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論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熊華源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始終把農村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他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體系完整、內容豐富而深刻的農村改革思想，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表明，正是在包括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在內的鄧小平理論指引下，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本文擬對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及其時代意義作一歷史考察與探討。
一
中國的改革發端于農村并率先從農村取得突破。新中國成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近30年時間里，農村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但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特別是受“左”的錯誤的影響，政治上片面強調階級斗爭、接二連三地大搞政治運動，在經濟上急于求成、頻繁調整生產關系、大搞窮過渡，嚴重約束了廣大人民積極性的發揮，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清貧，到1978年仍有兩億多農民溫飽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立即開始了孜孜以求地尋找順應時代要求、能夠更快地發展包括農村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好形式。
首先，提出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認真調整農村經濟政策，擴大生產隊自主權，全面進行改革。
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視察時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學大寨要實事求是，學它的基本經驗，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學態度，但“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一年搞一次的評工記分、取消集貿市場、完全取消自留地等都不能學。要在全國“調整農業經濟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復小自由，這也是實事求是”。“林彪、‘四人幫’把我們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領導人王恩茂等匯報工作時的講話記錄。】
10月，鄧小平指出：為了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各條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而且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后狀態。”【1978年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人民日報》1978年10月12日。】這是他在全國性的會議上第一次提出改革的思想。
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鮮明地指出經濟管理體制過于集中的弊病，明確提出最迫切的任務是擴大生產隊的自主權，使“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并且強調“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會上，他進一步闡明了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我們“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152、150頁。】
根據鄧小平的這個講話精神，在總結建國以來農業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入討論并原則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文件雖然仍舊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并將包產到戶與“分田單干”等同起來，但畢竟已強調要放寬政策，允許“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報酬，實行超產獎勵”，同時還提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25條措施。【中發[1979]3號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這個《決定》，實際上啟動了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
第二，在中國農村再度出現包產到戶，并由此產生激烈爭論后，經過冷靜的思考，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的創舉。
歷史往往有令人意外的巧合。正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國農村悄然興起的包產到戶的情況擺在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面前。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包產到戶，是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發生百年不遇的旱災。這對本已十分貧窮的安徽廣大農民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小崗生產隊的許多人和往年遇到災害一樣，做好了逃荒要飯準備。12月，在生產隊正副隊長嚴俊昌、嚴宏昌的帶領下，全村18戶農民的戶主加上干部共計20人秘密聚會，立下了把生產隊土地劃分到戶、包干經營的“生死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好，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繳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行，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20位農民在契約上按下了指印。他們包產到戶的舉動，成為中國農村第一步改革的起點。
在中國，由于長期受蘇聯集體農莊模式的影響，一直認為生產組織的規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而對家庭經營采取排斥、否定、取消的態度，因此包產到戶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受到過3次批判，“不可包產到戶”早已成為全黨的主流認識。這樣，包產到戶在農村的再度出現，必然引起一場它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激烈爭論。
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時，也只有少數省委書記明確表態支持包產到戶。
對包產到戶如何定性？人們拭目以待。
鄧小平另有自己的獨立想法。他認為，對于農村改革這一新生事物，應該“允許看”、“不搞爭論”，但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讓實踐檢驗的結果來證明包產到戶的合理性。【這是1992年1月至2月間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時，就80年代初包產到戶出現的爭論所發表的意見，反映了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思想。】循著這一思路，6月下旬，他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談話，就其匯報安徽農村一些地方已經搞起包產到戶但有人激烈反對一事，發表意見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之前，萬里曾向陳云匯報過這件事情，陳云表示舉雙手贊成。7月中旬，鄧小平又親自到安徽視察，同萬里再次交流對農村改革的看法。這以后，包產到戶的做法在安徽得到逐步推廣。
春華秋實。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小崗生產隊農民當年就獲得了大豐收。23年來年年吃返銷糧，但在這一年第一次超額7倍多向國家交售了糧食。農民的糧倉滿了，國家的任務超額完成了。改革獲得成功，小崗生產隊理所當然受到人們的尊崇。包產到戶激蕩著千百萬農民的心，消息在廣泛地傳播著，全國農村紛紛仿效。
農村改革雖然沒有夭折，但爭論仍然在繼續，并且呈越來越激烈之勢。在1980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業部門工作會議上，一些人仍然認為，搞大集體是走社會主義的“陽光道”，而搞“包產到戶”卻是在走資本主義的“獨木橋”。
正當包產到戶遇到重重阻力的關鍵時刻，在中共黨內已經起主導作用并掌握有實踐檢驗初步結果的鄧小平，憑借自己的資歷、威望、膽略、能力、理論修養和遠見卓識，再度站出來發表更有分量的旗幟鮮明的講話。
1980年4月初，鄧小平同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主管農村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等人談話，明確指出：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貴州、云南、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要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這些地區要靠政策，整個農業近幾年也要靠政策。政策為農民歡迎了，即使沒有多少錢搞農業投資，只要群眾的積極性發揮了，各種形式的經濟、副業發展了，農業增產的潛力大得很，發展余地大得很。【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研究國民經濟長期規劃問題時的談話記錄。】
5月底，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進一步強調了包產到戶的積極作用，并且從理論上論證了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駁斥了“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干、是資本主義”的“左”的思想。他指出：包產到戶的主體是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包產到戶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更重要的是，包產到戶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實踐證明，它是目前農村適宜的生產組織形式。因此，他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包產到戶的形式也會發展變化，但“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316頁。】
這里，鄧小平是用生產力標準來判斷包產到戶的，從而把包產到戶看作是一種在集體經濟處于低水平的條件下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生產組織形式，這就從根本上確立了一種分析問題、判斷是非的新角度和新標準，有力地論證了包產到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鄧小平以上對包產到戶給予堅定不移支持的權威性講話，徹底撥開了阻礙農村改革的重重迷霧，對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觀念，清除一些人的恐懼心理，推動包產到戶的穩固和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鄧小平、陳云等中共高級領導人的有力支持和關愛下，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代表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來。“雙包”責任制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的發展又反過來加速了“雙包”責任制的推行。到1981年6月，全國實行農戶家庭承包的生產隊已占生產隊總數的86.7％。
由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過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已不相適應。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開始進行政社分開的試驗。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按照憲法的規定，在農村建立鄉政府，有領導、有步驟地將政社分開，并逐步建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到1984年底，各地政社分設的改革工作全部完成。
至此，中國農村實現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具實質意義的一次重大變革。
鄧小平為什么能夠在中國農村歷史進程的關鍵時刻站出來為“包產到戶”說話？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對中國國情有深透的認識和了解，高度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第二，對農村改革的實質、根本目的有深透的認識，高度重視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尊重并堅決支持農民的首創精神。
1982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以后，“包產到戶”迅速在全國展開，到1984年全國廣大農村569萬個生產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落實聯產承包的農戶達18397.9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6％。
實行農業家庭聯產承包制以來，中國農業經濟發展之快是空前的。從1978年到1984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在減少1.5億畝的情況下，糧食總產卻由3047.5億公斤猛增到4047億公斤，畝產提高了40％；棉花總產量在1978年僅有4898萬擔，而1984年猛增到12516萬擔，增長了2.05倍，畝產提高了100％；農業總產值1978年為1253億元，到1984年驟然達到3214億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增長了69％。新中國建立近30年未能解決的溫飽問題，在實行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得到基本解決。這樣，為中國人民由“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
鄧小平不僅確立了中國農村改革在整個改革中的先導地位，而且時刻關注著農村改革實踐、不斷地通過對改革實踐的科學總結，使他的農村改革思想得到全面發展和升華，進一步形成了中國農村改革“要有兩個飛躍”的戰略構想，并構成了一個具有突出特點的認識領域，成為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作為一位務實的政治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
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的全面發展，主要表現在：
第一，提出家庭聯產承包為核心內容的責任制“要長期堅持不變”的思想，強調要“實現共同富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歷艱辛探索后找到的一條符合國情的領導億萬農民致富的道路。對此，鄧小平多次強調：“改變現在的政策，國家要受損失，人民要受損失，人民不會贊成，首先是八億農民不會贊成。農村政策一變，他們的生活水平馬上就會降低。”“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84、371頁。】
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5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調動人民積極性、增強經濟活力的改革措施，鼓勵城鄉有條件的地區先行發展，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中國人民整體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全社會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推進。但是，由于不同地區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不同等原因，因此很難達到同時同步富裕。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作為一個尖銳問題被提了出來。
那么，怎樣才能達到共同富裕呢？鄧小平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他強調：“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6頁。】
根據鄧小平的以上思想，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已經把縮小城鄉、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來抓。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戰略性轉變，中國城鄉、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差距將會逐步縮小。
第二，提出糧食發展的戰略目標，并強調要重視發展多種經營。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擺在鄧小平面前的嚴酷現實是：中國人多地少，而且人口每年還在以1000多萬的速度增加，糧食需求量在不斷增多。鄧小平提出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是“首先要增產糧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頁。】。他指出：粗略估計一下，到20世紀末“以十二億人口每人八百斤計算，糧食年產量要達到九千六百億斤。”“要避免過幾年又出現大量進口糧食的局面，如果那樣，將會影響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9頁。】
同時，鄧小平還指出：“農業翻番不能只靠糧食，主要靠多種經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最直接的措施有兩條：一是飼養業，二是林果業。大中城市郊區要大力發展牛、羊、雞、魚飼養業，國家給予幫助。要供給優良種，供給飼料。全國都要注意搞飼料加工，要搞幾百個現代化的飼料工廠。”【《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在鄧小平提出的糧食發展戰略目標的指導下，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糧食產量已連續多年超過9600億斤，有的年份甚至達到10000億斤，實現了供求基本平衡、豐年略有節余的轉變。
第三，提出“科教興農”的戰略，強調農業的發展最終“是科學解決問題”。
鑒于中國國情以及當今世界經濟、科技一體化發展的大趨勢，大力倡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鄧小平，同時也極其重視把這一重要思想貫穿到農村經濟發展中，明確提出了“科教興農”的戰略。
鄧小平強調：中國“農業現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2頁。】“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頁。】“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為此，他親自過問和推動了“星火”、“燎原”等重大農業科技項目的決策、計劃的制訂和實施。他還強調：要正確處理科技與教育的關系，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充分調動農業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堅持用科學技術武裝農業，提高農民的素質。
鄧小平這些重要思想，揭示了現代農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趨勢，也為推動農業上新臺階指明了方向。
第四，提出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強調它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必由之路”。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也是中國農村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第二次重大變革。
農村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是鄧小平始料未及的。按照他原來的設想，農村發展道路是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專業隊，然后以集體經濟和集體組織形式進一步發展。雖然如此，鄧小平對鄉鎮企業卻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熱情支持。他稱贊：這是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鄉鎮企業是“異軍突起”。【《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8頁。】
鄧小平及時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發展的經驗，認為發展鄉鎮企業是大量吸納已經成為一個嚴峻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快速實現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4頁。】他指出：“長期以來，我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每人平均只有一兩畝土地，多數人連溫飽都談不上。”“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這個問題就能解決。鄉鎮企業容納了百分之五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1、252頁。】“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8頁。】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指出：“農副產品的增加，農村市場的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又強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從根本上為中國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提供了保證。70年代末、80年代初，鄉鎮企業第一次“異軍突起”，形成勢不可擋的農村經濟發展熱潮，使農村發生根本性變革，加速了農村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機械化的進程。從1992年開始的第二次“異軍突起”，則以“外向型”和高科技為標志，使許多省市的鄉鎮企業出現了上水平、上規模、上質量的大好局面。如今，中國鄉鎮企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農業現代化的重要促進力量、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和出口創匯的生力軍。到1998年，中國農村社會增加值的60.8％、國內生產總值的27.9％、農民收入的31.8％、工業增加值的46.3％、出口創匯的34.8％都來自鄉鎮企業。鄉鎮企業還吸收了1.3億左右勞動力。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五，提出“兩個飛躍”的戰略構想，強調實現第二個飛躍是一個很大的前進，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1992年7月，他再次強調：農村現在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條件下農村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還是必要的。如果老是僅僅靠雙手勞動，僅僅是一家一戶地耕作，將來也不向集體化發展，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但一定不要勉強，不要“一窩蜂”。從長遠來說，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1992年7月23日、24日，鄧小平對中共十四大報告稿的修改意見的談話記錄。】
鄧小平的這個戰略構想，充分肯定了已有的農村改革成果，明確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的“低水平集體化”的性質，提出了“要長期堅持不變”的策略思想；同時又充分肯定了農村改革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把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加速農業集約化進程提到了農業第二次飛躍的高度看待，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且強調實現第二個飛躍是一個很大的前進，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這些年來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業生產發展的實踐表明，鄧小平提出的“兩個飛躍”的戰略構想，不僅從根本上指明了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方向，而且對于指導農村當前的改革和發展，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接受了鄧小平從低水平集體化向高水平集體化發展的思想。1990年6月，江澤民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的精神：我國農村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個大進步；生產發展了，農村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經濟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經濟，這將又是一個大進步。”“小平同志從根本上把農村改革總的思路講清楚了，指明了我們前進的方向。”【《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97頁。】
90年代后期“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思路，是廣大農民根據鄧小平關于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思想在實踐中的又一創舉，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后，中國農村的又一次重大變革。
三
鄧小平的農村改革思想，系統地闡述了推進中國農村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措施，揭示了農村成功的基本經驗，具有很強的現實的和長遠的指導意義。
在鄧小平農村改革思想的指導下，農村改革的各項措施出臺后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中國農業的“第一個飛躍”——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以來中國農村最具實質意義的一次重大變革。這一變革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經營方式，調整了農村生產關系，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了農民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權利，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形式并存的農村所有制結構基本形成，從根本上重塑了農村經濟的微觀組織結構，因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釋放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潛力，整個農村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在國家政策和市場需求引導下，農業生產連續數年高速度增長，到80年代中期基本上解決了長期未能解決的溫飽問題。以糧食為例，改革開放前，1975-1978年平均糧食總產為2.89億噸，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后，1979-1983年平均糧食總產為3.44億噸，1984-1989年平均糧食總產為3.97億噸，1990-1996年平均糧食總產為4.33億噸，1997-2000年平均糧食總產為4.9億噸以上。從1975年到2000年的26年間，中國糧食生產呈現出階段性穩步發展的特點。在糧食生產穩步發展的同時，棉花、油料、糖料、水產品、畜產品、水果等農產品產量也從1978年的216.7萬噸、521.8萬噸、2382萬噸、466萬噸、856.3萬噸和657萬噸，分別增加到1998年的450.1萬噸、2313.9萬噸、9790.4萬噸、3906.5萬噸、4598.2萬噸和5452.9萬噸【以上數字見1999年《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分別增加了1.08倍、3.43倍、3.11倍、7.38倍、4.37倍和7.30倍，滿足和基本上滿足了中國人民由溫飽型生活向小康型生活邁進的需要，有力地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不僅如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已經遠遠超出了農業和農村的范疇，它為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為加快整個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超前突破和示范的作用，對加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始料未及的促進作用，堪稱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對此，鄧小平高度評價農村改革的成就，指出：“農村改革見效非常快，非常顯著。”“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8-239頁。】
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核心內容的“第一個飛躍”已經實現，并為實現“第二個飛躍”創造了有利條件。這里，我們還必須看到，鄧小平所講的第二個飛躍雖然是在第一個飛躍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絕不是簡單地恢復過去已經廢除的公有制形式。
不可否認，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即中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的全面小康問題，至今仍然是中國領導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途中所面臨的最為棘手、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但是，只要始終堅持從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出發，認真遵循鄧小平提出的中國農村改革的思想及其“兩個飛躍”戰略構想所指出的方向，繼續拓寬視野，大膽改革創新，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和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戰略，大力推進鄉鎮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更快、更有效地實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積極推動城市化進程，那么，中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的全面小康就一定會得到圓滿實現。
（來源：《黨的文獻》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