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貢獻

歐陽雪梅

鄧小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在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中,其核心、實質和第一要義是中國發展問題。他一再強調,“我們要做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要發展自己的。”[1]這是鄧小平思考問題、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并在具體內容上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發展觀。鄧小平提出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第一個較完備的科學發展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即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成果，也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時代創新奠定了理論基礎，是科學發展觀的直接思想理論來源。

一

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發展理論成果。

發展是有史以來人類實踐的課題。從歷史上看，一切處于進步狀態的階級和社會集團，都是注重發展的。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恩格斯首創了唯物史觀，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他們認為，未來的新社會必須以生產力的巨大的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2]馬、恩在提出生產力發展是社會發展決定性的基礎的同時,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資本論》等著作中，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1845年馬克思所作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三條，強調“環境發展——人的活動發展——人本身的自我發展”的一致性。在第三卷手稿中，還閃現出可持續發展觀的思想火花。馬克思認為，私有制下“對土地進行野蠻的掠奪”，勢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設想，在超越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條件下，人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這里特別明確地論及了“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問題。恩格斯則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第一次生動具體地描述了英國工人遭受的貧困危機、生態危機、環境危機。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也不可能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發展問題提出完整的設想,但是他們為現代發展觀的形成奠定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列寧則強調辯證法就是發展觀，而且是最為全面深刻的發展觀。1913年，列寧為紀念馬克思逝世30周年，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這篇著名論文，首次提出了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就是發展學說的科學定義：“即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于發展的學說”。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探索社會主義條件下新型矛盾論——尋求對立面和諧結合的新思路、新觀念。在《論工會目前局勢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這篇名著中，列寧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學會尋求對立面的和諧結合：“的確，可以把這些對立的概念不和諧地結合起來，也可以把它們和諧地結合起來。”這就啟迪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許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決對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壓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應當尋求對立面的和諧結合，共同發展。列寧在晚年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尤其是通常稱作“政治遺囑”的最后論著、最后構想中，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的“全盤改革計劃”。“經濟——政治——文化”三維一體、全面協調發展的總體構想。

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締造了新中國，對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如何選擇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進行了有益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嘗試。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全面深刻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各種因素的關系,蘊涵著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哲學理念。黨的八大正確分析和判斷了國內的主要矛盾，并進一步指出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1957年，毛澤東同志又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進一步明確指出人民內部矛盾代替敵我矛盾已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就為我們黨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所有這些,對于指導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于后來發生了“左”的錯誤,背離了關于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致使我國的發展走了彎路。然而，毛澤東“以蘇為鑒”尋找一條中國式的工業化新道路，開創一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國發展模式的探索，成為鄧小平社會發展理論的歷史起點和思想源頭。

二

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發展是硬道理。這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及對國際環境和時代特征作出的科學判斷中所得出的結論。他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首先是發展經濟。”［3］社會主義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通過發展體現出來。他針對蘇東演變的教訓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因此，“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4]“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后，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來，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5］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這個概括中貫穿始終的是發展這根紅線：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核心在于發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關鍵也在于發展。他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6］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在世界經濟日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與綜合國力的關系問題凸現時，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即“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突出地把“發展”問題升華到一個全新的視野、全新的境界、全新的高度，從而確立了發展在中國的戰略地位。

（二）發展目的是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8]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建設目標。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開放初，鄧小平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7]他提出的“三步走”戰略步驟，臺階式邁進的每一步都有相應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標準，即“溫飽型”、“小康型”和“比較富裕型”，始終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目的和歸宿的。鄧小平突出地強調了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他根據西亞北非伊斯蘭文明區沒有工業化的畸形現代化和廣泛存在于拉美的“依附性發展”的情形，告誡說：“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9］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保證作用，一再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0］鑒于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平均主義分配又給我們造成了追求公平而犧牲效率的弊端，鄧小平提出了通過由非均衡到均衡發展模式來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路：“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11]所以，他在發展突破口的選擇上，先農村后城市；在發展推進方式上，先經濟后政治；在發展區域上，先沿海后內地；在發展途徑選擇上,先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最終形成共同富裕。這就明確了共同富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及如何正確處理先富與后富、個人富與集體富、局部富與全局富等一系列辯證關系。為此，他提出沿海和內地發展“兩個大局”的思想，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一個大局。”[12]這一個大局的著眼點是讓條件好的地區先富起來，以便示范、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第二個大局的著力點是要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13]他所說的“共同富裕”就是“使所有的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在晚年，鄧小平特別強調，要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避免兩極分化，縮小地區間的差別，促進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各民族之間的共同繁榮和進步。他說,“分配問題大得很”,“要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明確地提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14]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鮮明地揭示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把發展置于社會主義的整個價值目標之下，指出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判斷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得失成敗的標準是人民“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這就為中國發展確立了價值目標與價值尺度，即人民本位價值標準。

（三）發展的動力是改革開放。鄧小平首先創造性地提出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思想。他的著名論斷是：“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15］束縛和妨礙生產力發展的所有體制性障礙都必須通過改革來消除和克服，以改革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開放,在鄧小平看來,不僅僅是發展條件,也是發展動力。因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16］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發展不可能是孤立于世界歷史運動潮流之外的閉關自守。鄧小平駁斥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論”發展觀,將發展的民族性與開放性緊密結合起來,建構了主張各民族在全球交往中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立足點,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在對外開放中實現本民族自主發展的科學理論。鄧小平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強調民族性,強調走自己的路,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失去了本民族的特點,一個國家就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不尊重自己的民族是談不上發展的。走別人的路,受制于人,單純依靠外界的幫助,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的。因此,“中國的事情要按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17］但開放又是必要性的。鄧小平總結中國自我封閉的經驗教訓,深刻指出：“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后，就必須開放。開放不僅是發展國際間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國際間的經驗。”［18］“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19］他反復強調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因此而可以使我國盡快縮小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并進一步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同時，他認為中國目前還不發達,需要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但這種幫助不是單方面的,中國取得了國際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也會對國際經濟發展做出較多的貢獻。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理論,汲取了世界現代化理論的合理因素,又著眼于當代世界的發展格局,深刻揭示了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系、制約及其規律性。他不僅弘揚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而且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使之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鄧小平還總結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的發展要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兩套本領的戰略設想。這體現了中國發展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與理論依據。

（四）發展的關鍵是科技和教育。鄧小平說:“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這是關鍵,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20］他研究當代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的形勢,高瞻遠矚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21］這主要是強調了科技對發展的重要作用。他說：“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22］科學技術是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杠桿,我國的經濟建設必須建立在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而高科技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鄧小平要求我國科技界在高科技領域必須有所作為：“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23]他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要求造就更加宏大的科學技術隊伍，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影響到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科研是靠教育輸送人才的,科技人員的培養在于教育，因此，他提出“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一定要把教育辦好。如果教育不能培養出合格人才,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后勁,就談不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鄧小平要求高等學校要把盡快培養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學技術專家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五）發展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性。鄧小平一向認為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始終將經濟建設置于中心地位，這是對毛澤東的最大超越。但是他并不認為發展只是經濟的單一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等于“經濟唯一”，“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24］他認為必須全面協調發展：一、經濟發展應同政治發展相協調。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社會是“現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需要政治環境、高效的政府機構,歸根結底有賴于民主政治建設。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25］并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制化。二、經濟發展應同文化發展相結合。他說，“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26］因而,鄧小平,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總之，“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更多更優秀的人才。”[27]三、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全面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他一再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于人。”［28］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的目標,不斷提高國民素質。鄧小平的這些思想既突出了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又抓住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的辯證關系,對于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關于發展中人與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問題，是鄧小平一直關注的問題。他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最早提出中國人口控制問題,主張限制人口增長應該立法；1978年首倡制定一部森林法；1979年提出“增產節約”的基本原則。而在1992年“南方談話”前夕，在論及五年計劃、十年規劃指導思想時，他提出,要合理利用資源,堅持開發與節約并重的方針。他高度重視保護環境問題,特別著重指出自然環境保護等都很重要。在鄧小平的講話中,僅“持續”這個概念,在《鄧小平年譜》中就出現過17次。［29］

鄧小平上述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理論系統回答了“什么是發展”及“怎樣發展”的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創新，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第一個較完備的科學發展理論。

三

科學發展觀是對鄧小平的社會發展理論的時代創新。“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始終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首要的基本問題。我們的全部理論和實踐都是圍繞這個基本問題展開的。鄧小平對此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但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馬克思說：“一切劃時代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30］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告訴我們，劃時代的科學理論體系是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回應時代提出的要求，自覺解決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體現時代特征。鄧小平的發展理論是基于我們黨剛剛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又處于解決溫飽階段,突出矛盾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問題，因此，鄧小平理論視野中的發展重點是使社會主義和貧困脫鉤，使人民盡快富起來，當時講發展,突出強調的是發展經濟；當時的發展，是一種非均衡發展。而科學發展觀是在國力有了長足增長、均衡發展已具備客觀可能的基礎上，其著眼點則是在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胡錦濤同志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對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認識的深化”。［31］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到新世紀新階段的產物，結合中國的新的實際和現代化的新特征，完全反映了現實和時代的需要，深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化了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構建新的思路時，在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以人為本，社會公正，協調發展，全面進步等這些社會主義的理念再一次得到重申和強調，同時提出實現目標的新理念和新方式，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在體系上，科學發展觀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三個概念與“以人為本”相聯系,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體系的全部內涵和基本要求。這一理論把鄧小平關于發展的認識系統化,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我們黨對發展問題認識飛躍的標志，第一次使我們對發展的要求從整體上有了一個全面、系統、準確的認識和把握。

在內容上科學發展觀拓展了鄧小平社會發展理論的內涵。

（一）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鄧小平社會發展理論提出了以“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執政黨和人民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重視人的需求滿足，這是以人為本的基本內核，但還沒有從概念上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即“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32］這體現了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是唯物史觀在科學發展觀中的具體體現。首先明確了發展與“人”的關系,強調發展的全部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而不是“物”；第二,明確這個“人”是指最廣大人民群眾,而不是少數人,強調“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第三,科學發展觀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強調人民群眾的需求是全面的和不斷發展的,進一步把人民群眾現階段的需求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和目標統一起來。這從根本上回答了為什么發展、為誰發展、發展的目的問題，它不僅升華了鄧小平關于發展必須注意滿足人的需求思想,對社會主義發展目的的理論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闡釋,而且充分體現了黨的性質、宗旨和執政理念在發展問題上的要求，強調了發展的主體性。

（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從科學發展觀內在規定各要素，即全面、協調、可持續和以人為本之間的相互關系看,“全面”是科學發展觀的方法論要求。科學發展觀強調全面發展，不僅包括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經濟發展，而且包括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對外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經濟發展帶動人和社會發展，以人和社會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及和諧社會的辯證統一。科學發展觀增加了社會發展這一內涵。

“協調”則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則。“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五個統籌”凸現了均衡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可持續”，就是要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發展質量，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永續發展。

（三）科學發展觀注重了發展的自主創新性。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釆取引進式、模仿式、追趕式、跟蹤式發展來拉近中國與世界的距離，這有其歷史的必然性。21世紀，自主創新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科學發展觀提出：“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真正贏得發展、造福人類,必須注重自主創新；對影響國家發展和安全戰略全局的尖端科技，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來突破，才能牢牢掌握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發展的戰略主動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自主創新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三個方面；自主創新的關鍵在人才,必須“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33]在全社會進一步培育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良好風尚,用事業造就人才,用環境凝聚人才,用機制激勵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這四個方面的理論源頭,就是鄧小平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在此基礎上又作出了重大創新：“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和“戰略基點”的論斷,突出了高新科技、關鍵技術在第一生產力中的核心地位；“自主突破”和“戰略主動權”的思想,闡明了一個重要現實：:科學技術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但它的傳播卻是有國界的,受國家利益左右,特別是尖端技術、核心技術是不可能寄希望于國際市場或這些技術的持有者慷慨“傳道”的。這一觀點對于矯正那種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有無國家的自主品牌無關緊要,依靠國際市場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認識偏差,對推動我國高新技術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三位一體的自主創新內涵,揭示了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我國科技自主創新的方向和道路；“四個尊重”的思想在“兩個尊重”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創新人才成長所需要的環境和氛圍。這些理論創新都洋溢著濃郁的時代氣息,是對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及社會發展理論的重大發展。

這些均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綜上所述，鄧小平堅持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發展理論，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源頭；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又以自己的豐富內涵進一步充實和豐富了鄧小平的社會發展理論,實現了這一理論的重大創新,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的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意義是深遠而又重大的，然而它并不因此湮沒鄧小平社會發展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貢獻。

注釋：

[1]1996年12月15日會見貝寧總統克雷庫時的談話。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

［3］[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第224頁，第354頁,第356頁,第172頁第31頁,第248頁,第155頁,第277-278頁,第110-111頁,第23頁，第237頁,第64頁,第3頁,第266頁,第78頁,第9頁,第377頁,第377頁,第378頁

[7]［24］［25］［26］[27]［29］冷溶：《科學發展觀的創立及其重大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8期。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頁。

［31］參見胡錦濤:《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載《求是》2006年第1期。

［32］《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6年10月11日）

[33]《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74頁。

來源:《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與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