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鄭大華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做出過重大貢獻。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喪失，政治腐敗，經濟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因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主、獨立、文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和鄧小平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共十五大報告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歷史地位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科學評價。學術界先后發表了一批研究毛澤東和鄧小平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章， 但就這些文章的內容來看，很少涉及鄧小平對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一問題。本文擬在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趕超”思想、現代化思想和“兩步走”發展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作一探討，以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

一、對毛澤東“趕超”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所謂“趕超”思想，就是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趕超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使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想，這是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早在1977年，鄧小平在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就提出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主張。［1］1978年12月13日，他強調，沒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創新的干部，“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1］（p.143）此后，鄧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場合闡述了趕超西方國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擁有各種有利條件，一定能夠趕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1］（p.260）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趕超”思想可以說是一脈相承，鄧小平的“趕超”思想是對毛澤東“趕超”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首先，從“趕超”的目標上看。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國要“趕超”的目標。早在1955年，即國民經濟恢復不久，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提出，“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2］后來，毛澤東又多次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號召，并指出，如果不能在一定時期內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將被開除球籍。［3］“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結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多次提出將“趕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他和毛澤東一樣，對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強烈的緊迫感，認為中國已經落后于世界，如果再不奮起直追就有可能被世界淘汰。毛澤東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國要“趕超”的目標，同時他又選擇了當時最發達也最強大的美國和英國作為具體的趕超對象，所以毛澤東的“趕超”思想就是“超英趕美”。與毛澤東不同的是，鄧小平一方面提出要趕超世界先進國家或世界發達國家，這是中國長期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又把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一定時期內中國要趕超的具體對象，如他提出到21世紀中葉，中國要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樣，鄧小平在“趕超”的目標上，就把長期要“趕超”的目標（世界先進國家或世界發達國家）和一定時期內要達到的目標（中等發達國家）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既樹立了“趕超”的遠大理想，同時又使“趕超”具有了一定的階段性和實現的可能性。這無疑是對毛澤東“趕超”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其次，從“趕超”的內容上看。毛澤東主要是把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作為中國“趕超”的內容。1956年，他在談到“趕超”美國時說，美國只有1.7億人口，但一年能生產1億噸鋼，而中國有6億人口，但只能年產400萬噸鋼，“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3］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3］（pp.325~326）力圖在鋼產量上趕上和超過英國，這也是毛澤東后來發動“大躍進”并不斷加大鋼年產量指標（1958年1070萬噸、1959年2000萬噸~3000萬噸、1960年達到5000萬噸）的重要原因。在當時國家重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鋼產量遠遠不能滿足工業化需要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把鋼產量作為“趕超”的內容完全可以理解。但一個國家的強弱不完全是由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決定的，還取決于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多種因素構成的綜合國力，而且一味強調鋼鐵產量有可能造成經濟發展失衡，“大躍進”以“鋼”為“綱”的教訓值得認真吸取。盡管鄧小平也認識到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方面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1］（p.260）但他在確立“趕超”的內容時則是以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國力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通用標準，即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依據。20世紀80年代，他多次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達到1萬億美元，人均達到800~1000美元，人民生活實現小康，到21世紀中葉，努力使國民生產總值達到6萬億美元，居世界前列，人均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與毛澤東比較，鄧小平的“趕超”思想不僅內容更加科學，更加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而且更加形象（如小康），更能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更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趕超”的積極性。

再次，從“趕超”的速度上看。“趕超”的核心是速度問題，也就是實現跨越式發展，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4］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中國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4］（p.302）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這一思想，并從多個角度論述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意義。1978年9月，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指出：“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1］（p.128）他甚至認為，發展速度的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5］因為，只有實現跨越式的發展，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對內才能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對外才能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處于有利地位。鄧小平說：“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5］（p.356）毛澤東和鄧小平雖然都十分重視中國的發展速度，希望以跨越式發展來“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在“趕超”的時間表上二人又有很大不同。毛澤東是在1955年提出“趕超”思想的。開始他認為中國要“超英趕美”，至少要五六十年，也許7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到了1957年以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毛澤東不斷縮減“超英趕美”的時間，甚至認為3年可以超過英國，10年可以超過美國。［6］后來，“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巨大挫折使毛澤東開始反思急于求成、脫離實際“超英趕美”的教訓，重新回到了他以前對中國“超英趕美”需要五六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估計上來。而鄧小平提出的“趕超”時間表自開始就比較合乎實際，他認為中國要到20世紀末才能過上小康生活，21世紀中葉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至于趕超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則需要中國人民的長期努力。

二、對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是新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創者。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又及時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并于1957年第一次使用了“現代化”一詞。在這年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和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3］（p.207）1959年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4］（p.116）這樣，原來的三個現代化就變成了四個現代化。1960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首相時表示，我們“要安下心來，使我們可以建設我們國家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4］（p.162）1963年8月，他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們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8］毛澤東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很快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所接受，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宣布，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9］。這便是四個現代化的由來。現在有學者認為毛澤東不是四個現代化的最早提出者，并以此否定毛澤東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中的重要地位。這與歷史事實是不符合的。鄧小平在1980年4月1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時的談話中就曾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講的四個現代化，實際上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周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出來的。”［1］（pp.311~312）

毛澤東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思想為鄧小平所繼承。1979年初，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么？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1］（pp.162~163）在1979年10月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祝詞中鄧小平強調：“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各條戰線上的群眾和干部，都要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促進派。”［1］（pp.208~209）因為，“許多問題，不搞四個現代化解決不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國防相應地得到鞏固和加強，都要靠搞四個現代化”。［1］（p.276）正是基于對實現四個現代化重要性的認識，他把實現四個現代化提升到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的高度。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時指出：“就我們國內來說，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1］（p.234）1980年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1］（p.276）此后，鄧小平又多次闡述過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意義。

堅持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毛澤東四個現代化思想的核心和本質。如前所述，毛澤東是在考慮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提出四個現代化思想的，因此，他講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統一。與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把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定位在社會主義。他曾多次強調：“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5］（p.110）他對那種認為“中國應該搞資本主義現代化”或所謂“全盤西化”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搞現代化，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資本主義”。［5］（p.229）他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1］（p.164）

毛澤東在提出四個現代化思想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特別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而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的經驗，甚至包括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3］（p.41）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這一思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諄諄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pp.163，164）1982年9月1日，他在中共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5］（pp.2~3）此后，他在各種講話中又多次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性。

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同時，又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現代化思想。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講四個現代化，而四個現代化的內涵，借用鄧小平的話說，“最主要的是搞經濟建設，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1］（p.276）所以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尤其是鄧小平，特別強調發展國民經濟對于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他曾經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1］（p.250）隨著現代化事業的推進，鄧小平認識到：“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 明。”［1］（p.208）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強調：“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1］（p.322）1983年4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時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5］（p.28）這些論述體現了鄧小平全面現代化的思想，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包括經濟現代化（“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建設高度物質文明”，“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現代化（“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文化現代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人的現代化（“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在內的全面現代化。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上述思想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0］。從四個現代化到全面現代化，這是鄧小平對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的重大發展，尤其是政治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三、對毛澤東發展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為了迅速改變新中國成立之初“一窮二白”的狀況，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創造性地提出經濟發展分“兩步走”的戰略思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兩步走”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的戰略思想。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就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2］（p.329）在這里，毛澤東初步提出了中國經濟分兩步走的戰略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的時間打基礎，第二步用七個五年計劃即35年左右的時間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步和第二步加起來是十個五年計劃即50年左右的時間。1955年3月，毛澤東又在講話中強調：“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里面，情況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后，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2］（p.390）

20世紀60年代初，經歷了“大躍進”的挫折，毛澤東對中國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艱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1961年5月27日，他在同來華訪問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中表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4］（p.301）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強調：“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4］（p.302）正是基于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能需要50年甚至100多年時間的估計，1963年八九月間，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分“兩步走”的戰略構想，即：“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后，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8］（p.347）根據毛澤東的構想，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將“兩步走”的戰略構想進一步表述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9］

毛澤東提出的“兩步走”的戰略構想，因受極“左”思潮的干擾并沒有得到貫徹實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構想。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初步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構想：“我們要在本世紀實現四個現代化，從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決定性的。這個十年把基礎搞好了，加上下一個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內實現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1］（p.241）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指出，“經過二十年的時間，使我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發展達到小康水平，然后繼續前進，逐步達到更高程度的現代化。”［1］（p.356）1981年11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接受了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提出“力爭用二十年的時間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消費達到小康水平”［11］。1982年5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12］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進步，鄧小平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思考延伸到了21世紀以后的更長一個時期。1984年5月29日，他在會見巴西總統時指出：“現在中國還很窮，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再發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們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5］（p.57）10月6日，鄧小平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思考：“我們第一步是實現翻兩番，需要二十年，還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兩步加起來，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5］（p.79）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時又指出：“從一九八一年開始到本世紀末，花二十年的時間，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這個基礎上，再花五十年的時間，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四千美元。”［5］（p.224）4月30日，鄧小平正式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構想：“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5］（p.226）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后來被寫入中共十三大報告：“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10］（p.16）

毛澤東的“兩步走”發展戰略思想與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思想相比較有許多相同點和不同點，而這些相同與不同也體現了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對毛澤東的“兩步走”發展戰略的繼承和發展。

首先，就相同點而言。無論是毛澤東的“兩步走”發展戰略，還是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為了加快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發展國民經濟、早日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外，這兩種發展戰略都體現了發展的階段性與發展的整體性的統一。但毛澤東“兩步走”發展戰略的目標比較籠統，而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目標則十分明確，不僅提出了每一步要達到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具體要求（翻一番，人均500美元；再翻一番，人均1000美元；再翻兩番，人均4000美元），還提出了每一步人民群眾要達到的生活水平（溫飽、小康、富裕）。

其次，就不同點來看。第一，毛澤東的“兩步走”發展戰略，希望用30年或更多一點的時間，實現四個現代化，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有些急于求成，脫離了中國實際，而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是到21世紀中葉，使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從20世紀80年代初算起，共有70年的時間，比較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而且，第一步和第二步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和目標的圓滿實現，也說明了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是實事求是、切實可行的。第二，毛澤東提出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但對如何實現這一發展戰略缺乏深入全面的思考，就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來看，基本上還是傳統的革命動員方式，如大搞群眾運動，強調“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抓革命，促生產”，重視生產關系的變革而非生產力的發展等。而鄧小平則提出了一整套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如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重視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為知識分子正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充分調動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打破吃大鍋飯的傳統，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進行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此而言，毛澤東雖然提出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但是沒有找到實現“兩步走”發展戰略的道路和方法，而鄧小平不僅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并且找到了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的道路和方法。只要我們堅持鄧小平所確立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以及為實現這一戰略而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一定能夠“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為了把“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富強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性地提出了“超英趕美”思想、四個現代化思想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思想，盡管由于種種原因，他的這些思想還不夠完善，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也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實行，但他給后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思想遺產。中共十八大報告曾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民族復興道路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13］“文革”結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超英趕美”思想、四個現代化思想和“兩步走”發展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趕超”思想、現代化思想和“三步走”發展戰略思想，并在實踐中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對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鄭大華，歷史學博士，教授，湖南師范大學，410081；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00006。）

［ 參 引 文 獻 ］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頁。

［2］《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

［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5］《鄧小平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頁。

［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頁。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頁。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0］《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

［1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9頁。

［12］《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6頁。

［1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