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觀

——解讀鄧小平理論

何云峰

【摘要】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鄧小平理論的地位迄今尚未被充分認識。鄧小平理論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觀。鄧小平理論實現了從結構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向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根本轉變，從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向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根本轉變。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功能主義；現實主義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527（2007）05-0019-04

【作者簡介】何云峰（1972— ），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中國馬克思主義。

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鄧小平理論的地位迄今尚未被充分認識。鄧小平理論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觀。剖析這種新的社會主義觀，對于充分認識鄧小平理論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是歷史賦予鄧小平理論的重任

社會主義自創立之后，經歷了復雜曲折的命運。一方面，社會主義思想廣為傳播，成為世界范圍內最有影響力的思潮之一，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它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備享尊榮。另一方面，在傳播、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義也在不斷被曲解，被歪曲，尤其是在一些根本的思想、觀點上，被搞得混亂不堪，幾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本義，極大地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和形象，也給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損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試圖開辟一條“一大二公三純”的最完美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由此而引發了對于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蘇東劇變，說到底就是因為僵化的社會主義版本讓人民失去了對于社會主義的信心，從而最終斷送了一度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

作為誕生于改革開放時代的意識形態，鄧小平理論肩負著歷史賦予的重任，這就是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認識”包括兩層涵義，一是“返本”，而是“開新”。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拋棄那些對于社會主義的錯誤和教條式的理解，剔除附加在社會主義名下的錯誤理論觀點，恢復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這是“返本”。在新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在深刻總結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賦予社會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開創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觀，這是“開新”。鄧小平理論成功地把“返本”與“開新”相結合，在“返本”的基礎上“開新”，使社會主義在中國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使社會主義重新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首要任務是“返本”。鄧小平理論的“返本”主要是重新回歸社會主義物質基礎論。

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已經形成的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抽去了這個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就不成其為科學社會主義，而淪為空想社會主義。而在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由于缺乏理解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現實經濟條件，人們往往忽視了社會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歷史繼承性，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解為一種簡單的對立關系，以至于撇開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物質基礎，把社會主義誤讀為一種簡單化的道德訴求（如消滅剝削、消除壓迫），誤讀為農業社會主義或者平均主義的社會訴求，誤以為只要政治力量對比許可，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同樣可以“興無滅資”。“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就是這種思想的現實反映。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

鄧小平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對于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物質基礎有了充分的認識。他深刻指出：“社會主義不發展經濟，還叫什么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不只是名詞好聽，而是生產力發展速度要超過資本主義。”[1]（p876）鄧小平坦率地承認：“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2]（p225）鄧小平認識到，如果不能夠充分吸收利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成果，實現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社會主義就缺乏物質基礎，難以真正立足。正如他尖銳指出的：“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3]（p191）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在與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會談時意味深長地告誡對方根據自身條件最好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他說：“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2]（p261）作為一個終生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的老革命家、老共產黨員，鄧小平何嘗不想看到社會主義陣營中增加新成員，但鄧小平又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他清醒地意識到，在物質基礎不具備的情況下貿然搞社會主義，只會把社會主義搞糟，敗壞社會主義的形象和聲譽。事實上，早在1980年4月21日，鄧小平就已經明確指出：“要研究一下，為什么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3]（p313）

過去我們忽視了社會主義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作支撐，長期固守“以階級斗爭為綱”，批判“唯生產力論”，結果“吃了大虧”。鄧小平對此深有感觸，他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2]（p255）。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進一步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提到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不難注意到，在鄧小平的這些論斷中，生產力總是與“本質”、“根本”、“基本”、“主要”等字眼聯系在一起的，這充分表明，鄧小平是在刻意強調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可見，在唯物史觀這個根本層面上，鄧小平重新悟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真諦。

基于對社會主義物質基礎論的深刻認識，鄧小平擯棄了以往那種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截然對立的思維方式，大膽提出了利用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的改革開放總體思路。他明確指出：“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2]（p44），改革開放就是要“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2]（p149）。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2]（p373）

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最終要體現于“開新”。鄧小平理論的“開新”分為兩個層面。就具體內容的層面而言，鄧小平理論全面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完整理論體系，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除此以外，鄧小平理論的“開新”實際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層面，即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這個層面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因而需要在這里重點加以闡述。鄧小平理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開新”，主要表現為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觀——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

二、鄧小平理論開創了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

傳統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結構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結構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傾向于把結構看作是第一位的、至上的、神圣的，功能則是第二位的、派生的、與生俱來的，相信只要有了一種理想的結構，就自然會具有理想的功能。這種社會主義觀盲目地崇拜結構，拘泥于結構，而不是著眼于社會主義的功能，是一種典型的本末倒置的社會主義觀，最終必然會走向空想社會主義。

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則認為，功能始終是第一位的，結構是第二位的。結構只有在具有社會主義的功能時，才是社會主義的結構；否則，它就不是社會主義的結構。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設想了未來社會的結構，但他們從未把他們設想的結構神圣化，從未將其看作是最終答案，他們之所以設想這樣的結構，完全是因為他們預期這種結構具有促進生產力發展，最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功能，至于這種結構究竟是否可行，最終還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最終肯定一種結構的前提必須是它在實踐中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所預期的功能。如果推行這種結構的結果是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未能產生出應有的功能，那就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歷史的倒退。同樣，通過行政力量強行消滅一種對生產力還有促進作用的結構，也只能是倒退而非進步。

所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觀本來就應當是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遺憾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盛行的卻是結構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斯大林主義就是這種社會主義觀的典型形態，它影響深遠，危害甚廣。在中國，包產到戶幾起幾落，命途多舛，說到底也是因為中央一些領導人執著于蘇聯模式的制度結構，認為包產到戶會動搖公有制的地位，對于包產到戶對于生產力的巨大促進功能，他們卻視而不見。在極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為了維護一種僵化的“一大二公”結構，甚至可以把社會主義的功能置之不顧，以致出現了諸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荒唐論調。顯然，按照這樣的思維方式來捍衛社會主義，無異于葬送社會主義。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垮臺的教訓表明，長期奉行結構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遲早會被人民所拋棄。

汲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提出了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其形象表述就是著名的“貓論”。在鄧小平看來，不管是采取哪一種結構，不管是“白貓”還是“黑貓”，關鍵是要具備“抓住老鼠”的功能。衡量一種結構是不是好的結構，標準只能是看它的功能如何：只要有“抓住老鼠”的功能，這種結構就是值得肯定和大力提倡的，就是“好貓”；反之，如果不具備“抓住老鼠”的功能，就是應當否定和堅決舍棄的，就是“壞貓”，不管這種結構（“貓”）的外表有多么漂亮好看。從最初的實踐標準，到“生產力標準”，再到后來的“三個有利于”標準，鄧小平關注的始終是社會主義的功能。在他看來，“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2]（p225），“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3]（p312）能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能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終是鄧小平判斷一種結構合理與否的最高標尺。

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規范表述則是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于鄧小平的這個論斷，有不少人實際上是存有很大疑問的。因為他們發現，鄧小平在這個論斷中，只字未提公有制，只字未提按勞分配。難道這些東西竟可以不要嗎？回顧鄧小平以往的多次談話就不難看出，鄧小平是始終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的，沒有絲毫跡象表明，鄧小平改變了這一看法。其實，鄧小平在論及社會主義的本質時未把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包括進去，并非是他認為這些東西不重要，而是鄧小平的功能主義社會主義觀使然。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說到底就是社會主義功能論。在鄧小平看來，功能是穩定不變的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內容，結構則是從屬于功能的變動不居的內容。因此，談社會主義的本質，只能談它的功能，而不能談它的結構。社會主義的功能是不能改變的，改變了功能就改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但社會主義的結構必須是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而不斷變化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是一個包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的經典命題，它既鮮明地指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比較所具有的優越功能（“優越性”），又有意識地為社會主義實現結構的不斷革新和完善預留了足夠的空間。

正是循著功能主義社會主義觀的思路，鄧小平堅決反對那種在改革開放中凡事都要先問一問姓“社”姓“資”的僵化思潮。他為改革開放設置的底線是不能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其真正含義就是不能改變社會主義的功能。至于為了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功能而改變傳統的社會主義結構，倒不如說是改革開放的題中應有之義。針對多年來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爭論，鄧小平明確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針對一些人對于特區的責難，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特區的建設成就表明，特區姓“社”不姓“資”。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鄧小平毫不客氣地說，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他鼓勵人們打破恐資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只要是具備“三個有利于”的功能，就不要怕。對于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包括證券、股市這些人們曾經諱莫如深的東西，鄧小平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學習借鑒的愿望，體現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大胸懷、大氣魄。

三、鄧小平理論開創了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

傳統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傾向于認為社會主義是可以憑借一些天才人物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人為設計出來的。它實質上是一種建構理性主義，無限夸大人類理性的能力，樂觀地相信人類的理性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最終建成一個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

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則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靠一些人的非凡智慧預先設計出來的，而是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然“生長”出來的，是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來的。它實質上是一種進化理性主義，認為人類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不相信憑借人類的理性就能夠建立一個人間天堂。

長期以來，幾乎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觀都是理想主義的，都樂觀地相信，只要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就能夠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向著更高階段——美好的共產主義邁進。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后都是徹底消滅傳統的社會制度，為社會主義騰出“空地”，然后依照一種既定的社會主義圖紙進行“按圖施工”，以為這樣就可以畫出最新最美的畫卷，使人民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當實踐的結果與初衷相悖時，他們不是反思自己的社會主義觀，反而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得不夠徹底，資本主義消滅得不干凈，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還不夠高，因而提出要繼續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在人民群眾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這樣做的結果是越搞越糟，徹底走向了愿望的反面。

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鄧小平逐步形成了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其形象表述是著名的“摸論”。既然是“摸”，就說明過河的路具體怎么走，社會主義具體怎么搞，誰也無法說清楚。鄧小平在這里表現出對于人類理性能力有限性的清醒認識。“摸”，就是摸索，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既需要大膽嘗試，又需要謹慎行事，走一步，看一步，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就要善于總結經驗、糾正失誤。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摸著石頭過河”意味著通過“撞擊反射”不斷調整自己的路向，根據實際情況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表現了一種腳踏實地的求實精神。[4]（p149）

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就必然要求“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關鍵是要善于總結經驗，哪一步走得不妥當，要趕快改。”[2]（p113）“我們確定的原則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所謂膽子要大，就是堅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穩，就是發現問題趕快改。”[2]（p118）鄧小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思想表露出漸進謹慎的實踐理性，是其現實主義社會主義觀的集中體現。

從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出發，鄧小平反對夸大個人的理性能力。他明確指出：“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么回事，我就從來沒那么認為。”[2]（p372）雖然被譽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但鄧小平本人保持了頭腦的清醒，始終反對夸大他個人的作用。比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把它稱作中國農民的發明，而他自己不過是做了一些總結、提高和推廣的工作。1992年7月他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報告中講我的功績，一定要放在集體領導范圍內。可以體現以我為主體，但絕不是一個人腦筋就可以鉆出什么新東西來。……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1]（p1350）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善于總結群眾創造的經驗，是鄧小平最為寶貴的實踐品格。

從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出發，鄧小平反對夸大國家的理性能力，認為社會主義必須體現社會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存在一個通病，就是官僚主義泛濫，其根本原因在于對國家理性能力的迷信，實行國家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的高強度支配，經濟、文化和社會淪為國家的附屬物。正如鄧小平所精辟指出的：“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誰也沒有這樣的神通，能夠辦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3]（p328）鄧小平為改革確定的基本思路就是重新調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把本應屬于社會的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促進社會的自我發育和成熟。政府相應地轉變職能，主要抓好規劃、協調、監督、服務等工作，努力構造“小政府，大社會”的新模式，這樣既調動了社會的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又有利于政府提高工作效率。鄧小平之所以積極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從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出發，鄧小平承認人性的不完美，容忍人性的弱點。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不能容忍人性的弱點，力圖通過思想改造，“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讓人們都成為清心寡欲的圣賢，實現“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理想。它竭力反對人們關心自己的物質利益，反對采取物質鼓勵的手段調動積極性，認為這樣做是在搞物質刺激，會走向修正主義。鄧小平針鋒相對地指出：“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5]（p387）“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3]（p146）

從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出發，鄧小平承認中介和差別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不能容忍貧富差別的存在，把共同富裕看作是同步富裕，主張搞平均主義，貧富拉平，其結果只能導致共同貧窮。鄧小平則看到，共同富裕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是這個理想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個“不斷逼近”的過程，必須經歷一些過渡環節。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時機成熟時再由國家對分配格局進行再調整，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是由于這個大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最終讓社會主義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同樣，鄧小平堅決反對搞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竭力堅持的“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的同時，要承認其他所有制成分和分配方式存在的合理性，鼓勵它們的發展，形成相互競爭、共同發展的雙贏格局。

結語

鄧小平理論實現了從結構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向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根本轉變，從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向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根本轉變，使得社會主義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譜寫了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新篇章。鄧小平理論因此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地位和意義，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地位和意義必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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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呂元禮.政治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會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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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