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毛澤東戰爭理論對實現民族復興偉大事業的重大價值

陳相靈

近代以來，中國經受了無數次外敵的侵略。每次戰敗，都以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告終結。今天，中國已踏上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前進道路上雖然有無數的艱難險阻，但戰爭的威脅不可忽視。建國以來毛澤東關于戰爭的一系列論述，揭示了和平與發展時期戰爭的本質和戰爭與和平的轉化規律，概括總結了應對局部戰爭的策略和科學決策的一般原則。它對于我們應對新的安全危機和打贏信息化戰爭，有重大理論指導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從民族獨立到民族復興，我們要認識到戰爭依然是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戰爭是民族走向獨立的重要手段。抗日戰爭爆發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了對日戰爭宣言，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通過戰爭，中國人民打破了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奴役中國的美夢。在歷次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各族人民，浴血奮戰，終于使中國人民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雙重壓迫，取得了民族獨立偉大斗爭的最后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盼來了期待已久的和平，但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毛澤東指出：“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的顛覆活動一刻也未停止。經過朝鮮戰爭的較量，西方陣營看到顛覆新中國的目標難以實現，便改變了策略。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由“畏戰爭、畏革命，想要維持現狀”，而這個現狀，正是他們絕對優勢的地位，但是“如果出現革命，那是不合所謂和平的，應當立即以戰爭去撲滅。如果出現戰爭，也是一樣。”【《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臺灣問題原本是中國的內政，但美國企圖制造兩個中國，派兵駐守臺灣，阻撓中國的統一，目的就在于想維持現狀。如果中國堅持統一臺灣，必然要遭其反對甚至戰爭。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成為一種必然。因此，毛澤東說：“我們在金門打了炮，實際上并不是戰爭。我們并不想一下子把臺灣等地拿下來，可以把它們放在蔣介石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沒有關系。”【《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頁。】而這一切，顯然與美國的干涉有關，美國想維持現狀保持自己的優勢，自然把臺灣作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并以此牽制新中國發展壯大的進程。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大陸對臺灣的一舉一動，都會緊緊地牽動美國的神經。特別是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這一下使美國很緊張，轉不過腦子來，把地中海的第六艦隊，在舊金山、日本、菲律賓的艦只和飛機，都往臺灣海峽調遣。”【《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頁。】當美國發現，海峽兩岸的對峙是可控的，才漸漸退兵。這恰恰說明和平中有戰爭，戰爭中有和平，政治目標決定了戰爭與和平的轉化狀態。

今天，民族復興遇到的威脅之一依然是霸權主義。1999年5月美軍轟炸我大使館，2001年4月美偵察機制造了中美撞擊事件，這一切都表明國家安全環境在當時的情況下正一步步惡化。2001年“9·11”事件，迫使美軍戰略的重心轉向反恐，這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十年難得的機遇期。今天，隨著奧巴馬政府戰略收縮和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中國的周邊環境又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局面。特別是圍繞釣魚島和南海維權斗爭，我與對峙國擦槍走火的幾率增大。顯然，改善周邊環境，和平解決海洋利益爭端的努力必須以軍事斗爭為基點，只有通過有力有節的實力較量，才能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過程中爭取到主動。把握兩個和平之間的戰爭現象，是我們認識今天安全環境的基本視角。

二、戰爭或有限沖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待戰爭“只要認識透了就不害怕戰爭”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華奉行不承認政策，極端孤立和排斥新中國。戰爭的陰云密布祖國大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失利后，它們并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依然把戰爭作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的手段。1961年，越南內戰爆發，美國以種種借口卷入其中，支持南越政府軍。1964年，美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戰火延燒到包括北部灣和海南島在內的中國南部地區。對中國形成了巨大的軍事壓力。1960年，蘇聯片面撤走在華全部專家，并在新疆挑起邊境沖突事件，中蘇關系惡化。從1959年到1962年，印度軍隊不斷在中印邊界挑起事端，戰爭的威脅一步步加深。如何看待即將爆發的戰爭，毛澤東指出，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也沒有用。你越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如何對待戰爭，毛澤東認為要堅持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當然，我說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說可以睡大覺，而是說要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斗爭的基礎是進行戰爭準備。而這時的戰爭準備與過去又完全不同。從土地革命到解放戰爭，戰爭準備主要是解決糧食和武器。糧食供給依靠老區，裝備供給除了從敵人那里繳獲外，自力更生也能基本得到滿足。朝鮮戰爭爆發后，先進的武器裝備主要靠蘇聯提供。進入20世紀60年代，所有的軍事外援中斷，戰爭準備既包括大量先進武器的制造，也包括如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免遭損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黨決定在西北西南等緩沖地帶搞三線建設，建設戰略大后方。黨的工作重點也從保障“吃穿用”轉向確保國家安全的方向上來。當時，也有人提出，如果敵人不來，搞三線建設不是浪費嗎？毛澤東指出：“那不對，（三線建設）一定要搞。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敵人來子，總要打掉一些壇壇罐罐。”“把一切都準備好，準備好了，敵人要來也好辦。”【《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頁。】毛澤東要求以充分的準備，來換取盡可能少地損失壇壇罐罐，并以此作為戰略反擊的資本，這正是三線建設的根本動因。此外，新中國在尖端武器的研制上，也一步步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壟斷。正因為有長期的戰爭準備，中國人民解放軍才具備了應對現代戰爭的能力。我們不僅在抗美援越、中印邊境反擊戰和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取得了勝利，而且從根本上遏制了外敵入侵中國的圖謀。

今天，戰略環境的根本性改善，才使我黨工作重心重新轉入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中去。但圍繞反臺獨和海洋權益的斗爭，各種危機與沖突時隱時現，中日在東海必有一戰的擔憂也非空穴來風。每次危機出現，社會上喊打的呼聲不絕于耳，但什么時間爆發沖突，卻有很多偶然性。在無法預測戰爭的情況下，又沒有充分準備，不僅心里沒底，而且還會影響到中心工作；同時，如果打敗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將會付之東流。這些年來，正因為我們有應對危機沖突的準備，有維護國家海洋利益的決心，才能在當前與日、與越菲等國對抗中，有政治和軍事兩手應對的資本。

在今天，軍事斗爭是和平時期戰爭手段運用的一種特有形式。除了不害怕戰爭、認真做好戰爭準備外，敢于斗爭，也是爭取和平的重要手段。毛澤東曾用邊緣戰爭來說明軍事斗爭的藝術和敢于斗爭的重大價值。他指出，這種方法是從美國人那里學來的。1956年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提出，美國不怕走到戰爭邊緣，但要學會走到戰爭邊緣，又不卷入戰爭的必要藝術。毛澤東指出：“他的‘戰爭邊緣政策’是對著我們的，我們也用‘戰爭邊緣政策’對付他們。”20世紀50年代我與國民黨在臺海對峙的過程中，“美國的軍艦距離在我們炮彈射程之內的海島只有三海里，他們在戰爭邊緣，我們也在戰爭的邊緣。”最終，“我們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敢動。”【《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這種戰爭邊緣的控制藝術，其背后是以接觸性軍事打擊為后盾。今天，美軍依然重視戰爭邊緣手段的運用，非常態的聯合軍演和航母的快速部署，是其營造戰爭邊緣態勢的重要籌碼。而應對戰爭邊緣的挑戰，依然要靠實力。因此，在當前除了發揮反艦導彈的強大威懾外，多層次、多梯次的體系打擊能力，是走進戰爭邊緣的資本，這種和平時期的斗爭狀態，是大國走向復興最低程度的戰略阻力。

從不害怕戰爭到敢于走進戰爭邊緣，反映了毛澤東駕馭戰爭的革命膽略和高超藝術。它為我們消除戰爭和沖突的威脅，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南和方法論。

三、在當代，如何應對危機、沖突，兩個“極大”依然是戰略決策的重要原則

從古到今，慎戰是中國兵學的傳統思想。但慎戰并非慎而不戰，孫子的“非利不動”【《孫子兵法·火攻篇》。】就體現了利益優先的決策原則。毛澤東戰爭決策思想，也充分體現了這點。毛澤東在決策朝鮮戰爭是否出兵這一重大問題時，提出了兩個“極大”的決策原則：“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頁。】當時，雖然參戰對新中國來說困難重重，但參戰“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且這個利，是建立在長遠的戰略構想之上，“那時候，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還是決定了。你不幫助，怎么辦啊？不僅你們（朝鮮）沒有發言權，我們也沒有發言權了。”發言權，實際是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權，有了控制權，才有利于維護東北亞安全，有利于新中國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打進去，沒打贏，撤退回來，美國人占領了鴨綠江以東，我們總還可以進去，占領鴨綠江以東，“你如果按兵不動，以后就沒有理由了。”【《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頁。】朝鮮半島，將永遠成為美國人控制的半島，并把槍口直接對準我們。同時，我們當時也有打贏的客觀條件，毛澤東為摸清美軍戰斗力特點，曾詢問跟隨朝鮮人民軍到過南朝鮮的戰地記者：“究竟美國的炮火和空軍殺傷力哪個大？”記者回答說，“主要殺傷力還不是空軍，還是陸軍。”毛澤東證實這點后才說：“這樣就好辦了，因為我們沒有空軍，有的只是陸軍”【《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頁。】陸軍對陸軍這恰恰是我們敢打的資本，有這樣的條件，參戰無疑利益極大。相反，不參戰，“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頁。】這正是不出兵危害極大的根本所在。實踐也證明出兵朝鮮的決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長久的戰略價值。

毛澤東“兩個極大”的決策原則，并非一時一地的結論，它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新中國成立后，印度一直對中國存有揶揄之心。印度政府策動和支持的西藏農奴主叛亂遭到失敗后，把矛頭指向中印邊境。尼赫魯采取步步升級的戰爭策略，不斷蠶食中國領土。當時美國稱印度是西方式民主與自由的堡壘，蘇聯也試圖將印度拉近東方社會主義的陣營。印度把自己看作反華的急先鋒和南亞的霸主，認為用戰爭手段解決邊界爭端，不僅能得到美蘇的支持，而且就擒孤立無援、正受自然災害困擾的中國，是一個極佳的機會。對于印度政府不斷用戰爭挑釁中國的罪惡行徑，中國政府從政治、外交上進行了堅決反擊。由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對我不利，毛澤東指出，印度軍隊打到我們這邊來，而我不能去，這其中有一點怕鬼的味道。后來大家向毛澤東反映，實在要打，印度欺負我們很厲害，而毛澤東卻說，就讓它欺負，無論如何不要打。后來毛澤東看到不打不行了，才下定決心：“打就打嘛，你整了我們三年嘛。”【《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頁。】從1959年到1962年，印度不斷在我邊境滋事襲擾。印度政府在錯估形勢的情況下，終于嘗到了失敗的苦果。我們的政治目標，是教訓對方，促使其走到談判桌傍。這一仗，雖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領土爭端，但卻打出了30多年的和平。由此可見，中印邊境反擊戰，打，利益極大，不打危害極大。

今天，國內仍有臺獨勢力的潛在威脅，國外不管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勢力，還是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挑戰我海洋和陸地主權的敵對勢力，他們會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斷變換對策，干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特別是當他們看到中國崛起的進程不可逆轉時，感到在未來與我利益爭奪會更加不利，因而趁美國重返亞太，頻頻出招，挑戰我國家利益的底線。應對這些危機與挑戰，我們要用好戰爭的最后手段，既要堅持慎戰，敢于斗爭，通過外交等和平手段解決領土爭端，又要從兩個“極大”的原則出發，隨時做好以戰爭手段解決危機的準備。因為，不放棄武力解決爭端，不僅在沖突來臨時能搶占先機，一旦取得沖突的勝利，會對敵產生巨大的震懾。毛澤東指出，胡志明在中國的支持下打敗了法國，中國不但沒有得罪法國政府，法國反而還承認了中國。“現在法國人在教訓美國人，叫美國接受法國的教訓，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美國大概會接受法國的教訓，已經打了三年打不贏，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頁。】這種結果恰恰是在談判桌上難以獲取的，因為敵人總抱有僥幸心理。相反，不立足于打，國家主權一旦受損，將給子孫后代帶來無窮的隱患。在用兵利益極大，不用兵危害極大的前提下，打贏有限局部戰爭，是實現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即使打不贏，還留有再爭奪的空間，否則，眼見對方蠶食我領土而無動于衷，將永久喪失再戰的理由。

中國革命戰爭和建國后幾次局部戰爭的勝利，使中國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為中國的發展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安全基礎。可以說，過去無論是裝備還是人民對戰爭的支持能力，都與今天的物質基礎相差甚遠。因此，今天我們更有責任和信念，去迎接戰爭的嚴峻挑戰，這也是崛起中的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實現民族復興偉大事業可預見的障礙。毛澤東建國以來的戰爭理論，不僅為我們應對戰爭威脅提供了方法論，而且為我們進行戰爭準備，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提供了思想武器。事實上，無論是今天潛在的海洋沖突還是中印邊境沖突，依然是歷史遺留問題的延續，這恰恰是毛澤東戰爭理論在今天的重大指導價值所在。

（作者陳相靈：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