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人類歷史巨變的世紀。在它的前半期，社會主義制度以其在世界廣大領域所取得的偉大勝利而震驚了世界；在它的后期，社會主義因其遭受挫折特別是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又一次震驚了世界。這種滄桑巨變，在人們面前提出了21世紀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面對西方敵對勢力所謂“共產主義大失敗”的狂喜和曾經信仰過社會主義的某些人的悲觀情緒，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的這一結論，已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多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所證明，并必將進一步為21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社會主義實踐所證明。

一、社會主義是一個曲折前進的歷史過程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其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而道路則是迂回的、曲折的。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同樣如此。每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都走過了相當艱難曲折的道路。英國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經歷了48年復辟和反復辟的斗爭，法國則經歷了86年的反復較量。就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從建立到成熟，大約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時間，其間不斷發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以一種剝削制度取代另一種剝削制度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尚且如此，何況作為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運動呢！指望社會主義的發展總是一帆風順而不會經歷任何曲折，是根本不現實的。

社會主義在歷史上有過多次曲折，出現過多次低潮，但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總趨勢卻沒有改變。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誕生以來的150多年里，它從革命導師的理論構想發展為世界工人運動的指導綱領，從理論變為實踐，從一國實踐變為多國實踐，呈現出一幅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變強的總畫面，表現為不斷上升的前進的運動。在這一發展的總過程中，局部的挫折、一時的低潮、甚至暫時的倒退，都在所難免。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為這些外在的表象所困惑，而是始終不渝地堅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定勝利，以昂揚的姿態面對嚴峻的現實，迎接艱難的挑戰。

當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正在進行的時候，馬克思就科學地預言：“無論公社在巴黎的命運怎樣，它必然將遍立于全世界。”40多年以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證實了馬克思的科學預見。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于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衛分子的武裝叛亂而陷入嚴重危機的情況下，列寧堅定地指出：“不論革命有什么樣的困難，可能遭到什么樣的暫時失利，不論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民所走過的革命道路更是百般艱難曲折。民主革命28年歷程中，幾經挫折和失敗。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把中國人民打入血泊之中。

但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殺絕，沒有被嚇倒，他們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又起來戰斗了，并且學會了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到農村去開辟革命根據地。根據地建立之初，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有人懷疑：紅旗到底能夠扛多久？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這燎原之火也幾起幾落。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由于王明的“左”傾錯誤，根據地黨和革命力量損失90%，白區黨的力量幾乎損失殆盡。但是，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我們黨總結了經驗教訓，最后終于戰勝了國內外一切敵人而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后，道路同樣不平坦，小的曲折不算，大的就有兩次：一次是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一次是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給我們造成了嚴重困難，甚至使我們陷入嚴重危機。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從糾正錯誤中進一步成熟起來，終于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歷史是一面鏡子，它告訴我們：革命無論如何困難，無論遇到什么挫折，它最后總要勝利的。因為它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勝利只是個時間問題。

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本世紀以來最重大的挫折。西方敵對勢力為此而異常興奮，由此而斷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徹底破產了。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嚴峻地擺在人們面前，悲觀失望的情緒在一些人中流行開來。面對這種局部的挫折和暫時的倒退，鄧小平以一個偉大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鄭重地提出：“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正是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陷入低潮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通過改革煥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對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任何不帶偏見的人們都表示驚訝和贊賞。世界銀行專家評價說：“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取得了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埃菲社1992年年終專稿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造就了20世紀最壯觀的經濟奇跡之一。”法國勒諾·德羅什布魯納在1997年11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21世紀的頭幾年里，我們肯定會看到中國將作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強國出現在世人面前。在21世紀初期，中國的雄心壯志將會具體地顯示出來，繼續令我們驚訝不已。”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既是中華大地上的偉大創舉，同時又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鄧小平指出，如果到下個世紀中葉我們實現了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戰略目標，“這不但是給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在發展中出現曲折，有著復雜的主、客觀原因。第一，國內外階級斗爭的長期存在。“樹欲靜而風不止”，有斗爭就會有起伏，有波浪，社會主義發展中的高潮與低潮、勝利與挫折、前進與倒退是合乎規律的現象。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它的建設與發展需要經歷一個從沒有經驗到取得經驗、從不太完善到比較完善、從不太成熟到比較成熟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經驗不足而犯一些錯誤，走過一些彎路，遭受一些挫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我們只能遵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道路，不斷地總結經驗，逐步地從必然走向自由。第三，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的領導，如果發生路線錯誤而不能切實糾正，或者發生嚴重腐敗現象而得不到遏制，問題就會變得復雜起來，就不僅會發生大的挫折，甚至會導致歷史的大倒退。前兩條是客觀原因，后一條是主觀原因。只要主觀上不發生大的問題，小的曲折雖然不可避免，歷史大倒退那樣的曲折卻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無論發生什么樣的曲折，它們都不過是構成歷史發展總趨勢的一個具體環節，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正如黃河有九曲十八彎，但它東去的總趨勢是不會改變的。在這里，重要的是，第一，不要把暫時的曲折看成歷史發展的結局，而應當站在歷史發展的宏觀高度如實地把曲折看成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看成是實現歷史發展總趨勢的一個環節，在任何曲折面前都要堅定信心，牢牢把握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第二，重視總結經驗教訓，盡量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曲折，把曲折和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其中關鍵是搞好黨的自身的建設，保持黨的領導的正確性。第三，即使發生像蘇聯東歐那樣的歷史大倒退，我們也堅信，廣大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在經過實踐的教訓和認真反思之后，最后也會重新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這個過程可能是長期的、痛苦的，但最終向這個方向發展則是無可懷疑的。因為歷史規律不可改變。

二、科學總結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

恩格斯指出：“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要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鄧小平說：“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的經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用。”“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

總結經驗，首先有一個總結經驗的方法問題。用不同的方法去總結經驗，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

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來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至少有三條原則是應當把握的。

第一條原則，總結經驗應當著重于內因的分析，不應當過分地強調外因的作用。這一點，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都有一些經驗教訓值得吸取。大家知道，在遵義會議上有一場爭論，即第五次反“圍剿”為什么失敗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有一個發言，他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完全在于敵人力量過于強大。這樣總結經驗實際上是拒絕總結經驗。因為革命初期的特點就是敵強我弱，如果敵人強大我們就必然失敗，那么我們就永無取勝之日。對此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反駁。后來，他在哲學上對這個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105—108頁，毛澤東寫了很長一大段筆記來闡述這個問題，那些思想后來凝結為《矛盾論》“兩種宇宙觀”里面的關于內因和外因關系的論述。毛澤東在《批注集》中寫道：“‘非戰之罪，乃天亡我’的說法是錯誤的。五次[反]圍剿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機會主義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在《矛盾論》中，他又指出，“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于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后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可見，總結經驗應當著重于內因的分析，關鍵是黨的路線是否正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國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策略固然起了作用，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內部問題，是路線問題，政策問題。蘇東劇變的歷史原因，主要是長期以來思想僵化，體制僵化，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這種情況引起人們的不滿，而人民群眾的這種不滿意，在有的國家直接地被敵人所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就被推翻了；另外一些國家，看到了問題，尋求出路，搞改革，但選擇的是一條右的機會主義路線，使得敵對勢力利用了這種機會主義而由小變大，或者從內部奪權，或者從外部取而代之，最終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在蘇東劇變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巍然屹立，蓬勃發展，這從正面又證明，只要共產黨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任何國際和國內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陰謀都不能夠得逞。蘇東劇變后，鄧小平說，關鍵是做好一件事，即自己的事。這是非常富有戰略眼光的。在南方談話中他又指出，今后“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首先是共產黨的路線要搞好，只要我們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擾，我們就不會出大的問題，即使出了一些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第二條原則，總結經驗應當著重于對所犯錯誤內容和原因的分析，不應當過分追究個人的責任。這是一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的問題。黨在路線上發生了問題，領導人、特別是主要領導人當然負有重要的責任，對于他們的錯誤和失誤應當給予批評，不能含糊敷衍，必要的時候甚至還需要在組織上做出一定的處理。但是，不能把一切過錯都歸咎于個人，正如不能把一切成就都歸功于個人一樣。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里談到我們總結民主革命經驗時說：“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訓，才能在批評錯誤時找到改正錯誤的方法。我們黨作的兩個歷史《決議》都不是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而是著重于所犯錯誤的歷史環境、錯誤的內容、產生根源以及今后如何改正錯誤這樣一些方面的分析，體現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的指導方針。蘇聯人對斯大林所采取的完全不是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的方法。從赫魯曉夫開始，一直到戈爾巴喬夫，幾十年中，他們一味地咒罵斯大林，好像把斯大林批臭了，問題就都解決了。而對于斯大林時期所犯錯誤的歷史環境，認識上和體制上的原因，以及全黨應當從中吸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等等，完全沒有給予重視，更談不到進行深入和具體的分析。這樣他們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相反，在大反斯大林的旗號下，為機會主義的泛濫開辟了道路。

第三條原則，總結經驗應采取分析的態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犯了嚴重錯誤，包括政治上、經濟政策上、對外政策上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錯誤，這些錯誤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蒙受了巨大的損害，并且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非常嚴重的消極影響。但是，我們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認為那時候一切都錯了，不能認為斯大林一切都錯了，否則就不能解釋蘇聯的經濟為什么曾經有過比較高的發展速度，為什么它能夠經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而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為什么原來比較落后的俄國能夠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建設成為一個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否定一切，只能導致否定蘇聯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即使是對蘇聯模式，即30年代蘇聯建立的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也應當做具體的分析。一方面，這種體制確有弊病，必須改革；另一方面也應當如實地承認，這種體制有其歷史的由來。在戰爭或嚴重的戰爭威脅的條件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也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所以，應當采取分析的態度。我們黨在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采取的不是那種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學的態度，包括我們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我們黨的《決議》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另一方面又肯定，這一時期“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我們在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嚴重錯誤的同時，又明確地肯定，“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樣，既指出了原來的那個社會主義體制存在著嚴重弊端，必須加以改革，同時又指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必須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把糾正“左”的錯誤變成否定馬列主義、否定社會主義。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對所有的問題，要講兩句話。講一句話就要犯錯誤。講兩句話，不肯定一切，不否定一切，才能真正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

三、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鄧小平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可以說，這是對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一個根本總結。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科學，就在于它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恩格斯說：“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會主義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們比空想社會主義者更周密、更細致地勾畫出一套社會主義的理想方案，而在于他們創立了唯物史觀，從勞動發展史中找到解答人類社會發展之謎的鑰匙，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進而以這個一般規律為指導，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規律，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從而找到并喚醒了埋葬資本主義的主體力量——無產階級。150多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就是說，他們從來不是從美好的愿望出發，不是從抽象的理性、正義等等原則出發去設計理想社會的方案，而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在批判現狀的運動中尋找未來的出路。正如列寧所說：“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從未描繪過任何未來的遠景，它僅限于分析現代資產階級制度，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發展趨勢，如此而已。”

馬克思、恩格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使社會主義理論由空想變為科學。然而，這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向實踐的轉化過程中，如果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它仍然會重新陷入空想。過去我們不顧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在調整生產關系上盲目求純，在發展生產力上急于求成，在階級斗爭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線的錯誤導致政治路線和重大決策的失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觀主義空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這個轉折，首先是從端正思想路線開始的。沒有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過去“左”的錯誤，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不可能提出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新政策。這充分說明，思想路線正確與否，對于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執政黨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中國是如此，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如此。蘇聯東歐劇變，原因固然十分復雜，而且不同國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況，但說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線出了問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教條主義、個人崇拜盛行，不僅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后來一些國家實行改革，又走向另一個極端，犯了右的錯誤。例如：在思想上，過去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后來則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政治上，過去搞階級斗爭擴大化，后來則否認一切階級斗爭，搞所謂“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過去忽視民主，搞得權力過分集中，后來則在“政治多元化”的旗號下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所謂的“多黨制”。在經濟上，過去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后來則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這種情況說明，蘇東社會主義失敗的一個深刻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路線的錯誤。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

長期的歷史經驗教訓，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

第一，搞社會主義必須從實際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理論揭示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實現這一必然性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是它沒有為每個國家提供解決問題的現成答案。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本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必須從自己的國情出發，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列寧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以往社會主義實踐的根本教訓之一，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了，特別是把蘇聯的經驗和模式教條化了。毛澤東對此有所察覺，曾試圖突破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而未能如愿。只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響亮地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口號，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鄧小平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又說：“在革命成功后，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這是對國際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一個科學總結，具有普遍的意義。破除固定的模式化思想，走自己的路，關鍵是要對自己的國情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對本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作出實事求是的估計。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普遍的教訓是對本國社會主義所處發展階段估計過高，因而犯了許多超越階段的錯誤。我國在經過長期實踐和探索之后，才深刻認識本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給自己做了正確的定位，并根據這個定位制定和實行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一整套方針政策。這是對所謂的一成不變的社會主義觀念和模式的有力破除。

第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必須隨著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發展。列寧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

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以來的一百五十多年，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最近幾十年，這種變化的劇烈和深刻達到了前人難以想象的程度。鄧小平說：“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一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五十年、一百年后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根據時代的變化和新的形勢與任務，提出新的理論以解決新的問題。鄧小平理論作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既沒有丟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講了馬列沒有講過的符合今天實際的諸多新話，例如：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經濟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對外開放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如此等等。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等等進行正確分析，作出一系列新的科學判斷。總之，鄧小平理論所以富有強大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它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四、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或者說，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關鍵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當代社會主義所面臨的首要的基本問題。鄧小平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科學地回答了這一首要的基本問題，從而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

第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和剝奪資本家的資本以后，便要“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也明確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現實的社會主義都是在不發達的生產力水平上建立起來的，貧窮是現實社會主義的一個不利的起點。搞社會主義首先要把治窮作為自己最根本的任務。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這個根本任務，而把抓階級斗爭作為各項工作的總綱，林彪、“四人幫”更荒謬地提出“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不僅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而且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形象。針對這些錯誤認識，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落實到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上，就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鄧小平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關鍵要靠科技和教育。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鄧小平密切關注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所引起的巨大社會變革，依據對現代生產力的深刻認識，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第二，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時富裕。針對我國長期形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政策，鄧小平強調首先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先富起來，帶動大家共同富裕。他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這個大政策，以承認差別為前提，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為條件，以共同富裕為目標，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目的是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對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分懸殊的問題，要認真對待，妥善解決。合法的較高收入應予允許和保護，并依法加以必要的調節；非法牟取的暴利，必須堅決有效地依法處理。總之，我們在處理先富、后富和共富的關系問題時，要從大局看問題，不能采取“劫富濟貧”的“左”的政策。重要的是，要鼓勵大家動腦筋想辦法發展我們的經濟，盡可能多地增加生產總量，同時運用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進行調節，保證社會公平，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第三，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長期以來，不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還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基本上都把計劃經濟看做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而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這種觀念長期禁錮著人們的頭腦。鄧小平堅決否定了這種看法。他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主張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這是他始終如一地堅持用生產力標準看問題的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以市場為取向。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不在于計劃制定得不周密、不具體，而在于排斥和限制市場機制的作用。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因此，改革就是把經濟搞活，把市場運用好，就是以市場為取向。鄧小平科學地解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問題，為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基于對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手段的認識，鄧小平逐步形成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刻認識。早在1980年5月，他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的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此后，他又從搞活經濟和共同富裕兩個方面論述過社會主義的本質。他說：“對內搞活經濟，是活了社會主義，沒有傷害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992年初在視察南方談話中，針對一些人在姓“資”姓“社”問題上的困惑，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做了明確的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各種具體特征的內在聯系，指出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和根本任務，同時揭示了社會主義的主要功能和基本價值，提供了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價值觀，從而把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實現了社會主義認識的新飛躍。這一論斷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統一起來，糾正了以往講社會主義本質只講生產關系的局限性；把發展生產力與解放生產力統一起來，糾正了以往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只存在發展生產力的任務而不存在解放生產力任務的不徹底性；把目標和手段統一起來，糾正了以往只講最終目標而忽視實現手段的片面性。這一論斷還拋棄了已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把計劃經濟當做社會主義本質的傳統觀念，根據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于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

第五，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政治特征。鑒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受到嚴重破壞、法制受到肆意踐踏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針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狀況，他又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因此，鄧小平主張“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加強法制建設，就是要使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使民主和專政的各個環節，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第六，社會主義必須建設高度的精神文明，這是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特征。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局性問題。從社會主義基本理論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是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黨的基本路線所確立的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來說，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是三位一體的奮斗目標，精神文明不但是這個總目標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為整個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正確發展方向的思想保證。因此，鄧小平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第七，在改革開放中建設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著。恩格斯說：“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斯大林曾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是“完全適合”的，蘇聯社會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的觀點，在實踐中必然導致否認社會主義仍然需要改革，從而使經濟、政治體制僵化起來。鄧小平非常重視改革開放的重要作用，把改革開放看做是新時期最重要的實踐和最顯著的特點。他強調，中國必須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還明確提出了檢驗和判斷改革實踐的各項政策措施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開放也是改革。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他深刻闡明了對外開放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把對外開放當做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一個重要環節。在談到實現翻兩番和更長遠的奮斗目標時，他指出：“要達到這個新的目標，離開對外開放政策不可能。……沒有對外開放政策這一著，翻兩番困難，翻兩番之后再前進更困難。外國人擔心我們的開放政策會變，我說不會變。我說我們的奮斗目標，本世紀末這是一個階段，還有第二個目標，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達到，打慢一點，算五十年吧，五十年離不開開放政策。因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他領導我們黨制定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指導我國形成并不斷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第八，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蘇聯東歐發生劇變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放棄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反復強調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他說：“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同時鄧小平又指出，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

在新的形勢下，面對新的任務，黨的領導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和領導制度方面還有許多不適應的方面，必須加以改善。鄧小平指出：“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除了改善黨的組織狀況以外，還要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鄧小平提出了黨的建設的目標，要求“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

總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壯麗的事業，也是最復雜、最艱巨的事業。它只能在戰勝各種敵對勢力的斗爭中，在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的奮斗中，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1913年，列寧發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一文，針對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一些人對革命的失望情緒，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自《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的發展過程，指出從那時起世界歷史發展的每一個時期都使馬克思主義得到新的認識和新的勝利，他并且預言：“即將來臨的歷史時期，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的學說獲得更大的勝利。”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列寧這一論段的科學性。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東方的蓬勃興起、興旺發達，必將極大地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復興。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們將不斷地用自己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無限光明的前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