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美國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評價及其意義
近十年美國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評價及其意義
陶季邑
1977年鄧小平復出前，美國有著作對他作過介紹。但總體上講，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學者才開始對他進行嚴格意義上的研究。進入80年代，美國學者不僅較詳細介紹其生平實踐活動，而且著重考察其思想和中國改革開放實踐。近十年亦即2005年以來，美國學者更廣泛更深入地研究鄧小平及其外交思想，本文將對近十年來的研究情況加以介紹。
一、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評價
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許多正面評價。這些正面評價可歸納為兩方面：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展新形勢，結合改革時期中國實際，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外交思想；它對中國和亞太地區及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1.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展新形勢，結合改革時期中國實際，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外交思想。
一是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展新形勢。
面對80年代初國際形勢朝和平與發展方向發展的態勢，鄧小平改變過去聯美遏蘇“一條線”戰略，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麥艾文指出：80年代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主題”，這一判斷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政策“奠定基礎”；鄧小平追求“更有國際性和有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外交政策”，亦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隨著80年代初美蘇爭霸態勢發生變化，美國鑒于蘇聯對自己威脅減小，輕視中國戰略地位。鄧小平調整對美政策，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全勝和南卡來羅納州查爾斯頓學院政治系教授劉國力指出：80年代初蘇聯國內腐敗并陷入阿富汗戰爭之中，同時美國里根政府對蘇聯“強硬”，“大幅度增加國防開支”，美國聯合中國以制衡蘇聯的需要減少，這促使鄧小平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丹佛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穗生指出：當80年代中國未面臨嚴重安全威脅時，中國在美蘇中三角關系中的戰略地位隨著蘇聯對美國威脅減小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80年代初中美兩國在臺灣等問題上一系列摩擦促使鄧小平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喬治城大學對外服務學院教授羅伯特·薩特指出：1981年1月里根上臺后，中美在臺灣和人權等問題上產生一些摩擦；里根執政前期對華態度也推動鄧小平決定同美國保持距離。
80年代初蘇聯愿意改善對華關系，鄧小平調整外交政策以緩和同蘇聯關系。羅伯特·薩特指出：80年代初因國內領導人繼位、經濟難以維持和在波蘭等地關系緊張，蘇聯國力下降，蘇聯“試圖改善對華關系”；這同樣促使鄧小平決定“減少對蘇聯敵對行為”。
二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結合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實際。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和平國際環境，為此鄧小平80年代初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傅高義指出：鄧小平80年代愿意中國與世界各國發展良好關系，與蘇聯恢復正常關系，原因之一是中國“需要和平環境從事現代化建設”。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增強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主動性。這也成為促使鄧小平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一個因素。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鄧小平1982年改變“一條線”戰略，讓中國與美國拉開距離，同時與蘇聯保持距離，以有助于中國外交走向主動。
但近十年美國學者在這方面亦有新觀點，如認為，中華民族具有追求平衡和穩定的傳統，是鄧小平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戴維·蘭普頓指出：維護全球戰略力量“平衡”與國際局勢“穩定”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交政策重要內容，中國數千年來都追求“平衡和穩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讓中國與美蘇均“保持距離”。
三是鄧小平外交思想亦是對毛澤東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羅伯特·薩特指出：80年代初鄧小平“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張中國依然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關系”，此為毛澤東生前外交主張；但對毛澤東外交思想又“有所發展”，如將毛澤東70年代聯美遏蘇政策調整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羅伯特·薩特看來，鄧小平外交思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外交思想。
2.鄧小平外交思想對中國和亞太地區及世界具有意義。
一是鄧小平外交思想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有助于80年代后中國與美蘇同時發展正常關系。趙全勝和劉國力指出：1982年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國繼續發展與美國關系；同時改善與蘇聯關系。1989年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蘇聯解體后，中國仍與獨聯體國家“發展密切關系”。
其次，有助于80年代后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世界所有國家發展正常關系。傅高義指出：在鄧小平外交思想指導下，80年代中國不僅“與鄰國保持和睦關系”，而且“改善與每個重要國家關系”。
第三，為80年代后中國經濟建設創造和平國際環境。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李侃如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為80年代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和平時期”；中國可利用此時期培植自己工業生產能力和發展經濟。
第四，對推進中國領土統一有積極作用。傅高義指出：根據鄧小平外交思想尤其是“一國兩制”主張，中國同英國政府經過多輪談判，終于達成解決香港問題協議，使得中國1997年對香港成功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主張既為解決香港問題“提供框架”，也可能有助于減少臺灣民眾對中國統一的“恐懼”。
第五，有助于80年代后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塞繆爾·金指出：鄧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助于提高中國在亞太和世界的“大國地位”。
第六，有助于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追趕亞洲強國。弗吉尼亞大學貝騰領導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何漢理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使得中國“采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戰略”，追趕亞洲“虎國”。
第七，對當今中國外交仍有影響。傅高義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在當今中國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如目前中國主張“繼續與各國保持和諧關系”。圣地亞哥·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謝淑麗指出：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思想對其后中國外交仍有影響，如當今中國仍實行“低調外交政策”。
二是鄧小平外交思想對亞太地區和世界具有意義。
首先，對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具有意義。劉國力指出：自鄧小平制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來，“中國積極地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中國愿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建立一個新型和平、穩定、公正和合理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作不懈的努力。”即使是近期提出“中國即將崩潰”觀點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沈大偉也曾認為，在鄧小平“有所作為”主張指導下，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上更加“有所作為”，在解決朝鮮半島和伊朗核危機、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亞洲鄰國救災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及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方面“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其次，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發展具有意義。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杰弗里·貝德指出：由于實行鄧小平提出的外交政策，中國經濟多年來一直驚人地增長，中國已從貧窮國家變成“國際貿易體系中重要成員”，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它直接投資；世界許多國家和企業“從與中國開展貿易中獲得巨大利益”。
二、正面評價的原因
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許多正面評價。這并非偶然，綜合來看，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形勢發展，體現國內現代化建設客觀要求，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外交思想，并對中國和世界有益。鄧小平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推進人類進步事業”作為新時期中國對外工作根本目標。（《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頁）他強調處理國家關系時，中國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人，也決不允許別人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中國，更鮮明突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中國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對國際事務作出判斷；提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一國兩制”構想、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蘇東劇變之際，提出“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戰略方針。因此，美國前總統布什在鄧小平逝世后發表書面聲明，贊揚“杰出領導人”鄧小平對外開放和重視中美關系發展等外交思想，認為“鄧小平無疑對建立亞太地區持久和平與繁榮做出重大貢獻”。這是近十年美國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正面評價的基礎。
其次，就美國此類學者而言，他們基本屬于正直和嚴肅的學者。劉國力說：如今“美國學術界”存在“嚴肅敬業的學者”，這些學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中美關系的理性思考”。正因為他們堅持從實際出發的態度，敢于正視鄧小平外交思想符合時代和形勢發展要求并對中外有益等客觀事實，此外近十年還掌握更多研究資料，所以就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許多正面評價。
第三，鄧小平許多外交思想亦對美國有利。如，進入80年代，鄧小平主張改善同蘇聯關系，但不重返蘇聯“大家庭”。事實上，在1989年上半年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前，中國傾向于增強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關系。1989年政治風波后，中美關系急劇倒退。鄧小平仍關心中美關系改善和發展，“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2—333頁）再如，他認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既“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彼此平等相待，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同上，第330頁）此外，為化解中國與周邊國家歷史積怨與地緣利益矛盾沖突，提出“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同上，第87頁）鄧小平這些思想亦對美國包括其亞洲盟國有利。因此，鄧小平逝世后，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聲明，稱鄧小平為“中國資深政治家”、“世界舞臺上杰出人物”，認為鄧小平思想包括其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和作為大國“繼續崛起”，不僅“政治上保持穩定”，而且“經濟上對外開放”，“并成為建立安全國際秩序的全面伙伴”，這些“完全符合美國利益”。顯然，鄧小平許多外交思想亦對美國有利。這更有助于近十年美國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正面評價。
三、正面評價的意義
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許多正面評價，對中美兩國和世界頗有意義。其意義主要有以下三點。
1.有助于當今美國公眾較客觀看待鄧小平外交思想和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外交政策。
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不斷在美國出版較有影響的著作，并在美國著名報刊如《洛杉磯時報》、《騎士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僑報》、《華盛頓觀察》和西方知名雜志如《海牙外交學報》及美國一些著名網站發表文章，甚至在美國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展新形勢，結合改革時期中國實際，尤其是對中國和世界具有意義，如有助于中國“積極地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使得世界許多國家和企業“從與中國開展貿易中獲得巨大利益”等，這些言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當今美國公眾較客觀看待并積極評價鄧小平外交思想，認為它給中國自身和世界其它國家均“帶來裨益”。
與此同時，美國此類學者還指出：鄧小平外交思想在當今中國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如目前中國主張“繼續與各國保持和諧關系”，實行“低調外交政策”，但同時在國際事務中“有所作為”，在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此外，在中國面對未來時，鄧小平思想包括外交思想“繼續推動中國前進”。所以，美國此類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正面評價一定程度上又有助于當今美國公眾較客觀看待中國外交政策，如認為，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外交政策仍堅持鄧小平外交思想，所以仍對中國和世界有益。而這些對“美國歡迎中國作為世界強國和平崛起”，自然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2.有助于當今美國政府理性地制定對華政策。
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許多正面評價，某種程度上也影響當今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在上述美國學者中，有些學者如傅高義、謝淑麗和羅伯特·薩特曾參與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迄今仍與許多美國政府高層有接觸。另外有些學者如李侃如、何漢理、杰弗里·貝德、戴維·蘭普頓是近年奧巴馬中國顧問團主要成員。麥艾文目前還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上述美國學者尤其是這些參與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進行正面評價，并認為它在當今中國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中國總體發展趨勢亦是“積極的”。所以，他們對中國前景充滿信心，向奧巴馬政府建議“美國與崛起中國構建一種基本的建設性長期關系”，鼓勵美國與中國“在主要國際問題上進行合作”。這些對奧巴馬政府評價鄧小平外交思想和制定對華政策具有一定影響。盡管當今美國有人主張“遏制”中國，“但這不是美國對華政策主流”；雖然中美存在分歧，但兩國“愿意加強合作，管控分歧”。當今美國政府奉行合作與競爭并存、以合作為主的對華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國學者正面評價鄧小平外交思想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3.有助于當今中國全面看待美國政治力量，正確制定對美政策。
新世紀中國要想依靠和平發展實現“中國夢”，必須處理好與美國關系。但在當今美國，“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崛起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思維頗為流行。美國有些利益群體為避免美國衰落而極力阻撓中國崛起，有意提防中國人民對“中國夢”的追求。但我們考察上述美國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正面評價，可知美國國內這些“中國威脅論”勢力還是有限的。如前所述，美國部分學者認為，鄧小平外交思想順應世界發展新形勢，結合改革時期中國實際，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外交思想，對中國和世界具有意義，并在當今中國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中國總體發展趨勢亦是“積極的”。他們對中國前景充滿信心，向奧巴馬政府建議與中國構建建設性長期關系，鼓勵美中在主要國際問題上合作。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美國，只是部分人士渲染“中國威脅論”，還有許多正直和嚴肅學者在客觀看待鄧小平外交思想和當今中國外交政策及中國發展前景。所以，在堅持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特別是警惕美國反華反共勢力對中國奉行西化和分化戰略的同時，中國政府和人民還應從另一側面看到今后在實現“中國夢”過程中兩國“共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自然，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系”不會一帆風順，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為此，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雙方應該堅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更加有力的行動，加強雙邊、地區、全球各層面協調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
較系統考察近十年美國部分學者對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評價，可見鄧小平外交思想是中國寶貴理論財富，因而我們新世紀新階段要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更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作者：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
（來源：《紅旗文稿》2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