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時代邏輯和思想邏輯及其辯證關系
論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時代邏輯和思想邏輯及其辯證關系
左亞文 覃采萍
摘要：對于社會歷史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一般發展規律上，而要具體考察每一個歷史時代所展開的特殊的“時代邏輯”，透析支配著這一特殊歷史時代的“特殊的原則”。鄧小平理論形成于一個歷史變革的時代，它的創立者以超邁前人的理論勇氣和理性自覺，在應對時代挑戰和危機的過程中，深刻和敏銳地把握了隱含于時代問題和矛盾沖突中的歷史的必然邏輯，將其升華為自覺的理論化的思想邏輯，然后用以啟迪和發動廣大群眾，從而轉化為群眾的歷史實踐。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不僅集中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邏輯如何通過一定的內在機制和矛盾發展道路轉化為自覺的思想邏輯并使二者達到辯證統一的過程，而且表明了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鄧小平理論在這辯證統一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中介和先導的作用。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時代邏輯；思想邏輯；歷史主體
中圖分類號：A8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477（2007）07-0005-04
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理論創造。歷史選擇了鄧小平，也造就了鄧小平理論。但是，鄧小平理論既不是我們時代自發的產物，也不是思想家個人的主觀構想，而是時代發展的“邏輯”與思想家的個人思想發展“邏輯”通過相互碰撞、相互激蕩、相互揚棄最后達到相互融合和相互轉化的結果。深入探討鄧小平理論形成過程中的時代邏輯和思想邏輯及其辯證互動的關系，對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鄧小平理論形成的邏輯規律，把握理論發展的一般邏輯，都是深有啟迪意義的。
一
所謂時代邏輯，是指一個歷史時代的本質發展規律，它蘊含在復雜的歷史事變之中，深藏于紛繁的歷史表象之后。歷史不是歷史事件的偶然堆積，也不是某些歷史人物的主觀創造，在看似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后面，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邏輯在起作用。當然，這種歷史的時代的“邏輯”，不像數學公式那樣精確，也不像化學反應那樣機械，它要通過許多中間環節和曲折過程表現出來，這正是歷史邏輯的邏輯表現。因此，當我們談到時代邏輯的時候，不應該把它單純地理解為一種思維的“外在形式”，“邏各斯，即存在著的東西的理性”[1]（p91），即是說，它是關于“事物的本質”、“事物運動的規律”的思考。我們應當從這樣的哲學高度上反思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時代的內在邏輯。
鄧小平理論形成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當鄧小平歷經“三落三起”的磨難，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再一次登上政治舞臺的時候，我國所面臨的主要時代矛盾是，在經濟上，必須廢止“以階段斗爭為綱”的路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政治上，必須撥亂反正，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在理論上，必須以批判“兩個凡是”為突破口，以解放思想為武器，把人們的思想觀念從“左”的枷鎖中解脫出來，重新恢復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對于每一個有正常理智和良知的人來說，結束當時無休止的批斗和動亂局面，擺正被扭曲了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把經濟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來，已成為一個共同的心聲。然而，當時人們的心態是復雜的。一方面，個人崇拜以及“左”的教條主義仍然占據著人們的頭腦，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那套極“左”的做法及其在實踐中的破壞作用又引起了人們的厭煩、困惑和懷疑。很多人逐漸從個人迷信的狂熱中清醒過來，開始反求諸己，用自己的悟性、理性去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人心思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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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左亞文（1956—），男，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理論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覃采萍（1973—），女，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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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成為當時的時代發展的必然邏輯。
人心不過是社會心理的表征，而社會心理歸根結底不過是社會生產實踐狀況的反映。物質生產的邏輯才是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邏輯，才是支配社會表層變動的最深刻最根本的邏輯力量。但是，真正歷史的理性的分析不能止于抽象原理的演繹上。實際上，即使是晚年的毛澤東，他也從來沒有否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在他看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狠抓“以階級斗爭為綱”，正是為了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即便是林彪和“四人幫”，其所作所為也是在十分動聽的馬列主義的詞句下進行的。這就說明，套用“原理”，僅僅用生產的邏輯、經濟的邏輯這個普遍適用的原理去具體分析鄧小平理論形成的那個時代的時代邏輯，還是遠遠不夠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們必須通過深入具體的研究，把握那個時代的“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發現，每一個歷史時代，都有一個“基本原則”在支配著這個時代。這個原則成為這個時代的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的根本導向，也成為這個時代的人們的最基本的價值準則和信仰支撐。黑格爾曾經指出：“每一個階段都和任何其他階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在歷史當中，這種原則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種特別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體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2]（p104）黑格爾認為，這個特殊的原則統御著這個國家的一切方面，包括國家的宗教、國家的制度、國家的倫理、國家的立法、國家的風俗、甚至國家的科學、藝術和機械技術等，都無不打上這個原則的標記。“這些特殊的特質要從那個共同的特質——即一個民族特殊的原則來了解，就像反過來要從歷史上記載的事實細節來找出那種特殊性共同的東西一樣。”[2]（p104-105）盡管黑格爾是站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論述這個問題的，而且他本人也犯了以抽象思辨取代對“特殊的原則”的具體研究的泛邏輯主義的錯誤，但是，他卻正確地指出了進行歷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在進行歷史研究的時候，盡管我們有唯物史觀作指導，但是，如果把它當作解釋一切的普遍適用的“套語”和“標簽”的話，那么，它就什么也解釋不了。所以，當我們研究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時代邏輯的時候，我們必須深入揭示蘊含在這一時代之中并推動其發展的“特殊的原則”，而不是簡單復述教科書上的基本原理。
那么，是什么樣的“特殊邏輯”或“特殊的原則”在支配著當時的時代呢？這一“特殊邏輯”或“特殊的原則”又遵循怎樣的內在邏輯而發生變化呢？從表面上看，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錯誤理論及其“左”的錯誤思想路線在驅使人們不間斷地進行無情的政治斗爭，直至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整所謂黨內的“走資派”。其實，究其深層根源，是當時的時代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所形成的“特殊的原則”在支配著人們的頭腦及其一切行為。這個“特殊的原則”是本本上早已規定好了的，我們后人只要忠實地按照這個神圣的規定去做，就能達到理想的境界。在這里，原則成了研究的出發點，而不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被應用于人類歷史，而不是從人類歷史中抽象出來；人類社會必須適應這些原則，而不是原則去適用人類社會。當這些思想上的“先驗原則”可以凌駕于一切世俗生活之上而不受它的約束時，當我們可以從這些理想的原則出發去任意設計、構建歷史時，粗糙的物質生產實踐當然就無需我們為之付出艱辛的勞作了，從此之后，思想的原則將為我們打開一切幸福的源泉，我們只要在自己喜愛的理想空間和政治舞臺上縱橫馳騁就行了。于是，種種背離現實的計劃和方案被推向歷史實踐的前臺，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被人為地制造出來，這就是當時特殊的歷史情景中所形成的特殊的歷史邏輯。把這一悖理的歷史邏輯看成是純粹的歷史謬誤是淺薄的，它是歷史發展曲折性的必然的和合理的表現。但是，歷史在經歷了蜿蜒曲折的過程之后，必然要回歸正軌，還原到歷史的正常邏輯。所謂歷史的正常邏輯，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指明的一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3]（p776）如果歷史徑直地沿著這一正常邏輯走，反倒顯得不合邏輯。歷史只有在經歷了無數特殊的發展階段之后，在經過了一系列間接的邏輯推理之后，才能逐漸趨向它的普遍的正常邏輯。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當鄧小平再次走上政治舞臺的時候，當時支配人們的時代的“特殊的原則”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如何在反思和批判舊的原則的基礎上，確立起新的時代的原則，成為當時的時代發展邏輯的轉折點、關節點。僅僅停留在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是不夠的；不經過揚棄舊的原則而創立新的原則這一中間1環節而直接回歸歷史的本來邏輯，也是不可能的。撇開歷史的層層表象，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深層的邏輯原則，從解放思想著手，變革舊的原則，創立新的原則，才是切合時代發展邏輯的最根本的邏輯。
二
所謂思想邏輯，是指人的思想發展的一般行程。人們思想的發展不是主觀自生的，而是時代發展的客觀邏輯在人們頭腦里的邏輯反映。支配一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的原則”或“特殊的邏輯”作為客觀化的思想原則，它和人們的主觀思想邏輯在本質上是相互統一的。當一種外在的或先驗的原則在統治著這個時代時，它同時也就表明這個時代的人們其自覺的理性意識尚處于樸素的未分化狀態。自我意識的發展是一個主體不斷地從外在的客體中分化和提升出來的過程，是主體通過揚棄異己的對象而達到認識自我并獲得獨立自主意識的過程。當人們的思想還沒達到這種自覺和自主的程度時，它就必然要受外在的異己力量的控制。在人的身上，人的自覺的理性通過外在的異己對象而曲折地表現出來，這是人的理性被物化和被異化的集中體現。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起支配作用的“特殊的原則”或“特殊邏輯”就是這種外在的異己對象得以產生的最終根源。但尋根究底，這種與人相疏離的“特殊的原則”或“特殊邏輯”又是那個時代的人的理性發展水平的產物，二者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曾以西方的先進理論為武器，掀起過以科學、民主為主題的較大規模的思想啟蒙運動，但由于國家經濟的落后、民主力量的弱小和封建專制積習的深厚，即使西方最為先進的思想到了中國也被異化和變質，因此，在徹底掃蕩了封建的東西之后，它又頑強地附著在其他的東西身上，以新的改裝的形式表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無疑是人類最先進的思想理論，但是，它來到中國的土地上之后，就被改裝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先驗原則”和“絕對律令”。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不僅本本上的詞句被神圣化為絕對真理，而且“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本身也被賦予神秘的意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一個無需反思也不能反思的先天前提。這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特殊的原則”在特殊條件下的一種極端表現。
一個時代的舊的原則的消亡和新的原則的產生，必待“非常時期出非常之人以成非常之業”。鄧小平就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成就非常之業的非常之人。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非常時期之后，多數的中國人已開始從絕對的個人迷信中走出來，但是，對本本的迷信特別對社會主義本身的教條式理解在人們中的影響卻根深蒂固。鄧小平不是先知，但卻是先覺者。早在1962年，鄧小平在談到包產到戶時就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他還借用民間諺語提出了有名的“貓論”：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4]（p323）“貓論”實際上是對生產力標準的通俗說明，是判斷是非的最實際和最唯物的標準。當時，贊成包產到戶的不止鄧小平一人，但是只有他才顯露出了這種不受一切外在教條羈絆的思維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處在這場批斗運動的中心，而且幾起幾落，受盡磨難，對于“文化革命”這場人間浩劫發生的根源、教訓以及應如何避免同樣的悲劇再度重演等深層問題進行了冷靜的思考和深刻的反思。逆境和苦難摧殘人的身體，但卻增益和錘煉人的睿智，對于一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來說更是如此。正是在“文化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的日子里，在江西的勞動改造的“退隱”過程中，新的思想萌芽開始在他的頭腦中逐漸孕育形成。如果舊的原則沒有遭受來自實踐方面的挑戰并由此造成嚴重的危機，這種新的思想萌芽就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了，也不能繼續成長。鄧小平新的思想萌芽的強勁生命力就在于順應了時代發展的內在邏輯，自覺地反映了蘊藏于時代邏輯之中的自發的和本能的躁動，是對癥下藥應對時代挑戰和解除危機的救世良方。在當時的情勢下，特別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人們要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恢復生產和生活秩序，實行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直至破除“兩個凡是”，開展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舊的思想邏輯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開始動搖起來。但是，它的深層內核還沒有受到觸動。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以超邁前人的理論勇氣和穿透歷史迷霧的犀利眼光，緊緊地把握住了那被歷史表象所扭曲但終究以鐵的必然性存在的時代邏輯，并自覺地把它上升到思想的邏輯。這集中表現在他不僅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破除個人迷信，大力解放思想，恢復和發展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表現在高度敏銳地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新的“思想原則”，即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展開全面的反思和再認識，并在這種反思和再認識的基礎上尋求解答問題的正確途徑。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當大多數人還處在“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中的時候，鄧小平就清醒地提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并指出國際共產主義所遭受的挫折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經歷的種種曲折過程，歸根到底就在于對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不斷地提出和研究這個問題。在當代中國，能深入到社會的本質關系之中，捕捉和提煉出這一最根本、最集中、最巨大、最嚴峻的時代問題，已大大超出了常人的眼界，而鄧小平的過人之處還在于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原則。他指出，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放思想，解除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5]（p312）把解放思想應用到“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最核心的問題上，對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性問題進行重新考量，這是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解放思想的實質所在。如果說我們過去所犯的種種錯誤根子就在于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無可置疑的先驗原則來裁判實踐的話，那么現在一切要重新校正過來：不是本本上的先驗原則檢驗實踐，而是實踐檢驗本本上的原則。這是發生在思想領域里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標志著客觀的時代邏輯在經歷史了艱難曲折的行程之后，終于通過鄧小平理論在時代的思想邏輯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三
所謂時代邏輯和思想邏輯的辯證關系，是指客觀的時代邏輯通過一定的內在機制和矛盾發展道路在歷史主體的思想邏輯中日益正確地表現出來的一種本質聯系。歷史規律即時代邏輯的展開與自然規律不同，它不僅隱藏于紛繁的現象形態之中，而且通過人的意志活動實現出來。人作為社會的存在物，總是受其所處的歷史時代的那種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原則”的支配，在這種“思想原則”的邏輯范圍內開展自己的活動。客觀的時代邏輯并非現成地存在于那里的，而是蘊含于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活動之中，通過那支配人們的思想邏輯曲折而又合乎邏輯地加以展開。
但是，一定歷史階段的時代邏輯和思想邏輯總是在矛盾中趨于統一的。正如黑格爾所反復強調的，一個時代的“精神原則”或“精神本質”決不能僅僅看成是主觀的，而應從必然性的角度把它看成是客觀的和本質性的。黑格爾的這一思想有其深刻之處，但他忽略了人們對它的認識和把握有一個復雜的日益趨近的過程。就這種認識來說，它既是對時代邏輯的必然性的認識，也是歷史主體反求諸己和訴諸理性的一種自我認識。歷史的現實運動和主體自我的理性認識二者之間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為歷史運動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理性認識的主體的歷史活動的展開；但是，二者之間又始終存在著差異和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主體的自我意識落后于歷史的發展，只有那些身處時代的劇烈矛盾之中，歷盡痛苦磨難而不悔，眼光犀利，思想高遠，意志堅毅，才智卓越的偉大歷史人物，才能摸準歷史的脈搏，預見未來的發展，提出新的任務，充當變革的先導。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偉大歷史人物在時代的客觀邏輯和思想邏輯之間起著一種中介的作用。社會歷史的運動既是自發的又是自覺的，自覺性源于自發性，又引導著自發性不斷地實現著向自覺性的轉化，從而自覺地順應歷史自發的規律性而促進它的發展。偉大的歷史人物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預見性，使其在這種由自發向自覺轉化的歷史演進中發揮著引領和先導的中介作用。
一般來說，一定歷史階段自發的時代邏輯向自覺的思想邏輯的轉化都要經歷這樣的歷史行程：首先，歷史的客觀邏輯在其展開的過程中表現為程度不同的時代矛盾或時代問題，當變革的時代來臨時，這種時代矛盾或時代問題就變得異常尖銳起來。于是，舊的傳統面臨巨大和嚴峻的挑戰，歷史邏輯的展開表現為變革創新與僵化守舊的劇烈沖突。這時，偉大的歷史人物在必然和偶然、客觀和主觀的因緣際會中出場，對時代的矛盾沖突和挑戰作出自覺的回應，提出社會變革的歷史任務，并鼓舞和發動群眾，將之變為群眾性的實踐活動。在此基礎上面，偉大的歷史人物凝煉出新的思想理論體系，用以啟發和教育廣大民眾，使他們由自在的歷史主體逐漸轉化為自為的歷史主體。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客觀的時代邏輯與歷史主體的自覺的思想邏輯日益趨于統一：思想邏輯轉化為支配歷史發展的必然的時代邏輯，而時代的必然邏輯在歷史主體的思想邏輯中得以顯現和實行。
對于一個歷史時代來說，總有一個“思想原則”或“精神原則”在主導這個時代的發展，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它的存在。這個“思想原則”或“精神原則”就是歷史規律和主體自覺亦即時代邏輯和思想邏輯互滲交融和有機結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這一“思想原則”或“精神原則”的內部才是充滿矛盾的，因而是活生生的和不斷變動的。
那么，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原則”或“精神原則”是什么呢？這就是鄧小平所反復強調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貫穿于整個改革和建設過程中的核心主題。它既是改革和建設的核心主題，也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主題。這一核心主題的提出，正是鄧小平作為偉大歷史人物在時代的挑戰和應戰的過程中，在時代邏輯向思想邏輯轉化和統一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歷史中介和社會先導的作用。在這里，歷史的辯證是客觀的、生動的和豐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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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列寧.哲學筆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
[3][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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