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中共黨史學

張靜如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中共中央召開了隆重的紀念大會，各界也以各種形式舉行了紀念活動，學術界更加活躍，出版了許多紀念性的和研究性的書籍，發表了大量文章，這在政治上、學術上是一次大的豐收。

在中共中央舉行的大會上，江澤民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闡述。他強調：“‘三個代表’要求，是我們黨保持先進性、始終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強領導核心的基本要求，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致的。全黨同志一定要堅持全面落實‘三個代表’要求，統一于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統一于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

據此，我認為，同樣道理，應該把“三個代表”要求貫徹到學科建設中去。目前，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的角度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章還比較少，因此本文想進行一些探討。我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中共黨史學至少有以下三層關系：一、為中共黨史學提供了理論基礎；二、使中共黨史學明確了研究的主線和新的重點，擴大了研究課題的范圍；三、中共黨史學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歷史的論證。

一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與中共黨史學形成上述第一層關系，是因為中共黨史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完全一致。前者，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說來，早已不成問題，用不著多說；后者，雖然已有許多文章論述過，但我還想說點自己的看法。“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斷，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要求。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內容——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來看，恰恰構成了唯物觀的基本輪廓。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內容極其豐富，而其最核心的觀點則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結構，而這兩對矛盾又構成社會的基本矛盾。

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在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這一運動的起點。因為任何社會都不能停止生產，所以，生產力總在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生產力的這種變化和發展，必然要引起生產關系以至上層建筑的變革，于是社會便向前發展了。可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社會進步之源。第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意識又有相對獨立性，并且能夠對社會存在產生能動的反作用。作為人類智慧和實踐創造成果的文化，體現在人們的活動方式上，體現在人們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上，但它首先是一種精神的東西，是從屬于經濟政治發展的社會意識形態現象。它決定于社會存在，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對社會存在有一定的反作用。所以，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先進文化，總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同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又為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鳴鑼開道的作用。第三，人類社會的主體是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由社會上全體人共同創造的，其中人民群眾起了主要作用，是人類歷史的主要創造者。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同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一致的，因而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就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

那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怎樣為中共黨史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呢？

第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主線。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的80年歷史證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現代化，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進行活動的目的，故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貫串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的始終，而一切其他活動都以此為中心并為其服務。對此，研究者往往不甚理解，認為民主革命時期主要是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所以不能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主線。這種看法只看現象，不看本質，是不對的。早在194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針對一部分同志認為“政治、軍事是第一的，經濟、文化是次要的”的思想，講了如下一番道理：“政治是上層建筑，經濟是基礎，政治好比就是這個房子，經濟就是地基。我們搞政治，搞政府，搞軍隊，為的是什么？就是在破壞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政府、舊軍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而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學過社會科學的同志都懂得這一條，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這段話說得明白、透徹，它告訴人們，看問題不能只看現象不看本質。打仗、奪取政權是現象，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是本質。這也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目的，在毛澤東那里是非常明確的。所以，毛澤東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才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看作是衡量政黨社會作用的標準。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主線”的概括，黨史學界已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雖然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依據，但仍缺少權威性的直接的論述。1993年6月25日，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2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這七十二年，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始終站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最前列，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動歷史不斷進步。”“縱觀七十二年的歷史，我們黨的發展壯大，我們國家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獨立和走向繁榮富強，歸根到底是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密切相聯的。在中國，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就不會有社會生產力的不斷解放和發展，就不會有社會的全面進步，就談不上社會主義現代化。”1999年12月23日江澤民在為《院士科普書系》所作的序中也說：“無論是革命還是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些話，深刻地道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本質，有力地說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主線。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的講話中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又強調：“全黨同志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最終促進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促進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段話，再一次肯定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主線。這一命題的確立，對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對象，就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而奮斗的歷史發展全過程；中共黨史學的主體部分就應該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作為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中政黨、集團和個人的作用，歷史事件的性質、作用和意義就應該以是否代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的需求為衡量標準。

第二，堅持和推進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重要內容。在現當代中國，什么是先進文化？應該說，先進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和一切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相結合的文化。它的前進方向，就是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先進文化發展的碩果。在以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兩大理論成果，成為現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核心，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勝利。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學習和吸收一切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推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勝利。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講話時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努力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學習和吸收一切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不斷地創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使社會全面進步”。這段話，為堅持和推進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重要內容，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命題的確立，對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既然如此，中共黨史學的主體部分就應該把堅持和推進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作為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中政黨、集團和個人的作用，歷史事件的性質、作用和意義就應該以是否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為衡量標準。

第三，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核心內容。前面說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進行政治活動的目的，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除剝削和壓迫，使人民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使社會不斷進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為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奮斗。因此，中國共產黨力求使自己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獲得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以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勝利。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講話時說：“全黨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都是為了實現好、發展好和維護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脫離群眾、任何違反群眾意愿和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這段話，給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核心內容，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命題的確立，對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既然如此，中共黨史學的主體部分就應該把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作為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中政黨、集團和個人的作用，歷史事件的性質、作用和意義就應該以是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衡量標準。

二

一個主線、兩個內容，這就是“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給中共黨史學帶來的新的啟示。由此，就形成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與中共黨史學的第二層關系。

在以往的中共黨史研究中，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已經分別提出了如何在中共黨史研究中貫徹生產力標準問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主線問題，但并未在黨史界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未成為多數研究者的共識；在以往的中共黨史的研究中，雖然始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作為重點內容，雖然也經常強調要重視文化問題，但并未把堅持和推進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也沒有把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外的內容以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提高到應有的地位來認識；在以往的中共黨史研究中，雖然研究者并沒有忽視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但卻有一種似乎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的想法，所以在敘述到這個問題時往往是一般的、抽象的說明，只是點到而已，沒有具體的、深入的分析。這一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提高了黨史研究工作者的認識。比如，《新視野》2000年第5期刊載的邵維正寫的《“三個代表”是中共黨史的理論升華》一文中說：“回顧中國共產黨近80年的歷史，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新的角度審視并理清了中共黨史的主線，是我們黨歷史實踐的高度概括，是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歷史發展的未來昭示。”顯然，這位黨史研究的專家是在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得到的啟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學者在這方面取得共積。當然，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道理上弄明白了一個主線、兩個內容對于中共黨史學的重要意義，而在研究實踐中也未必能夠貫徹。原因是很復雜的，一下子說不清楚，有些甚至是學術范圍之外的原因。總之，這種事急不得，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夠收到一些效果。

從一個主線、兩個內容的角度思考，就會發現有許多新的課題需要研究。當然，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舉例說明。比如，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方面，歷史階段、歷史事件以及政黨、集團、個人的認識和貢獻，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研究。“1924-1927年大革命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考察在大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也可以分析大革命失敗后，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蔣介石在革命中途轉向造成革命失敗，并經過一段時間統一中國后，社會生產力確實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其原因是極其復雜的，但它同大革命發展過程中國共合作的革命力量給予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勢力的沉重打擊有直接的關系，也就是說同舊的生產關系遭受一定程度的摧毀有直接關系。又如，在堅持和推進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方面，也可以從歷史階段、歷史事件以及政黨、集團、個人的認識和貢獻的角度去研究。“五四精英與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這個問題可以從五四精英的初期文化價值意識、五四精英與文化斗爭、五四精英對先進文化的歷史特征的把握、中國社會前進方向與先進文化的關聯等諸方面進行考察，從而說明五四精英中的最先進的一部分人是怎樣在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學習和吸收外國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接受馬克思主義，把握住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再如，在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方面，也可以歷史階段、歷史事件以及政黨、集團、個人的認識和貢獻的角度去研究。“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以往研究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多是研究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它的過程和特點，研究它的成功、意義與不足，而從來沒有從它是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去考察，好象它理所當然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實，研究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確實需要說明它是如何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需要說明它的做法中有沒有不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處。如果有，應該怎樣去認識，應該由此吸取什么樣教訓和經驗。總之，由新的角度去思考，黨史研究工作都會尋找出更多的研究課題。

有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并不簡單是擴大了黨史研究的課題的范圍，更重要的還在于改變研究者的思路。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眼界多局限于政治，而不重視經濟和文化，前邊已經說到這一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把經濟和文化提高到極為突出的地位，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本質，這對黨史研究工作者是一個有益的啟示。人們應該深刻的反思，調整自己的研究思路，重新審視以往的研究，使研究的成果更接近于反映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的本質。一句話，深化中共黨史研究之路在于此。

三

不言而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需要邏輯的論證，也需要歷史的論證，而中共黨史學則獨具后者之功能。歷史的論證不是歷史過程的敘述，而是用歷史發展過程中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對理論論斷進行論證，說明其歷史的合理性和論斷科學性。對“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進行歷史的論證，可以有很多角度，而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20世紀20年代建立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具有“三個代表”的特征。首先，20世紀初期，在中國，由于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由于中華民國政府實施了許多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政策，也由于世界大戰爆發使西方侵略勢力忙于戰爭無暇東顧而減少了對中國的經濟壓力，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的機會，出現了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這種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得到反映。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激進分子開始不滿意北洋軍閥政策，不僅積極要求政府給民族工商業以更寬松的政策，而且還以各種形式參與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政治斗爭。對此，陳獨秀在1923年12月發表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他說：“中國辛亥革命時，有幾個資本家聽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搖頭，有幾個資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然而歐戰以來，揚子江下游新興的工商業家得到了點自由發財的機會，便馬上改變從前小視自身的態度，不再說什么‘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了，好象鄉下土財主，子弟得了幾層功名，便膽大起來不怕官府了：同時因為他們的開始發展，便遇著軍閥擾亂及關稅厘金外貨輸入原料輸出等妨礙他們的發財自由，他們更不老實起來，公然出來做修改稅則廢止厘金廢督裁兵理財制憲等運動，更進而組織民治委員會，反對軍閥為總統，否認代表軍閥階級的現國會，上海、長沙之商聯會更進而加入群眾的國民示威運動，即此可以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由非政治的態度，發展到和平的政治運動態度，最近更發展到革命的政治運動傾向了。”陳獨秀的文章主要反映的是1922年和1923年的情況，但這種傾向從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后就開始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政治要求，理應由其政黨發動革命予以滿足。但是，在當時，唯一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黨卻由于其固有的妥協性、軟弱性而在革命失敗后開始渙散，根本無力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繼續推向前進。這項任務就不能不落在新興的具有徹底革命性的無產階級的肩上，于是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中國共產黨就應運而生了。其次，1915年，由陳獨秀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雖然沒有能夠尋找到改造中國社會有效的方案，但是做了大量的批判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批判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在此基礎上，新文化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分子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經過比較、鑒別，終于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一建立，就把握住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而與社會全面進步完全一致的中國無產階級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這就使中國共產黨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己任。具體說，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相勾結，聯合統治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的生活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生活幸福。這個任務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沒有能夠完成。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繼承了革命傳統，擔當起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成為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的。以上三個方面有力地說明，“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天生的特質。

第二，中國共產黨什么時候在“三個代表”上體現得好，什么時候中國革命和建設就順利發展，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也健康，從而社會就得到全面進步。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改變了前進的方向，使自己在實踐中真正代表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在短短的20多年的時間里，使中國社會面貌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蓬勃發展。當然，從全社會的具體環節上看，仍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存在著不少相當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整體說來則能夠證明，做到“三個代表”，社會就會前進。

第三，中國共產黨什么時候在“三個代表”上沒有體現好，什么時候中國革命和建設就會出現挫折或失敗，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也不正常，從而社會發展就會受到阻礙。1931年到1934年王明“左”傾錯誤統治中共中央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對說明這個問題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

前邊提到過，從1928年蔣介石國民黨統一中國到1936年期間，社會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發展。這種發展的要求，表現在政治上則是民族資產階級迫切需要繼續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此時根本無能力領導這個革命，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代為操勞。這正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必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同時，它也正是具體地體現了當時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推翻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利益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廣大人民才能獲得解放。而這時，先進文明的前進方向則迫切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尋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但是，1931年到1934年王明“左”傾錯誤統治的中共中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無視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無視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顧當時革命的民主主義性質，制定超越歷史階段的方針、政策，使革命遭受極大損失，黨內生活也極不正常。這正是不能做到“三個代表”的直接惡果。

1956年，經過三大改造之后，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時，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利用先進的生產關系是促進生產力的再發展，同時還要調整生產關系使之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爭取早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也正是當時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只有早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民生活才能更幸福，國家才能更強盛。這時，先進文明的前進方向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對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雖然在開始的時候尚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發展生產力上，并努力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對國內外情況逐步作出不符合實際的判斷，并以此為根據制定出錯誤的方針、政策，日益遠離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不應該的是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完全背離了“三個代表”，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

以上所說，只是一種提示，要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歷史的論證，則需要利用大量史料，進行深入的分析。

江澤民說：“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是中共黨史學的理論之根。

（來源：《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