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為什么在1992年確立

遲愛萍

中國共產黨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是開創性的，在世界社會主義的歷程中也是前無古人的”，[1]“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這樣一件對中國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事件，為什么會發生在1992年？搞清這個問題，對我們堅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重要意義。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長期探索的理論成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凝聚了中國共產黨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和心血。從理論方面說，從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黨即開始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的進程。

　 1978年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后，黨為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江澤民把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認識和處理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即：“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3]黨認識上的日益成熟，理論資源的日益豐厚，為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實踐積累的成果。

伴隨著理論的深化和思想的解放，改革實踐逐步展開。從農村起步，向城市拓展，全面鋪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經過十多年的改革，我國經濟體制的格局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非公經濟得到發展，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制定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方針。到1992年春，全民所有制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55%，集體企業占35%，私營、個體和三資企業占10%。[4]實踐表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結構，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相適應，大大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

2、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使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和獨立的經濟利益，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從1978年底至1984年9月，國有企業改革先后經歷了擴權讓利試點、經濟責任制、“利改稅”三個改革環節。通過這些改革，擴大了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改變了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完善了生產管理制度，建立了責、權、利相統一的經濟責任制，使企業開始由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具有了一定自我改造、自我發展的能力。

　 1984年10月至1992年10月，國有企業的改革主要是實行“兩權分離”，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國有小型企業中實行租賃制；與此同時，進行股份制試點。通過這些改革，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企業的變化，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準備了最基礎的條件。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企業不活，市場經濟的建立就是一句空話。

3、農村改革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使整個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在農村管理體制方面，我們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體制，普遍實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在農村產業結構方面，突破了“以糧為綱”的單一結構，全面活躍了農村經濟。發展多種經營，讓農民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組織生產；鄉鎮企業逐步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吸納了農村多余的勞動力，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農村改革過程中，農民自身在社會實踐中的地位發生了深刻轉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農民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戶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生產單位；以勞動力流動為紐帶，農民享有自主支配勞動時間的就業權力，可以自主擇業、自主創業；以村民自治為載體，農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農民利益表達機制初步建立。農民主體地位的轉型，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并強烈撞擊了城鄉二元秩序和計劃就業體制。

4、通過商業流通體制的改革，基本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相結合的流通新格局。

改革開放以前，商品流通被置于一整套指令性計劃的嚴格控制下。改革起步后，即開始了增加購銷方式、允許多種經濟成分經營商品流通、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等多項改革。

在農產品流通方面，從1985年起，國家決定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農產品實行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形成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并行的“雙軌制”，改變了實行30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另外，改革糧食流通體制，建立了重要的農產品專項儲備制度和風險基金制度，1992年農產品市場體系逐步形成。

在生產資料流通體制方面，1984年，改革邁出較大步伐，大幅度削減了按指令性計劃分配的比重。從1985年起，由國家計劃分配的生產資料中，除保證重點生產建設所需外，對一般的需要，只保持1984年基數。國家統配物資品種，到1987年只有27種。各部委和地方分配物資的比重也有所減少。

　 隨著計劃外物資市場交易規模和范圍的擴大，物資貿易中心開始涌現。物資管理與經營逐步分離，成立了一批直接經營生產資料的物資企業，它們有的繼續完成計劃分配物資的供應任務，大部分通過生產資料市場自由購銷指令性計劃外的商品。

流通體制的改革，使我國商品市場有了兩個比較大的發展：一是商品市場容量擴大，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物資銷售總額增長。二是商品流通渠道增加，各類商品市場發展壯大。通過改革，流通領域開始從獨家經營過渡到多渠道經營，從沒有競爭到鼓勵競爭，從封閉性市場過渡到開放性市場；極大的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一統天下，流通形式單一，流通效率低下的局面。

5、改革價格體系，擴大市場機制作用，培育各類市場。

自1978年改革以來，國家以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為主要內容，先后進行了6次較大規模的價格調整。與此同時，對價格管理做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是價格形式由單一的國家定價改為由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自由價格三種價格并存，放開了農民自銷產品的價格和小商品價格，逐步擴大了企業在規定的浮動范圍內的定價權。

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從1985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基本理順價格體系。1985年進行了四項改革：一是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改革農產品購銷價格體制，實行合同定購制度，同時取消糧油統購價格。二是分批放開工業消費品價格。三是實行工業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四是提高鐵路短途運價。治理整頓期間，成功的進行了糧油銷售價格改革。

隨著價格體制改革的展開，市場體系的建設蓬勃興起。除城鄉集貿市場、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工業品批發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等大量涌現外，金融、勞動力、房地產、技術、信息市場等都有所發展，期貨、證券、外匯調劑、資金拆借市場等也開始試點。在各類市場發展的同時，市場中介組織，包括會計師、審計師和律師事務所，公證和仲裁機構，計量和質量檢驗認證機構，信息咨詢機構，資產和資信評估機構，待業協會和商會，以及市場管理和監督機構等也有較快發展，發揮了服務、溝通、公證、監督和管理作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形成，為資源的配置提供了場所，也為市場經濟的實行創造了條件。

6、在宏觀調控方面進行不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宏觀調控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的變化，我國宏觀調控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進程可以通過投資體制、金融體制、財政體制、外貿體制和土地制度等改革軌跡反映出來。

（1）投資體制的改革。1979—1983年，逐步拓寬資金來源渠道，改革投資建設管理。1984—1992年，從項目建設管理、投資決策、資金來源等領域進行改革。

（2）財政體制的改革。1978年至黨的十四大之前，財政體制改革主要以放權讓利為特征。中央對地方放權讓利，采取了多種分成體制、分灶吃飯、財政包干等形式。特別是，配合國家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實施沿海傾斜的地區發展政策，對沿海地區賦予更大財權，推動了沿海地區特別是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幾省的高速發展，成為重構區域經濟格局、形成沿海地區帶動全國經濟增長、擴大沿海與內地差距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1988年10月8日，陳云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強調：“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5]1994年，中央決定實行分稅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財力。通過分稅制改革，我國基本形成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相對規范的財政體制框架。

（3）金融體制的探索和改革。1978—1984年，我國啟動的金融體制改革，確立了中央銀行制度。1983—1990年，是我國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的起步階段，金融機構逐漸實現多元化，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交易所，以及各類外資銀行紛紛設立并逐步得到規范，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金融市場。同期，金融市場逐步開放。

在外匯市場方面，1985年12月，深圳特區設立了我國第一個外匯調劑中心，正式開辦外匯調劑業務。1988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特區都設立了外匯調劑中心。

（4）外經貿體制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多層次、全方位、多形式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進出口管理體制與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國內市場已在相當程度上同國際市場直接聯系。

1979—1987年，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經營體制和單一的指令性計劃管理體制，下放外貿經營權，開始實行進出口貿易的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相結合。

除上述宏觀經濟調控杠桿的改革外，還有土地制度的改革等等。宏觀經濟調控杠桿的改革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大大縮小指令性計劃調節的比重，增強市場調節的比重，改變計劃一統天下的局面。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朝著適應市場運行、以間接調控為主的方向轉變。

7、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為市場經濟的實行，提供了社會穩定方面的條件。

1979—1992年，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國民收入分配機制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初步形成了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二是國有企業職工的分配開始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三是改革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

　1979—1992年，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改革養老保險制度。二是建立國營企業職工失業保險制度。三是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此外，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優撫工作，也有許多改革與創新。

總之，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市場作用的范圍和程度都擴大和增強了。在實踐中，計劃經濟體制事實上已經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經濟體制改革成就的積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和實施提供了經驗，也準備了體制與機制方面的基礎。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鄧小平理論上推動的結果。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社會經濟生活發生很大變化；90年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客觀上要求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中，更加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1、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解決經濟滯緩的過程中，對計劃與市場關系認識的深化。

1988年夏，社會上因價格改革而引發的搶購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存在深層的問題。為此，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批準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明確提出，要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加強和改善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宏觀調控，努力增加農副產品、適銷的輕紡產品以及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有效供給。

1989年發生政治動亂，治理整頓工作一度擱置。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把一度被延誤的治理整頓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到1991年底，投資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的局面有所緩解，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流通領域混亂現象得到整頓，經濟秩序有所好轉。但由于治理整頓時期，宏觀經濟政策上采取全面、嚴厲的緊縮措施，在經濟環境有所改善的同時，發展速度出現明顯的減緩和滑坡。[6]

提高企業效益，推進市場發展，都與深化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有著密切關系。1990年和1991年，中央主要負責人，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從理論與實踐的根本原則方面，論述了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以公有制為基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兩者存在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的手段，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發展所客觀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圍內運用這些手段，不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標志。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應該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采用那些符合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通用做法，但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決不能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計劃經濟要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改變過去那種忽視市場作用、忽視價值規律的做法，同時要加強和改善國家的計劃管理和宏觀調控。堅持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是一項開創性工作。”[7]江澤民把計劃與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的手段”，而不是區別社會性質的“標志”的思想，已十分接近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有關論述。

國務院總理李鵬，根據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對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基本原則、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范圍和作用，都作了較為全面的理論概括和界定；并強調企業必須重視市場。

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緊緊結合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去認識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他說：“企業要提高經濟效益，主要應從內部下功夫”。“抓生產、抓質量、抓品種、抓效益”。 “企業要真正形成自主經營、自我改造、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真正從市場需求去思考問題，研究開發新產品，想辦法出質量、出品種、出花色、出效益。”[8]“要學習一下管理學，這個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我們拿來還是非常有用的。市場，在外國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不學這個東西會吃很大的虧。”[9]

上述情況表明，20世紀90年代初，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認識和解決當時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時，明顯反映出一個現實針對性，這就是：解決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加強市場的作用，要改善宏觀調控措施。

特別是1991年10月至12月，江澤民先后主持召開11次座談會，對我國經濟體制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座談會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這次座談會的研究成果，為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2、鄧小平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和把握歷史進步方向的戰略眼光、膽略和氣魄，推動全黨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和實踐上產生質的飛躍。

20世紀90年代國際國內情況十分復雜和嚴峻。1989年國內發生政治風波。隨后國際上，蘇東劇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傾刻瓦解。現實情況使國內思想理論界部分人對中國改革方向產生懷疑，對改革的方向、目標爭論不休。不少人把計劃經濟看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認為市場經濟是生產資料私有相聯系的，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對立的。“六四”政治風波之后，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批判“市場取向改革”和“市場經濟論”的文章。

而現實的發展需中國進一步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國際來說，兩極格局終結，世界向多極化發展，國際關系中有較大的回旋余地。世界范圍新技術革命的加快發展，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重組，亞太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從國內來說，價格“雙軌制”需要解決；西方的聯合制裁要打破；中國“復關”后，在經濟運行機制上需要同國際市場銜接。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要求更大膽地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改革步伐。

面對國家在歷史發展重要關頭所要要處理的一系列緊要問題，鄧小平進一步深入思考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1990年12月24日，他向中央負責同志提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10] 次年2月6日，他在視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時又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11]到1992年春，南方視察時，鄧小平的思想已十分堅定：“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2]

以往中國的改革之所以突破不了計劃經濟體制框架，與思想理論上的不徹底性有著直接的關系，癥結就在于從社會制度的視角去認識計劃與市場。鄧小平南方談話，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看作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為建立我國社會主義的新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鄧小平南方講話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立刻作出積極的回應。3月9至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我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完全贊同鄧小平南方談話。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改革，擴大開放，力爭經濟更好更快地上一個新臺階的意見》，指出：抓緊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力爭經濟更好更快地上一個新臺階，是當前全黨的戰略任務。必須加快配套改革的步伐：一是轉變政府職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社會勞動保障體系，三是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

隨后，國務院扎扎實實地抓了落實工作。采用市場手段配置資源，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二是開放有序的競爭性市場體系。國務院把工作的著力點就放在了這兩個方面。

7月23日，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明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目標是：使企業適應市場的要求，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成為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企業法人。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推動下，1992年，商業方面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1）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上了一個臺階。油、肉、蛋、茶、糖的價格1992年在全國范圍內放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由市場調節。（2）商業企業改革有較大進展。經國務院批準，1992年在商業企業中全面推行經營、價格、用工、分配“四放開”。下半年，商業部擬訂頒發了《全民所有制商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實施辦法》，進一步完善了經營承包責任制和落實了企業自主權。商業企業股份試點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福建、浙江、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大城市都有一批商業企業改為股份制企業，公開上市。不少中小商業企業實行集體或個人承包，有的實行“國有民營”，有的出售、出租給集體或個人，使這些企業重新煥發了生機，經濟效益比較好。（3）物資流通即生產資料流通改革有了明顯成效。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相結合的多元化物資流通新格局基本形成。物資流通的指令性計劃大大減少，市場化進程加快，尤其是物資企業改革取得很大進展。1992年原物資部制定頒 發了《全民所有制物資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實施辦法》，國營物資企業的自主權得到進一步落實，在人事、用工、分配等企業內部管理的改革上，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國營物資企業的股份改革試點和組建企業集團方面，有了明顯進展：原物資部組建了華通集團、北方物產、東方物產、南方物產、物華置業、國際期貨等集團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各地物資部門也組建了一批企業集團，壯大了國有物資企業的實力，更好地發揮了國有物資企業的整體優勢。商業改革步伐的加大，為我國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引導全黨全國人民落實貫徹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進程中，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事業的步伐扎扎實實向前邁進的實踐，為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在不斷探索改革新路和推進改革實踐的過程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提到全黨醞釀的日程。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講話，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和全面的論述。這個講話集中反映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上的準備。

1994年10月12日，江澤民代表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十四大上，作了《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在報告中江澤民鄭重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應當也完全可能比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運轉得更好。”“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13]這個講話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在我國的確立。

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進憲法！

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歷史性里程碑。這個目標的確立，凝聚了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和心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命題是黨的十四大提出的，是鄧小平同志的思想。”[14]這個選擇，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實踐的選擇，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抉擇。“改革的實踐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一旦脫離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經濟就能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就能促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15]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有了幾百年的歷史，有成功經驗可循。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首創，是一個開創性的事業，有許許多多未知領域需要探求，前進的路不會平坦，出現問題和挫折不可避免。想沒有社會陣痛，一帆風順是不現實的。中國不搞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也絕不會搞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如何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計劃與市場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需要艱辛探索。

回首以往的探索，意義在于堅定方向。用社會主義制度整合、協調計劃與市場在社會經濟中積極作用的方向沒有錯。我們的路子走對了。改革給社會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強大了，這是事實！但二十年在歷史上只是一瞬間。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好，以造福人民，是中國共產黨需要長期探索的重大而緊迫的課題。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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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頁。

[2] 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

[3]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頁。

[4] 參見《李鵬論宏觀經濟》中冊，中國電力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857頁。

[5] 《陳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頁。

[6]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例，1983—1988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都在10%以上，1984年高達14.7%；而1989年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4.1%，1991年有所提高，達到8.2%。與之相應的是企業效益大幅度下滑，虧損額連續增加：1988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虧損額為81億元，1989年增加到180億元，增長1倍多；1990年增至348億元，又幾乎增加1倍；1991年繼續增加，達到367元。國家財政上的負擔不斷增加。（以上數字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年版）

[7] 《江澤民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8]《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頁。

[9]《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10]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

[11] 《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7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3]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頁。

[14]《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頁。

[15] 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