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毛澤東戰爭準備戰略思想探析

宋孝和　李　民

戰爭準備就是為實施戰爭而進行的各種準備。充分的戰爭準備有助于懾止戰爭，一旦戰爭爆發則是打贏戰爭的前提和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作為我軍的最高統帥，歷來高度重視戰爭準備問題，強調在科學判斷戰爭威脅的基礎上，力求精神和物質上都充分做好準備，做到“常備不懈”，從最困難最壞的估計出發，立足于對付強敵，做好真打的準備，從而對敵人形成強大的威懾，遏制戰爭的爆發。毛澤東戰爭準備戰略思想對于當前我軍做好軍事斗爭準備工作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建國后毛澤東戰爭準備戰略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準確分析安全形勢，清醒判斷戰爭威脅，把真打實備戰略目標建立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戰爭的預測和判斷經歷了從50年代中期“估計戰爭短期內打不起來”到60年代中期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歷史過程。

從1950年初到1956年，毛澤東提出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50年代，中國的外部形勢一直不容樂觀。但毛澤東并不認為，針對中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世界戰爭就一定會爆發。他說：“美國如果竟敢在此時爆發世界戰爭，則其失敗將更徹底，因為現在美國的軍事準備尚未完成，而和平陣營勢力則大于美英勢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頁。】當美蘇兩國轉入冷戰時，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的說法甚囂塵上。毛澤東經過一段時間的冷靜觀察，得出的結論與上述說法大相徑庭。朝鮮停戰后，特別是萬隆會議和日內瓦會議的成功召開，世界和平與合作力量的影響逐步增強，使帝國主義不敢輕易動武。1955年底和1956年初，毛澤東和中央感到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新的侵華戰爭或世界大戰短時間內打不起來，可能出現10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的和平時期。

1957年至1963年，毛澤東提出“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個可能性”。1957年，毛澤東提出一個戰略口號，叫“東風壓倒西風”，意思是世界上社會主義與和平力量超過了資本主義和戰爭力量。從1958年炮擊金門時美國的立場，毛澤東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即美國人怕打仗。他說：美國人怕打仗，我們也怕打仗，“這樣，雙方都怕，但是他們怕我們比較多一點，因此戰爭是打不起來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頁。】。從60年代初期到中期，國際形勢和中國周邊環境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國際上形成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反動派的反華大合唱。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于1962年確定要“備戰整軍”。1963年9月，毛澤東在對《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的修改中加寫道：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

從1964年至1976年，毛澤東提出世界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1964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一項批示中指出：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1965年，在談到三線建設時，他說，戰爭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不一定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你沒有建設起來就打，也可能你建設起來了它又不打。所以我們要有兩手準備。60年代末，中蘇之間發生邊境武裝沖突后，毛澤東對戰爭的預測和判斷全面轉到要準備打仗上來，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從最壞的估計出發，樹立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想，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1974年春，毛澤東在與外國貴賓的談話中說：準備打仗！準備美蘇在世界上鬧事。絕不相信永久和平，或者說所謂一代人的和平。

從20世紀50年代，偏重于戰爭不會爆發，大戰打不起來，到60年代特別是60年代中期后，偏重于戰爭有可能打起來，直到后來的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是國際形勢發展的必然選擇，是一個一百多年以來任人欺凌的國度對巨大的外來壓力的本能的反應。應該說，毛澤東對戰爭形勢的預測和判斷，是準確的、客觀的，體現了一個戰略家透視國際風云的洞察力。正是這種對戰爭的充分估計，準確確定了真打實備的目標，進行了充分的準備，才懾止了針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

（二）反復強調戰爭危險是客觀存在，必須做到常備不懈，時刻準備打仗

毛澤東認為，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它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

帝國主義侵略和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客觀存在。朝鮮戰爭結束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際上，一方面是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日益強大，世界人民和平運動日益發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浪潮日益高漲，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失敗，繼續執行其擴軍備戰的政策，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在中國周邊建立軍事基地，加緊拼湊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毛澤東認為，國際局勢發展趨向緩和，雖然帝國主義侵略和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客觀存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雖然出現了緩和的趨勢，但中共中央、毛澤東從未完全排除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從而引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兩種領導方法》一文中再次談到：“要準備對付突然襲擊……我們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國主義突然襲擊可能提早到來這一點上。”1957年11月，毛澤東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又重申了這一觀點。他說：“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涂，這就要損失人。”

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它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戰爭是敵對雙方主客觀綜合力量的競賽。只有長期的充分的準備，才能發展壯大軍事實力，逐步變劣勢為優勢，最后打贏戰爭。在打與不打的問題上，要慎用武力，首先力爭不打，積極運用威懾手段，盡一切可能遏制住戰爭；遇到情況時，能夠用政治、外交、經濟手段解決的問題，就不運用軍事手段；需要運用軍事手段時，在維護祖國統一和主權不受侵犯和損害的前提下，應堅持能和不戰、寧小勿大。毛澤東講“準備沒有壞處”，不僅是指充分的戰爭準備能夠保證打贏戰爭的方面，也包含準備好了有可能防止和遏制戰爭的方面。遏制戰爭是以威止戰，不戰而勝；打贏戰爭是戰而勝之，以戰止戰。建國后，毛澤東主張戰爭準備工作要常備不懈，反復教育人民要準備打仗，并發動全國性的備戰備荒運動，實際上起到了遏制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威懾作用，同時也向敵對國家展示我們準備打仗的決心和人民戰爭的威勢，迫使侵略者不敢把手放到對我國發動戰爭的機器“按鈕”上。他反復強調，我們必須認真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為此，我們必須努力建設，使我們的國力強大起來。只有國力強大了，人家才不會瞧不起，帝國主義才不敢經常威脅我們。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和平時期，把建設搞起來，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從毛澤東領導建國后重大軍事行動的實踐來看，打贏戰爭是為了制止戰爭的升級，最終目的是遏制戰爭。

（三）對戰爭諸要素都要準備，在精神和物質上形成綜合優勢，壓倒武器裝備先進的敵人

新中國成立后，為防止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我國的可能入侵，毛澤東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努力，進行了真打的各種準備。

大小三線和大規模國防工程建設。面對日益緊張的戰爭形勢，毛澤東1960年就提出，全國要搞大后方，每個大區要搞大后方，每個省也要搞自己的大后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60年代中期以后，全國廣泛開展了大、小三線建設。大三線為國家總后方，小三線為各省或大區的后方。國家“三五”建設計劃明確規定1965年建設的指導思想是爭取時間，大力建設戰略后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要集中力量建設三線。要采取多快好省的辦法，在我國縱深地區建立起一個工農結合的，為國防和工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后方基地。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戰爭形勢更加嚴峻。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示，我軍加強主要方向和重點地區的設防工程建設，并使設防工程與人民防空、城市防衛工程相結合。到70年代中期，設防陣地工程已初具規模，在東南沿海和三北方向構筑了堅固陣地筑城體系，基本建立起防御敵人突然襲擊、長驅直入的綿亙的戰場工程體系，形成了能打、能藏、能生活的配套齊全的國防工程系統。這一國防工程體系在工程類型上，既有邊海防陣地工程、大型指揮防護工程，又有海、空軍防護工程和基地洞庫等特種工程，既有縱橫交錯的機動工程，又有與各類工程相配套的偽裝工程；在工程布局上，沿國境、海防線和各戰略要地，重要方向的堅守要點和各主要設防島嶼都周密地部署了戰場工程，以黨中央、中央軍委為核心，連接各大軍區，省、市、自治區的指揮工程體系已經形成，同時我國各大中城市普遍修建了人防工程，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工程體系，有力地懾止了針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

研制“兩彈一星”。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我周圍建立了若干個軍事基地，部署了大量能攜帶核彈的戰略轟炸機和導彈，對我構成了嚴重的核威脅。為打破核威脅，防止核戰爭，毛澤東一面告訴人們，核武器也是“紙老虎”，一面指示必須盡快造出原子彈。他還指示造氫彈等其它一些尖端武器。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我國僅用了8年多時間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研制出了核武器，并逐步組建以核武器為主要作戰裝備的戰略導彈部隊，之后又形成了包括地地導彈、潛地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等為主的核軍事力量體系，具備了較強的報復反擊實戰能力，有效地打破了核大國的壟斷和訛詐，增強了我整體防御能力，對維護世界和平，制止核戰爭的爆發，保衛國家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做好精神準備。精神準備是戰爭準備的思想基礎和重要內容。毛澤東重視物質因素在戰爭中的基礎作用，同時也非常重視精神因素的能動和主導作用，并認為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主觀的努力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早在1937年，他就提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頁。】建國后，毛澤東更加注重做好戰爭的精神準備。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時指出：“帝國主義勢力還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強調以劣勢裝備去戰勝優勢裝備之敵，其法寶之一，就是靠這種戰爭力量中的精神因素的動員和準備。這種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覺的階級覺悟基礎之上的，是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的。它包括發揚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勇于為革命獻身的自我犧牲精神，具有堅貞不屈的崇高革命氣節，不畏艱苦，不怕困難的堅強意志等。實踐證明，它是我軍在歷次革命戰爭中戰勝國內外敵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四）從最困難最壞的估計出發，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從最困難最壞的情況著眼做準備，爭取好的結果，是毛澤東戰爭準備的一個重要思想。這是毛澤東對戰爭準備在質量上的要求，即戰爭的各種準備要周密扎實、一絲不茍，要立足于對付強敵和最不利的局面。也就是說，要從最困難的情況著想，從最壞的估計出發。

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1957年初，毛澤東強調指出，要準備對付突然襲擊。世界上有帝國主義存在，就有那么一些瘋子，他們會不顧人民的反對，硬把戰爭強加在人民的頭上，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這種可能性。我們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國主義突然襲擊可能提早到來這一點上。進入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轉趨復雜化，毛澤東要求不僅要為應付世界大戰做準備，而且要早做準備，要準備敵人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根據毛澤東的有關指示，1964年11月4日，中央軍委在關于貫徹軍委辦公會議第七次擴大會議精神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戰備工作，必須從最困難、最復雜的情況出發，多準備幾手。要以臨戰的姿態，立即行動起來，認真加強戰備工作。1965年7月，中共中央轉發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民兵工作會議紀要》中又進一步提出，我們必須高度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以臨戰姿態，加緊做好戰爭準備，立足于打，準備早打、大打，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敵人把核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同年制訂的我國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特別突出了戰備工作的重要地位。根據“三五”計劃總的精神，1966年1月24日，總政治部在一項指示中提出，我們一定要從最困難處著想，要準備美帝國主義可能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打各種戰爭，要準備美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勾結一起來打我們。一定要從思想上、物質上、政治上，加緊做好戰備，把我們全部工作的立腳點都放在“打”字上。只有從最困難最壞的估計出發，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我們就不怕來自任何方面的軍事挑釁和武力威脅。毛澤東之所以反復強調要從最壞的可能性想問題、做準備，可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從客觀情況來看，我黨、我軍從誕生那天起，就面臨強大敵人的“圍剿”與攻擊，中國革命武裝都以弱小的力量對居絕對優勢的強敵作戰。在這樣情況下，能否充分準備，慎重作戰，就成為不僅決定每一場戰爭的命運，也決定著整個中國革命戰爭命運的大問題。二是從毛澤東的思維邏輯看，要把困難想夠，把可能遇到的困難想夠想透，充其量最大的困難有多大。根據存在的困難，想出如何對付這些困難，“如果準備了充其量的困難，準備了十分的困難，它只來了七、八分，克服它就有把握，更主動了。”【《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頁。】新中國自誕生以后，長期受到國際敵對勢力的包圍、封鎖，甚至武力恫嚇，當我們致力于和平建設時，戰爭的威脅一刻也沒有遠離我們，我們不得不對可能的戰爭保持高度的警惕。從最困難最壞的估計出發，立足于對付強敵和出現最不利的局面，做好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也可能不得不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進行防衛作戰，懾止更大規模的戰爭。我黨不僅在戰爭指導上立足于應付最不利的局面，而且在謀劃國防和軍隊建設時也立足于出現最不利的局面。正是基于從困難和最壞的估計出發，做好了威懾轉為實戰的準備，而且在實戰中實施了正確的戰略指導，才取得了實戰的勝利。

二、毛澤東戰爭準備戰略思想對新形勢下做好戰備工作的啟示

（一）戰爭準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保障，須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思考謀劃

戰爭準備是為滿足國家安全需求而實施的重要社會實踐，始終是國家戰略制定的重要內容。在當今社會，不論是超級大國，還是發達國家，或是弱小國家，再或是永久中立國，都把整軍備戰作為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以保持國家安全的永續性和可靠性。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這樣，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它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1970年7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部長楊·約尼查時的講話。】堅持從國家戰略的全局統籌戰備，就要求從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協調國家安全與發展、國家當前安全與永續安全、戰備工作與其他工作的關系謀劃和指導戰備工作。一方面，要強調常備不懈，牢牢把握戰備的長期性特點，堅持把工作做在平時，另一方面，戰爭準備工作是個特殊而龐大的復雜系統工程，涉及到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需要建立完善的戰備體制、運行機制和法規制度保障。只有從國家戰略全局的高度，加強統一領導，實行統籌規劃，嚴密組織協調，才能全面做好戰備工作。就當前來說，我國所面臨的安全形勢具有復雜性、嚴峻性的特點，傳統威脅和非傳統威脅交織并存，其傳導性、互動性逐步增強，破壞力也非常大，必須站在國家安全和發展的戰略高度，科學籌劃、扎實推進戰備工作，為獲得最佳的安全和發展效益提供堅強支撐。

（二）軍事力量是戰爭準備的主體，必須不斷提高軍隊的戰備能力和水平

近幾場局部戰爭清晰地表明，軍事力量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過程中，仍然起著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軍事力量是戰備工作的主要承載，其戰備意識的強弱，戰備水平的高低，對于國家層面的整體戰備工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歷來重視軍隊的建設，建國之初，他就強調，要把建設強大的國防軍作為兩件大事之一【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頁。】。為此，要按照習主席“能打仗，打勝仗”的要求，始終把握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聚焦提升核心軍事能力，要在以下兩個方面下工夫：一是緊貼形勢任務抓實戰備教育，著力增強官兵隨時準備打仗的使命感緊迫感。要通過職能使命、形勢任務、戰斗精神教育，不斷強化帶兵打仗、當兵打仗、任期內打仗、立足現有武器裝備打仗的思想，增強官兵犧牲奉獻的精神和過硬的心理素質，時刻保持思想上“箭在弦上、引而待發”的臨戰狀態。二是緊跟形勢發展加強戰備建設，整體提高部隊戰備工作水平。要把信息技術滲入到戰備建設的方方面面，以信息化建設的高質量保證戰備建設高效益；要緊密著眼體系作戰能力建設，統籌規劃各方面的力量資源，采用工程化思路，加強戰略管理，努力實現體系功能的逐級形成和綜合作戰效能的最大化；要區分類型搞好戰備建設，根據各部隊擔負任務實際，分類明確戰備建設內容和標準，確保建設效益最大化；要圍繞作戰任務搞好戰備演練，在演練的針對性、實戰化、實案化上謀突破、求提高，加快提升部隊遂行多樣化、多方向任務的能力。

（三）人民是戰爭制勝的力量源泉，須全面科學地堅持發展人民戰爭思想

1956年，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指出：“力量小的，同人民聯系的，強；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頁。】他認為，國防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而是一種社會行為，只有當國防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自覺自愿行動的時候，國防才真正強大有力，國家的安全才真正有保障。歷史反復證明，人民戰爭是我黨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是我們的立軍之本、立國之本，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當前，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戰爭形態和手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既對人民戰爭提出了嚴峻挑戰，也給人民戰爭注入了新的生機活力。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緊密結合時代特點和信息化戰爭的特點，全面科學地貫徹人民戰爭思想，自覺地、創造性地將其運用于和平時期國防建設，堅定地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設強大國防，切實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做好充分的準備。

（作者宋孝和：解放軍工程兵學院指揮系副主任，副教授；李民：解放軍工程兵學院教研室副主任，講師）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