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構想與鄧小平的思想特色

冷溶

學習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常常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他的鮮明的思想特色。對這些思想特色越了解，對他的思想的理解也越深刻。在學習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的論述時，我們就突出地感覺到這一點。

(一)
求實與創新，是鄧小平最鮮明的思想特色。“一國兩制”的構想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特色。
“一國兩制”構想首先是實事求是的產物。這一點，許多研究文章都作了充分的論述。鄧小平自己講的最為簡明。他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要歸功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他進一步解釋說，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恢復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個構想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就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使各方面都能接受。比如，在香港問題上，要照顧中國、英國和香港的利益。“一國兩制”構想，就是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是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實現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最好辦法。
實際上，對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我們黨過去也是抱著很現實的態度。50年代我們就提出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對香港問題更是如此。周恩來在1957年4月就表示，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這些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國兩制”構想的萌芽。70年代中期，葡萄牙政府曾提出愿意把澳門歸還給中國，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考慮，我們并沒有急于解決這個問題。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都能夠從實際出發看待這些問題，那么三中全會以后實事求是得到了發揚光大，“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應該是很自然的。
“一國兩制”構想不但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來的，也是考慮到了世界形勢的實際變化的。當今世界，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斗爭，但用和平的、對話的方式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共同發展。而一個國家內部社會制度不同的地區，由于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等，則更有可能消除隔閡、捐棄前嫌，實現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構想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創造性思維的特點。
一位外國朋友聽完鄧小平介紹“一國兩制”構想后，風趣地說，您雖然已經八十多歲了，但我認為您是中國最年輕、思想最活躍、最富于創新精神的人。撤切爾夫人也這樣評價道：“我認為，從歷史的觀點看，‘一國兩制’是最富天才的創造。這種構想看起來是簡單的想法，但卻是充滿想像力的構想，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達成協議的關鍵。”
這些話說得是不錯的。
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允許兩種不同的、相互對立的制度存在，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允許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并保證長期不變。這種構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沒有說過，西方政治學家，不論是自由派的，還是保守派的，也沒有說過。這確實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大膽的想法，它集中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者所具有的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總喜歡把馬克思主義者描繪成僵化保守、因循蹈矩的人。其實，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富于創新精神的人。正是這個原因，馬克思、恩格斯才被當時的資產階級視為“最離經叛道的人”。
“一國兩制”構想所體現的這種求實與創新精神，給了我們一個重大啟示：為了使我們的事業繼續發展，必須繼承和發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所倡導的、并身體力行的這種求實與創新的精神。鄧小平曾經這樣說，改革事業如果照過去的老框框做，肯定達不到我們的戰略目標。如果固守成規，一模一樣地搞，沒有一點失敗的嘗試，肯定達不到目標。這些話很值得我們深思。

(二)
西方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即把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特點說成是實用主義。他們脫離具體的時空條件，把鄧小平所說的“不管黃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生動地反映他求實特點的話，當作鄧小平認識和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原則。從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他的思想，往往會導致極其錯誤的結論。
實事求是與實用主義的區別在哪里呢？實事求是講原則性，就是要尊重客觀真理；實用主義不講原則，追求“有用即真理”。它們的最大區別就在于有沒有原則性。
鄧小平最講原則，這一特點與他求實的特點一樣，聞名于黨內。毛澤東在談到鄧小平時，說他“政治思想強”，“棉里藏針、柔中寓剛”，所說的也是他原則性強的特點。“一國兩制”構想很能體現鄧小平的這一特點。這里僅舉兩個例子說明。
一是在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的同時，堅持“不作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承諾”的原則。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堅持了十分強硬的立場。他指出，用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臺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過問。他特別告誡說，臺獨勢力不僅在臺灣有，美國、日本都有，如果臺灣問題不早日解決，說不定哪一天會被別人拿去。那樣我們不使用武力行嗎？如果我們承諾了這一點，就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就會無所作為，毫無辦法。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下一代領導人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二是在中英關于香港問題談判中堅持主權問題上決不讓步的原則立場。中英談判主要有三個大問題。一、收回香港主權問題；二、收回主權后香港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問題；三、十三年的過渡時期保證香港的繁榮穩定問題。本來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沒有什么可討論的。但是有些人卻儼然以香港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企圖在主權問題上討價還價，以換取中國政府在治權上的最大讓步。對此，鄧小平態度十分堅決。他說，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到時一定要收回，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香港主權不收回，我們就是李鴻章。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港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時強調，我國在恢復對香港主權后，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國家主權的象征。“沒有這個權力，還叫什么中國領土!”
充分認識鄧小平堅持原則的這個鮮明特點，對于我們正確地理解鄧小平的思想有很大幫助。有些人總是片面地理解和解釋鄧小平的思想，比如，他們只強調鄧小平大力推進改革的一面，而忽略他反復強調的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原則立場。這種傾向曾經影響了一些同志對鄧小平的思想的正確理解。應該看到，鄧小平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態度從來都是堅定和鮮明的。他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求實創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這一點，就不會看到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就簡單地評價他為“改革派”，或者看到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堅決態度就說他是保守派。
(三)
善于從戰略的高度考慮問題，是鄧小平的又一個重要的思想特色。
海外有些人，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誠意表示懷疑。他們用“文革”時期看我們的老眼光來看這個問題，認為一向主張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的中共，怎么會主動提出允許臺灣、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并保證其長期不變呢？他們錯誤地認為，我們提出“一國兩制”是出于一時的權宜之計。
那么，鄧小平究竟根據什么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呢？
“一國兩制”的主要思想是在1978年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形成的。當時正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這次會議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戰略轉變，決定和影響著我國內政外交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轉變。就臺灣問題而言，用哪種方式解決對四化建設有利呢？回答當然是和平方式。用和平方式，有利于保持臺灣和香港的穩定，用臺灣、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我們社會主義主體經濟的一種補充，建立包括臺灣國民黨當局在內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化建設服務。這就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主要背景和根本原因。顯然，這是建立在我國長遠發展基礎上的一種戰略思考。
如果從國際戰略的角度，就會對這種戰略思考看得更清楚。
“一國兩制”是為解決中國內部統一問題提出來的，但是它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思路，在國際上卻有著普遍的意義。這一點又是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提出的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針是致的。所以，鄧小平一再表示，他是將這一構想提到國際上來考慮的。
這種站在國際戰略高度所進行的思考，甚至在鄧小平剛剛醞釀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時就開始了。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與日方簽定中日友好條約。在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日本記者提出中日關于釣魚島的領土爭端問題。那段時間，鄧小平正在構思“一國兩制”的重大構想。他后來回憶說，我當時就聯想到，解決釣魚島這類的領土爭端問題，能不能也像中國解決臺灣問題一樣，用和平的方式，不用戰爭的方式。從那以后，鄧小平反復地思考著這個問題，逐漸形成用“一國兩制”或“共同開發”這類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一整套戰略設想。在鄧小平看來，當今世界上存在著的一些爭端，一是因制度不同一分為二的國家，如中國的大陸和臺灣，兩個德國，兩個朝鮮；二是殖民地問題，如中英之間的香港問題，中葡之間的澳門問題，英阿之間的馬島問題；三是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如中日之間的釣魚島問題，中、越、菲馬之間的南沙群島問題，英西之間的直布羅陀問題。這類爭端，過去被認為是爭執雙方尖銳對立的矛盾，似乎非用武力不能解決。這些矛盾的存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穩定。鄧小平指出，中國為保證四個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和穩定的國際環境，因此，十分關心世界和平問題。我們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既是為了和平解決臺灣和香港問題，也著眼于維護世界和平，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戰爭熱點尋找一個有效的途徑。
鄧小平的這種戰略思考，有兩次談話說得最明確。一次是1984年11月20日會見挪威首相科勒·維洛克，他說，為了完成現代化戰略發展目標，國內條件是全國上下十億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設，不受任何干擾；國際條件是要求有一個和平環境。我們是根據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樣的原則解決香港問題，也根據這一原則力圖用香港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另一次是1984年12月19日會見撒切爾夫人，他進一步強調說，“一國兩制”長期不變的根據是什么？就是因為我們要達到一個長遠的戰略發展目標。“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沖動面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同樣地，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臺灣。……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是從什么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對鄧小平的這些話，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表示：我要對香港那些懷疑這一政策的人說，中國著眼于長遠現代化目標和經濟發展，是會執行協議的。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不會改變。
從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構想的戰略思考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鄧小平總是將這一構想同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針聯系起來考慮與論述。站在戰略全局高度，從整體上，從各項方針政策的相互聯系中，進行系統的分析與思考，的確也是鄧小平重要的思想特色。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與理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對這一切能從整體上進行系統的闡發和提煉。
(四)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方針和政策，它們是用一些簡明的語言表述出來的，成為人們所熟知的重要概念。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四項基本原則”、“四項保證”、“小康社會”、“三步目標”、“改革開放”、“兩個文明建設”、“兩手抓”、“東西南北問題”、“一國兩制”、“共同開發”……等等。眾所周知，這些重要概念，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它反映了鄧小平善于對新情況進行新的理論概括這一思維特點。
從“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的這一特點。
“一國兩制”構想的內容，鄧小平早就提出來了，但一開始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現在，盡管我們還不能肯定鄧小平第一次作這種概括的時間，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一概括是在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提出來的。
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我黨形成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基本方針。這一方針反映在鄧小平的一系列談話中。如1978年10月8日會見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江藤淳的談話，11月14日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的談話，11月27日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諸瓦克的談話等。在這些談話中鄧小平提出，我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諾。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可以保留原來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但祖國要統一。這些談話雖然沒有明確“一國兩制”的提法，但已經把“一國兩制”的意思表示得很清楚了。
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后來被具體化了。1979年初，我黨提出了“通商、通船、通郵”和“進行經濟、科學、文化、體育交流”的“三通”“四流”建議。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代表我國政府提出“九條方針”。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根據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在與美籍華人學者楊力宇談話中，在“九條方針”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六點辦法”。所有這些具體的方針政策，都反映了“一國兩制”的思路，但仍然沒有概括為“一國兩制”。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談話中鄧小平表達了一個重要的意思，就是中國準備用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提出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將是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留。他后來說，解決香港問題的重大原則就是那次談話中定下來的。
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實踐，使鄧小平的認識深化了。從長達兩年的中英談判所形成的一系列文獻中，我們看到，有這樣一種認識愈來愈明確：我們提出的解決臺灣、香港問題的“三個不變”、“九條方針”、“六點辦法”等方針政策，核心就是在一個統一的中國中，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善于抓住問題關鍵的鄧小平在這一時期的談話中，逐漸地把這個意思用簡潔明晰的語言表述出來。1983年6月鄧小平會見楊力宇時說：“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之后，國內外的研究文章中開始陸續出現類似“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提法。
從現在看到的文獻看，鄧小平第一次使用“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提法，是1984年2月22日會見美國喬治城戰略研究所主任布熱津斯基的談話。他說：“我們提出的大陸與臺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后，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不久，5月18日六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使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作為我們黨解決臺灣、香港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的概括性語言，使這一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較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提法，更具有普遍意義。這一提法的變化，反映了鄧小平把這個構想延伸到解決國際爭端上的思考。他后來干脆把這個構想概括為“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提法的產生，使我們黨的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更加明確了，也使英國政府、香港的各界人士對這一方針政策的認識更加明確了，對于指導和推進解決香港問題的實踐，起到了重大作用。不久，中英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這一構想的正確性得到了實踐的檢驗。鄧小平又在一系列的談話與講話中，對這一構想的定義、主要內容、提出過程、理論來源以及國際意義，進行了全面系統地闡發，使這一構想更加豐富和完善起來。
“一國兩制”這個概念的提出，有著很重大的意義。概念是反映對象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它是人們通過實踐，從對象的許多屬性中，撇開非本質屬性，抽出本質屬性概括而成。概念一旦形成，人們的認識就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把握了事物的本質。科學的成果，都是形成各種概念來加以總結和概括的，反過來又可以指導人們更自覺地去從事新的實踐。
鄧小平善于對復雜的事物作出高度的抽象概括，又善于全面系統地加以闡發。這兩個方面渾然成為一個整體。這種善于抽象概括和系統的分析思考的思想特點，對于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開拓性事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而它所體現的理論勇氣和魄力則更加可貴。這方面，鄧小平無疑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鄧小平的這些思想特色，實際上反映了他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的自覺掌握和靈活運用。這些特點同他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一樣，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需要認真地學習和領會。
鄧小平屬于這樣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及思想特色，影響著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使整個時代都帶有他的特點。中國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正是體現著這樣的一種時代特點：一個求實的時代，一個創新的時代，一個縱觀全局、胸懷遠大抱負的時代，一個腳踏實地勤于實踐又勇于理論探索的時代。繼續地開拓這一時代，正是我們這一代人所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

（原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