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理念：江澤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

李 紅

1989年至2002年，國際形勢經歷了重大、深刻的變化。其間，冷戰結束，兩極格局解體，各種力量分化組合，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時期。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國際關系錯綜復雜，矛盾和斗爭此起彼伏。在紛繁復雜的外交實踐中，江澤民作為中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站在時代發展的前列，放眼世界和未來，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針和政策，開拓了中國外交理論的新境界。在江澤民外交思想指導下，中國外交取得顯著成就。13年間，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為世人矚目和贊賞。以大國外交為關鍵、以周邊外交為依托、以發展中國家外交為基礎、以多邊外交為舞臺的跨世紀全方位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江澤民外交思想的理論淵源來自多個方面，其中，崇尚和平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是重要源泉之一。

一

古老的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在其文化性格中，追求和平是最基本的價值取向。自古及今，中國人民都把尋求和平作為一種崇高的社會理想。 “孔子的仁愛儒學，墨子的‘非攻’政治思想，孟子的王道思想（非霸權主義思想），孫子的‘不戰’戰略學，仁愛、忠孝、信義、和平的中華道德和中庸哲學構成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主流體系，這個意識形態體系就是古代中國外交政策的靈魂，規定了中國傳統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性質。”（陳潔華：《21世紀中國外交戰略》，時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頁）出身于書香門第的江澤民，其外交思想里就內含了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中的“和合”理念。

“和合”文化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內核，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孔子將“和”視為天下大道，主張“禮之用，和為貴”，（《論語·禮記》）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墨子則指出，“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墨子·兼愛上》）孟子積極倡導“王道”，反對霸道，并提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的邦交原則，即國與國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大國應該平等對待小國，與小國和睦相處；《孫子兵法》則指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見，“協和萬邦”、“止戈為武”、“親仁善鄰”、“以德服人”、“兼愛非攻”、“以和為貴”等價值理念，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認同的人文精神，它縱貫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全過程，積淀于各個時代、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之中，成為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重要文化準則。

二

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認為，“外交是國家權力的頭腦”，因為“決定國家權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國家權力的原料。一個國家外交的素質將這些不同因素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給予它們方向和力量，并通過給予它們一些實際權力而使它們沉睡的潛力蘇醒。”（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徐昕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頁）因此，國家必須依賴于其外交的素質，使之為構成國家實力的各種不同因素發揮催化劑的作用。

對外政策及方式有許多種，既有軍事威脅、經濟制裁、強加政治文化價值給他國等以強制性和脅迫性為特征的“硬實力外交”，也有以合作和吸引為特征的“軟實力外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認為，外交對國家軟實力建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這些軟實力外交包括但不限于：互利基礎上的經濟合作、吸引為導向的文化和教育交流、國際機制多邊活動的積極參與以及敏感全球問題的協商合作等。國際關系史表明，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如果注重發展和運用硬實力，通常會招致現狀大國或鄰國的制衡。

對于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而言，盡可能地采取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特征、旨在提升其吸引力和影響力（即軟實力）的外交政策，是相對明智的選擇。事實證明，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中國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軟實力外交，并取得了顯著成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正是牢牢抓住了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主題，積極應對挑戰，展開軟實力外交，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

以歷史的眼光看，每一代人都生活在前人創造的文化環境中，都要通過認知和理解傳統文化遺產包含的信息，將其內化于自身的思想或理念，從而保持民族精神的歷史延續。因此，每一代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政治素養、處事風格、價值理念等，不可避免地會打上傳統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每個時代的外交總有其時代特色。不同外交家和政治家也具備各自不同的外交風格。相對于戰爭與革命時代毛澤東的“革命性”外交思想與和平發展時代鄧小平的“不出頭”外交思維，后冷戰時代的江澤民外交思想呈現出鮮明的“求同求和”、“全面參與”色彩。他善于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汲取豐富養分，并創造性地將其運用于國際關系領域，付諸當代中國的外交實踐。縱觀江澤民關于外交政策的報告、講話、談話、文章等等，無不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

1.“和為貴”

早在1994年11月，江澤民訪問馬來西亞時，就引用中國先哲孔子的“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詳細闡述中國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永不稱霸的外交政策。

2000年4月，江澤民訪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時（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問巴以），又以“和為貴”來概括新形勢下中國對解決巴以沖突的立場和態度。他指出，當2000多年前《圣經·舊約》在這片沃土上形成時，中國的先賢們就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并出現過許多“化干戈為玉帛”的歷史佳話。“和為貴”作為經歷了漫長歲月考驗的東方哲學思想，可以為中東問題的解決提供歷史借鑒。4月17日，在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舉行會談時，江澤民指出，“我闡述了‘和為貴’這一中國的傳統思想，強調解決中東問題應提倡和談而不是武力，合作而不是對抗，理解與寬容而不是敵視和排斥。”（《光明日報》2000年4月18日）江澤民的這一立場受到巴以雙方和穆巴拉克總統的高度贊賞。兩年后，在阿拉木圖舉行的“亞信”首次峰會上，江澤民再次以中國古代“和為貴”的思想對巴以雙方進行勸和促談。這充分表明了江澤民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各國友好相處的堅定決心。

2002年2月21日，江澤民和到訪的美國總統布什在結束會談后接受記者采訪，在談到伊拉克問題時，江澤民說，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我們始終堅持以平等相待的態度，共同討論，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在伊拉克問題上也應遵循這一原則，中國主張“和為貴”。（人民網2002年2月21日）

2.“和而不同”

2002年10月，江澤民訪美，24日在喬治·布什圖書館發表演講。他指出，“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始終遵循這一價值觀。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我們主張，世界各種文明、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應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在和平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頁）可見，這里的“和而不同”，其含義與原意相比已有新的發展。江澤民所講的“和”，主要是指和睦相處，不對抗；“同”，主要是指看法、觀點、文明、社會制度等相同。因此，可以把江澤民所講的“和而不同”詮釋為：國家之間應當和睦相處，但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看法以及社會制度可以有所差異；同時，國家之間的分歧、社會制度的迥異，也不應當影響它們的和睦相處、友好往來、互利合作與共同發展。

2003年7月，江澤民會見英國首相布萊爾時，再次談到“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引用《禮記·中庸》中“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來闡述“和”的思想對處理當今國際關系的重要性。他明確指出，“在當今世界上，我們提倡‘和’，也就是說，各國應當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經濟上互相促進，文化上互相借鑒。這將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頁）

在江澤民看來，在國際事務中，“和”、“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其廣泛的適用性，特別是在處理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模式國家之間的關系時，“和而不同”尤其顯得必要。

3.“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中國古代的睦鄰觀念對江澤民的周邊外交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01年8月，江澤民在一次關于周邊安全問題的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我們的先人早就認識到處理好鄰國關系的重要性。春秋時期的《左傳》中提出：‘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管仲主張：‘遠者來而近者親’，‘遠者以禮，近者一體’。同鄰國關系搞好了，對國家的利益極大。”（《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江澤民將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與當今世界主題及各國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有機結合起來，為我國奠定了和平發展的道路。

在出訪時，江澤民多次引用“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以此表達中國同世界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合作關系的強烈愿望。擇要舉例如下：

1997年11月訪美期間，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時，引用了“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名句，借以論述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歷史與當今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

1999年11月訪問沙特阿拉伯，江澤民在利雅得阿卜杜勒國王圖書館發表演講時，多次引用“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

2002年4月訪問德國期間，江澤民在德國外交政策協會做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又一次引用“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他指出，“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對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古訓，反映了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渴望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的良好愿望和深厚文化底蘊。”（《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76頁）

2002年2月訪問越南時，江澤民在河內國家大學發表題為《共創中越關系的美好未來》的演講，他把中越兩國高層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比喻為“走親戚”，“遠親不如近鄰”，中越兩國要“睦鄰友好，就是要永做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始終以睦鄰友好精神教育兩國人民和處理兩國關系中的一切問題，互相信任，互幫互助，互諒互讓，共同發展。”（新華網2007年1月10日）

根據中國這一傳統的睦鄰外交觀念，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思想。

四

崇尚和平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江澤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文化根源，求同求和是江澤民外交思想的一大基本特色，其最典型的意義就在于擱置了與西方國家的“零和”博弈，而是把與西方國家的近期斗爭目標確定為在和平競爭中達到“共贏”，這進一步改善了中國愛和平、負責任的國際形象，對中國外交新格局的開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肇星在題為《和平、發展、合作——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旗幟》一文中寫道：“愛好和平，講信修睦，協和萬邦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在對外交往中，主張親鄰善鄰，主張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諧。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是中國外交取之不盡的智慧源泉。孔子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譽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黃金法則’，鐫刻于聯合國總部大廳。”（中華網2005年8月22日）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報刊社副編審）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