組織、作風，黨的領導水平、執政水平和拒腐防變能力、抵御風險能力的全面考驗。
由此我們認識到，為什么我們黨在十五大之后的幾年中，要進行重大理論創新，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十六大上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顯然，一方面是形勢逼人，不進則退，產生了很強的緊迫感；一方面是黨內還存在許多突出問題沒有解決，黨的狀況與形勢和任務對我們黨的要求還很不適應。這兩個方面形成了反差。特別是看到，近年來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由于跟不上迅速發展變化的形勢，脫離人民群眾，紛紛下臺、垮臺的例子，增強了危機感和憂患意識。
世紀之交的這幾年，正是我們總結歷史、展望未來的時刻。在多次總結歷史經驗中（如1998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年，1999年建國50周年，2000年世紀百年，2001年建黨80周年，還有“三講”教育總結10年），我們黨從中得到深刻啟示，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我們開始制定跨世紀的十五計劃《綱要》，全面思考新世紀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思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而奮斗。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黨更加明確了今后的前進方向，更加增強了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緊迫感、危機感、責任感、使命感，我們黨認識的飛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的。江澤民同志指出：“時代在發展，形勢在變化，我們黨要不斷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決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堅持‘三個代表’的要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就在這里。”
這里，江澤民同志已經把為什么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原因，說得非常清楚。
正是在這樣新的歷史條件下，經過十多年實踐的探索，我們黨迫切地感到需要從根本問題上，從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對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2000年初，江澤民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他在“七一”講話中作了全面系統的闡發，并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提出了“兩個基礎”、“兩個先鋒隊”、“兩個綱領”等重大理論觀點，對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課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十五屆六中全會上又抓住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這個切入點，把如何在實踐中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突出地提到全黨面前。黨的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我們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這是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
三、重大意義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當今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時代精神。作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具有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
從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背景和實踐基礎的學習中，我們看到，這一思想實際上是集中地、鮮明地概括和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發展變化的本質，集中地、鮮明地概括和反映了我們黨和人民群眾實踐要求的本質，集中地、鮮明地概括和反映了新形勢下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的本質。它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新的實踐中概括出來的理論精華。
從這里，我們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重大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體現了當今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時代精神”，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同時“賦予它鮮明的時代精神和實踐要求”。“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和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從胡錦濤同志的講話中，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重大意義就在于，它是從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上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以當代涵義，是具有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
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我們必須永遠堅持、不會改變的。但是它可以而且應該和需要根據不同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進行概括和闡發，并通過這種新的概括和闡發，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列寧曾經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稱之為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鄧小平同志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精髓，就是實事求是。這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新的概括和闡發。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樣是這樣。這三句話作為這一系統科學理論的集中概括，并不是從具體問題上而是從一般規律上提出問題的，是一種高度科學抽象的“總結論”，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概括。它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新的實踐要求，從保持黨的先進性的角度出發，著重從三個基本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概括和闡發，并賦予了新的涵義。我們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這一基本原理的運用和闡發；“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是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這一基本原理的運用和闡發；“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對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基本原理的運用和闡發。“三個代表”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闡發，而不是重復馬克思的原話，是因為，只有這樣的闡發，才能抓住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發展變化的本質，才能抓住黨和人民實踐的本質，才能更為鮮明、集中地反映這一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要求。正像胡錦濤同志所說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有論述，但把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堅持黨的先進性聯系在一起，上升到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堅定不移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賦予它們鮮明的時代精神和實踐要求。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每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在自己所處的歷史條件下，實踐著馬克思主義，并且以自己的理解和語言解釋著和闡發著馬克思主義。如果這種解釋和闡發經過實踐檢驗是符合實際的，如果這種解釋和闡發不僅是在個別方面而且是在根本問題上作出的，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當代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的符合實際的新的解釋，它特別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進行思考和概括的。這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對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實踐和發展，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這三個方面的內容。我們今天思考問題、研究和解決問題，主要要從這三個方面入手。這三句話，并沒有給予我們任何具體問題的答案，但是它進一步解放了我們的思想，為我們不斷在實踐中推進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開辟了道路，“打開了新的理論視野”。它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思考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新的認識角度、認識工具。以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實踐，來指導黨的建設和中國的發展事業，更加符合實際，更能有力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和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所以具有重大意義，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什么是當代的時代精神呢？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應該反映那個時代生產力發展的本質特征，反映人民群眾實踐的本質特征。當代科技生產力革命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我們黨和人民群眾的實踐波瀾壯闊、威武雄壯。當代的時代精神是不是應該反映這一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群眾實踐要求所表現出來的本質特征呢？這很值得研究。
現在，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也提出思維方式的創新性問題。我們應該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來研究這些問題。江澤民同志是注意思考這些問題的。為什么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創新問題呢？創新是不是當代生產力反映出來的本質特征呢？我們注意到，他在講到創新問題時，提出了“創新思維”的概念。他說：“二十世紀相對論、量子論、基因論、信息論的形成，是創新思維的成果。正是基于物質科學，生命科學，思維科學等的突破性進展，人類創造了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科學成就和物質財富。”“創新思維”是不是當代生產力所要求的哲學思想呢？這是很值得研究和思考的。他還說過：“相對論、量子論、信息論和基因論的形成，標志著科學技術沿著微觀和宏觀兩個相反的路徑，不斷走向極端和本原，走向綜合和復雜”。這些話都很值得我們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上去思索。現在，對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來說，怕就怕思想觀念、思想方法上的落后，講與時俱進，關鍵是思想觀念、思想方法上要與時俱進。
總之，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樣，由于近100多年來世界發展變化的劇烈程度超過了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代，是從未有過的。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不在各個領域實現重大發展，這是不能想象的。
我們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全面系統地學習和掌握其全部內容，我們特別是要學習和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并自覺運用這一具有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去指導實踐，這樣才能把這一重要思想真正學到手。
【本文是2003年9月至12月中央在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專題研討班上的輔導報告。】
（來源：《冷溶自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