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

沙健孫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近30年間，即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他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正確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在經濟建設中取得歷史性巨大成就，不僅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東方，而且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提出產業革命或經濟革命是中國的“第二個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斗爭，歸根到底是為了給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開辟道路。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講過，“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頁。】。在全國勝利的前夕，他及時提出：我們要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他號召全黨同志和廣大干部：“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1頁。】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時候，毛澤東更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他說：這個世紀（指20世紀——引者注），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頁。】并且他把“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第二個革命”。【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頁。】

對于搞好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的重要意義，毛澤東作出了深刻的論證。他指出：“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16頁。】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須大力進行經濟建設。他強調，只有經過“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筑）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550頁。】。他還指出，“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頁。】。這樣，中國才能擺脫在世界上被動的局面，也才有可能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二、規劃、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道路與方針、政策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為指導，在調查研究基本國情、總結經濟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

（一）確定新中國要發展經濟，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99頁。】。這條道路，中國走不得。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本來就很脆弱。由于它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以后的中國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繼續搞資本主義，中國的經濟就仍然不能擺脫對外國壟斷資本的依賴。這樣，中國就難免成為外國壟斷資本的加工廠和單純的廉價原料、勞動力的供應地。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的經濟是不可能迅速地發展起來的。而且，由于經濟上依賴外國，政治上就挺不直腰桿，連已經爭得的獨立也可能喪失。搞來搞去，就會搞成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附庸了。

事實上，“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中共黨史文獻選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頁。】。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促進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優越性，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來說，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是最好的選擇。

（二）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與“兩步走”的發展戰略。

應當把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目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已經提出來了。1957年3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8頁。】1959年底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1963年，他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頁。】。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任務。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確定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指示了明確的奮斗方向。

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呢？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

還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了要“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1956年，他再次確認：“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情況，要求我們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150頁。】1959年12月，周恩來在一個報告中進一步提出，我們應當“建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這包括工業、農業、財政、貿易、文教、科學、國防等各方面”【《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頁。】。他說：“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19頁。】

關于中國工業發展應當采取“兩步走”的戰略，這種比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較早見于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其中講到：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步，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347頁。】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作了完整、準確的表述。這就是：“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頁。】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

這個“兩步走”的發展戰略，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適應中國發展的實際需要，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穩固、可靠的基礎之上，從而有利于比較迅速地改變我國國民經濟長期落后的狀態；才能使中國贏得經濟上的獨立，并使中國已經贏得的政治上的獨立得到鞏固；才能有利于中國在獨立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平等的經濟往來，并且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兩步走”的戰略，到底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同時參照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大致的時間進度表，并且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對它不斷地進行校正，使之逐步地切合中國的實際。

1955年3月，毛澤東提出：“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90頁。】1956年9月，他說：“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24頁。】1957年3月，他說：“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他還講到，“要一百年，我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進行艱苦奮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們現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給我們的很少。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他個幾十年”。【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48頁。】對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強盛，對于中國人民及其子孫后代的幸福，毛澤東寄托著熱烈的希望和殷切的期盼。

誠然，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比較順利，我們對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估計一度變得過分樂觀。在“大躍進”運動遭到挫折后，毛澤東等開始重新冷靜地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問題。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馬利談話時說：“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1頁。】

（三）制定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各種關系的方針。

首先，論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40—241頁。】他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

1959年7月，毛澤東提出了要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思想。1959年底、1960年初，他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將“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思想，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其次，主張“兩條腿走路”，即實行一系列“同時并舉”的方針。這里所說的“兩條腿走路”，包括實行中央和地方企業同時并舉，大、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并舉，等等。毛澤東是根據我國人口眾多、技術落后這個國情，為了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才提出這個方針的。

再次，提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和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的思想。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曾經說過：“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綜合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沒有兼顧。整個經濟工作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頁。】所以，他認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2頁。】。為此，首先要制定粗線條的計劃，主要規劃一定時期內經濟社會發展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和所應遵循的基本路徑，主要部門、主要方面的大致的比例關系，以及相關的主要政策。這種粗線條的計劃并不排斥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可以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和靈活性。

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必須是同發展商品經濟相聯系的；必須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6頁。】。而只要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必然存在并起作用。毛澤東認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頁。】。提倡發展商品生產，并不意味著商品生產沒有消極方面。毛澤東說過：“有就限制它嘛！”【《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5頁。】

最后，提出按照統籌兼顧的方針，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毛澤東指出：“這是一個戰略方針。”【《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87頁。】“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7—228頁。】

為此，第一，要正確處理生活資料的生產與人自身的生產的關系。毛澤東認為：“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8頁。】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辦法是發展生產，同時也有必要實行計劃生育，逐步克服人類在自身生產方面的盲目性。周恩來曾在1969年3月全國計劃座談會上說過：“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訂‘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訂‘三五’計劃的時候。”【鄧力群主編《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頁。】第二，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毛澤東指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頁。】。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國家和集體必須保持適當的積累，并使之隨著生產的發展逐年有所增加。同時，必須在生產增長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的個人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必須在進行生產建設的同時，注意搞好市政建設和服務性設施的建設；必須注意提高社會消費，搞好社會集體福利事業。第三，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毛澤東提出：“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加強經濟建設。”【《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頁。】因為“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頁。】。第四，要平衡經濟布局與合理配置資源，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毛澤東指出：“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同時，我們對“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頁。】

（四）闡明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與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

我們的經濟建設，應當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80頁。】，這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方針。

在經濟建設中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這就是說：第一，應當主要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什么都靠別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氣，有干勁。”【《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38頁。】第二，必須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中國獨立發展的物質基礎。第三，要靠自己的努力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29頁。】第四，發展經濟，應當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著力滿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只能起輔助作用，主要靠國內市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41頁。】第五，必須獨立自主地確定經濟建設的目標、任務和方針、政策。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并不是不要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聯系，走閉關鎖國、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澤東明確地講過：“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1頁。】

毛澤東關于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主張，主要包括：第一，要發展對外貿易，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第二，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分析地借鑒外國發展經濟的經驗。他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方針，要求“世界各國，什么地方有好東西，統統學來”。【參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頁。】“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43頁。】第三，主張有條件地利用國外的資金。第四，還要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毛澤東指出：“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1頁。】

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既不是對蘇聯、美國等外國經驗的照抄照搬，也不是個人苦思冥想的產物，它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面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他說過，我到井岡山，第一仗就是打的敗仗。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頁。】這個第一仗，指的是1958年開始的大煉鋼鐵等。但是，他注意從挫折和失敗中總結教訓，提出新的思路，以推動建設事業繼續前進。

三、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性巨大進展

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推進中國經濟建設的宏偉事業，堅持不懈地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奮斗，積累了多方面的豐富經驗，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誠然，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歷過兩次嚴重挫折。但是整個說來，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依靠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志、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后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9頁。】由于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

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我國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信、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布局。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我們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才能自豪地宣布：“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盡管經過了兩次大的起伏，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從總體上來看是相當快的。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

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年產13.52萬輛。

從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第三，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說，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這確實又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

衛生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1949年全國擁有醫院2600家，到1976年發展到6.3萬家，其中縣以上醫院7952家。20世紀50年代后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這個時期，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預期壽命隨之顯著延長，1949年僅為35歲，1975年提高到了63.8歲。中國人不再被譏笑為“東亞病夫”了。

事實表明，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對此，一些外國人士也不否認。比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余飄主編：《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頁。】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第十版里也說：關于中國的基本事實是，“它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并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并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并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1998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誕辰105周年當天，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談話中，充分肯定了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中國的改革后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政策。”【參見《參考要聞》1998年12月27日。】這些評論，是合乎實際的。

鄧小平在1979年明確地講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這些進步，是在毛澤東和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體現。

（作者沙健孫：北京大學原副校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教授）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