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改造

李慶云

毛澤東作為20世紀中國的文化偉人，畢生致力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和進步。他的一生，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也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文化發展實際相結合，把握文化發展的規律，緊扣時代脈搏，積極創新，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中國文化的發展解決了走向問題，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開辟了道路。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緬懷偉人毛澤東，而其作為文化偉人在中國文化發展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其對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所作出的具有奠基意義的貢獻，更是值得回顧和總結。

一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嘗試著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馬克思主義改造。

毛澤東在實踐中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馬克思主義改造的第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是1921年到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他的世界觀發生了很大轉變，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和思想方法論成了他批判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基礎。這時正統儒家的思想傳統，在毛澤東心目中已經失掉了權威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全盤拋棄。在實踐探索中，毛澤東非常重視中國革命實踐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對中國民眾心態的影響。1926年他在廣州農講所時曾經談到，洪秀全當年起兵時，就是因為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這是不迎合中國民眾心理的，因而被曾國藩利用這點撲滅了他。這里，毛澤東表達了一種思想意識，就是在中國進行革命實踐，一定要注意到傳統文化對民眾心理的影響，即便是某種不具有積極意義的文化傳統，也不能不顧實際，盲目地否定和拋棄。在一些特定的時期，甚至還要在某種程度上借助于傳統來迎合深深積淀著傳統文化的民眾心理，以便更好地發動民眾投身革命事業。

從1937年到解放前夕，是毛澤東在理論上科學總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歷史經驗教訓、進行馬克思主義改造的另一重要時期。毛澤東的一系列著作不僅從哲學上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融合的方法論原則，而且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提到了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這表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在毛澤東身上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境界。立足于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毛澤東一方面繼承新文化運動精神，堅決否定了“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頁。】的反動文化取向；另一方面，又明確批判了全盤西化的文化主張，強調“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在1940年2月5日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批評了有人認為中國歷來就沒有自然科學的錯誤觀點，指出中國自有人類生活以來都要吃飯，要吃飯就要進行生產，就有自然科學的萌芽，后來并逐漸發達。不過過去是沒有把自然科學發展成一個體系而已。基于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提出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應當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指出了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這種實事求是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應當是我們一直堅持的。

從解放初到1956年“八大”前后，是毛澤東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圍繞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問題，在實踐和理論上探索、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改造的重要歷史時期。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的種種文化思潮，包括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新儒學思潮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從方法論原則來看，他的基本文化取向、文化觀念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他所堅持的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方向并沒有割斷同傳統文化的歷史聯系。毛澤東始終強調，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不能割斷同民族文化精神的內在聯系。他指出：“歷史總是要重視的。……我們歷史久，也有它的好處。把老傳統丟掉，人家會說是賣國，要砍也砍不斷，沒有辦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針對那種認為古代文化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僵化體系的觀點，毛澤東多次指出，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優良文化的，相信外國的東西，搞久了便成為中國的了。并以唐代文化的發展為例來論證這一觀點。他同時還提出了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具有鮮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必須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思想原則，“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并提出了研究民族文化自身發展的獨特規律的任務。

遺憾的是，毛澤東在晚年，由于錯誤地估計了上層建筑領域中階級斗爭的形勢，而提出“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理論和做法，這就背離了他的一些正確思想，導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二

中國傳統文化經世致用的學術品格早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經體現出來。在進行馬克思主義改造的進程中，毛澤東將這種經世致用的學術品格改造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特的中國氣質。一個典型的例子，“實事求是”。

孔子主張求學要“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述而》），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在他的講學和實地考察中，孔子也每事必親問。至漢代，許多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和哲學家，他們在治學思想和方法上也都堅持“經世致用”的學風。他們在社會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上取得的豐碩成果，是和他們在治學思想和方法上的“求實”精神分不開的。到了明末清初，這種在學風上重視“求實”的優秀傳統又得以發揚光大。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實際上就是思想界的有識之士進行歷史反思的成果。到了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這種“實學”思潮又被繼承和發揚。這一時期涌現的一批早期啟蒙學者們，都提倡和重視“經世致用”的學風。

從詞源上考察，“實事求是”一語，源出于東漢班固所著《漢書·河間獻王傳》。班固稱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劉德熱衷于搜集“古文先秦舊書”，得到不少“經傳說記”的真本。班固贊揚他在古書搜集中的求實精神。唐代學者顏師古對此作注時，把“實事求是”注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顏注中所謂“務得事實”，是指劉德搜集古籍，務必考證翔實；“每求真是”，意思是力求得到真本（正本）。近代梁啟超在京師大學堂的章程中也提出：“本學堂以實事求是為主”。可見，這里所說的“實事求是”，是指做學問時一種求實的治學態度，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經世致用的學術品格。毛澤東深受這種求實學風的影響，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斗爭實踐中，他對“實事求是”這一成語作了根本的改造，賦予全新的涵義。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這一科學的界定，使它由學風問題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上升到思想路線的高度，并給以全新的科學的解釋，賦予其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涵義，既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價值論的有機統一，又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成為用中國語言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最簡明而準確的概括，從而鑄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特的中國氣質。

（一）實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實事求是，肯定了物質（即“實事”）及其變化發展規律（即“是”），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肯定了這個客觀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思維是對存在的反映。同時，也肯定了客觀存在是人們認識的對象和出發點，客觀事物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不然就否定了去研究（即“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會滑入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因此，實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就是要遵循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意識的根本原理，從離開人的意識而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同時，應當指出，實事求是命題在同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相一致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毛澤東所講的實事求是，把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原理具體化為方法論，并貫徹到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切活動中，使之成為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指導原則，并且，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統一的高度解決了物質與意識、存在與思維、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問題，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

（二）實事求是包含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

一切客觀存在著的事物都是多種屬性、方面和關系的統一體，同時還與周圍其他事物處在復雜的聯系和關系之中。實事求是要求人們認識事物需要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把握事物的各個方面、各個部分以及各種內部、外部聯系和關系，以達到對“實事”的全面認識，然后對“實事”進行辯證分析和思考，從中求得“是”，從而不是從現象上而是從本質上去把握事物的內部聯系，把主觀辯證法牢牢建立在客觀辯證法的基礎上。唯心主義辯證法的錯誤就在于離開了“實事”這一基石，由內心而“求”，純主觀地“求”。

“實事”不僅具有整體性，而且具有歷史性。任何客觀存在著的事物都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處在永不停息的歷史發展中，有其過去、現在和未來。所以實事求是地認識事物，就應當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對“實事”進行動態的、歷史的考察。

（三）實事求是包含了認識論的基本觀點

實事求是首先承認“實事”中有“是”，從“實事”出發，目的在于求“是”。“是”即規律，求“是”就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實事”中找到事物運動、發展的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指導人們有效地改造事物。

如果說實事求是的出發點是“實事”，落腳點是“是”，那么從出發點到落腳點，中間有一個“求”的過程。規律不會自動地反映到人的頭腦中來，只有發揮人的能動性，努力探索和研究，在“求”字上多下功夫，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規律，做到實事求是。強調認識者的尋“求”功夫，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能動反映論區別于機械唯物主義直觀反映論的一個根本標志。

承認“實事”之中包含著“是”，可以求到“是”，就堅持了物質世界及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唯物主義可知論；承認“實事”中的“是”要靠人在實踐的基礎上努力去“求”才能得到，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以及認識者及其活動所具有的能動性；承認主體要從“實事”之中去求“是”，就暗含著要用科學真理去指導實踐，體現了正確的理論對實踐活動的指導作用。這些都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本原理的充分繼承和發展。

（四）實事求是包含了價值論的基本觀點

實事求是中的“實事”，既包括客觀存在著的自然事物這樣的事實，也包括人的需要、利益、目的這樣的事實。對于認識者來說，他人的、集體的、人民群眾的需要、利益、目的，也是一個不以認識者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也需要認識者去正確地認識。只有從客觀規律和人的需要兩種“實事”出發，才可能全面地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在實際工作中，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從來都包括這兩個方面的“實際”和“實事”。毛澤東曾多次說過，我們訂方案、作計劃、辦事情、想問題，既要“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出發”，又要“從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因此，實事求是是科學性和價值性的統一。否定其科學性，就會失去客觀基礎，工作就會犯錯誤；否定其價值性，就會失去群眾基礎，也會犯錯誤。只有兩者有機結合，注重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和一切為了群眾的無產階級價值觀，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五）實事求是包含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實事求是中的實踐是包括生產實踐和處理人與人關系的社會活動以及科學實驗、教育實踐、藝術實踐等等，這就要求必須了解人類社會的生產發展規律以及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規律，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中的“實事”，是指一切客觀存在的東西，除了自然界客觀存在的東西以外，還包括社會領域一切客觀存在的東西，這同樣要求人們必須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否則就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此外，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也是認識的主體，只有到人民群眾中去調查研究，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必須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

三

在如何批判繼承中國歷史文化遺產、提高民族自信心、創造民族新文化方面，毛澤東同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與革新規律于中國，提出了“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等方法論原則，解決了文化發展中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矛盾問題，對創建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新文化、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和革新是文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縱觀人類思想文化發展史，任何民族文化都是歷史文化合乎規律的發展。因為歷史的發展是各個時代依次承遞的結果。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作為歷史發展總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它總是在前一個時期延續下來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思想材料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歷史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頁。】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發展的繼承性。但是繼承只是文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革新創造才是文化發展的最終目的。沒有革新創造，文化的發展就會停滯不前，文化因此就會失去活力而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代表現代先進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正是它的寶貴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作出了理論創新的光輝典范。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運用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和革新規律于中國文化的實際。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他首先提出“要尊重歷史”、“不能割斷歷史”。他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既然繼承性和連續性是文化發展的固有規律，而中國又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那么在中國談文化的發展，必然就要尊重歷史，不能割斷歷史，這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前提。所以，毛澤東倡導要樹立起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這種態度，“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

其次是“批判繼承”。毛澤東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指出，對歷史的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對于歷史文化遺產，要克服和糾正盲目崇拜、全盤繼承和一概否定的形式主義態度和方法，而是要進行歷史的辯證的分析，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他認為，所謂民族文化遺產，其中大部分是封建時代創造出來的。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就是反對和推翻封建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統治，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取代舊的封建文化。新文化是從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而新文化的創造不能脫離歷史文化遺產。這就決定了我們對封建時代創造出來的文化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采取無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須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對歷史文化遺產予以分析，“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就是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這是文化發展的規律。

最后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就是將本民族文化遺產中至今仍有積極意義的精華部分用來為現實服務。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處理民族文化遺產的正確的態度，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的尊重和對現實的關注，是把中國傳統文化引向現代化的橋梁。毛澤東認為，對于古人創造的文化遺產，不僅要聯系當時的實際科學地分析它的歷史價值，肯定它的歷史地位，而且還要從今天的現實情況和需要出發，研究它們今天的價值和意義，使那些有價值的、有用的東西成為新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當前的現實服務。因為繼承和借鑒的目的就是創造新文化，而借鑒和吸收歷史文化遺產中有益的成分，又是創造新文化的必要條件。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學藝術的創造與繼承民族文化遺產時他說：“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里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頁。】后來，他又總結說：“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古為今用”，不是“頌古非今”，不是引導人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人們向前看。

“推陳出新”，也是講傳統文化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但它更強調的是創新。“推陳”就是指在繼承和吸收歷史文化遺產時，揚棄那些不適合今天需要的舊東西；“出新”則是在繼承和吸收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創造出進步的新文化。“推陳出新”包括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就內容來說，是指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反動、腐朽之陳，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之新；就形式來說，是對傳統文化的舊形式加以改造，使之得到發展而具有新的形式。“推陳出新”鮮明地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這就是說，要在中國傳統的基礎上，改造舊的東西，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新東西。毛澤東還強調，象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獨樹一幟”。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是指“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

此外，在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還依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原理，并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和發展的實際，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論原則。這個原則創造性地解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發展文化和科學的問題。

（作者李慶云：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