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魯藝為例試析延安時期毛澤東的文藝思想

林曉清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為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至1945年抗戰勝利奉命遷往東北，魯藝在延安共七年半時間，是中國共產黨為培養抗戰文藝工作者而創辦的一所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其間，魯藝開辦了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系，培養學生685人，賀敬之、鄭律成、王昆、羅工柳、于藍等眾多魯藝學員后來皆成為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在文化各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魯藝以其貼近群眾的創作風格，創作了《黃河大合唱》、《南泥灣》、《白毛女》等一大批在當時膾炙人口、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作品，活躍了根據地的文化生活，充分發揮了用文化激勵抗戰的積極作用，并在中國現代文學藝術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魯藝的成立及其后的發展與毛澤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本文擬將毛澤東與魯藝的關系作一分析，并借此分析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文藝思想。

一、毛澤東與魯藝的創立

（一）魯藝創立的內外因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武力入侵中國國土的同時，對中國文化事業也進行著瘋狂的打壓與摧殘，企圖用文化侵略的手段瓦解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意志。他們在淪陷區強制推行日語教學，進行奴化教育；通過報刊雜志和文學作品鼓吹“亞洲全民協和”、“建立東亞新秩序”、“中日提攜”的論調。1937年7月日本侵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挽救中華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在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之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毛澤東對文化的地位作過這樣的闡述：“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由此可見，對社會發展而言，文化是與政治、經濟同樣重要的存在。因此，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政治上、軍事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建立文化上的統一戰線成為勢所必然。毛澤東說過：“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頁。】意即要建立廣泛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就要團結一切愿意抗日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他將知識分子這一城市小資產階級劃為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者，是統一戰線中的“進步勢力”，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應該爭取與團結的對象。他認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

1938年的延安，根據地建設日趨成熟，教育事業呈現一派蓬勃發展的氣象，抗大、陜北公學等相繼成立，然而“這里就缺少一所培養大批抗戰藝術工作干部為主要宗旨的學校”。【《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參見《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38年2月，由毛澤東和周恩來領銜，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等人聯名發出《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文中說，藝術是宣傳鼓動與發動群眾最有力的武器。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緩的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創立這藝術學院。其時，大批負有盛名的文藝家們，如文學家田間、何其芳、蕭軍、艾青，藝術家呂驥、蔡若虹、冼星海等紛紛慕名來到延安，他們的到來為魯藝的創立提供了雄厚的師資力量。而眾多愛國青年和文藝工作者在國家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懷抱對革命的向往之情和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為魯藝提供了新鮮血液。外部環境與內部準備俱已成熟，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正式成立。

（二）魯藝之名的由來

在《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中曾提到：這所學校以已故的中國最大的文豪魯迅先生為名，這不僅是為了紀念我們這位偉大的導師，并且表示我們要向著他所開辟的道路大踏步前進。

毛澤東對魯迅是推崇的，他曾在多個場合肯定了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更在中國革命史上給予其很高的評價。1937年10月延安舉行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毛澤東發表了《論魯迅》的演講，他說：“我們紀念他（魯迅），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頁。】并把政治的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總結為“魯迅精神”，號召把“魯迅精神”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日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五四”以后，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被毛澤東稱為當時中國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以魯迅之名命名魯藝，代表了毛澤東對魯藝的深切期望，也代表了他對其時抗戰文藝發展的期望，他希望將魯藝作為“魯迅精神”的延續，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發揮文藝急先鋒的作用，為抗日民族斗爭多做貢獻。

二、毛澤東提出“從小魯藝到大魯藝”之說

（一）文藝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魯藝創作風格之變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明確規定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他強調：“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由于受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重視，其時全民抗戰也逐漸進入高潮，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抗日文藝運動得到蓬勃發展。然而對于當時延安的大多數文藝工作者，主要是從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來的被毛澤東稱為“亭子間的人”的文化人來說，從小資產階級轉化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是需要一個適應與改造過程的；對于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問題，也是需要一個認識和理解的過程。因此，隨著抗戰形勢的日益嚴峻，延安的客觀條件愈見苛刻，他們中的一些人長久以來存在的思想弱點便逐步暴露出來。突出表現為：

一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還是雜文時代”、使用“諷刺筆法”等幾乎成為延安一個時期文藝創作上的一種時髦。二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這方面尤以魯藝為代表。1939年魯藝提出正規化、專門化的辦學方針，試圖創造正統學院派風格。然而他們提出的“關門提高”，文必契訶夫、莫泊桑的創作方式帶來的卻是逐漸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后果。1940年新年伊始，魯藝排演的話劇《日出》在延安公演，其演出水平之高堪與當時國內一流劇團比肩，延安的戲劇舞臺一時呈現出異常火爆的局面。其后兩年的時間里，魯藝以及其他延安的文藝團體競相把曹禺、夏衍、莫里哀、果戈里、契訶夫、包戈廷等人的中外名作搬上話劇舞臺，延安民眾把這些戲劇稱作“大、洋、古”。“上演這些戲，對活躍文化生活，開闊視野，交流經驗，都是有益的。但問題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寫的東西太少，直接反映現實斗爭生活的作品更少。”【艾克恩：《延安的鑼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后后》，《解放軍報》1992年5月5日。】當時魯藝的新校址橋兒溝，緊鄰農民的場院，但不少師生幾乎不與農民往來，根本不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和農民的喜好，更別提創作真正的抗日文藝作品。以魯藝為代表的延安文藝界這種忽視抗日斗爭的實際需要，沉醉于追求高雅藝術的傾向，引起了一些中央領導的重視與不滿。三是沒有把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搞清楚。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由于小資產階級的出身使得相當一部分作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缺乏對工農兵的接近、了解、研究，不善于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頁。】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諸如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被帶到延安。【《關于幾點暴露的問題的總結》，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頁。】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正式拉開了延安整風運動的序幕。為了推進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學習，改變文藝界的紛繁亂象，破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使它朝著無產階級抗日文藝的方向發展，黨中央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分三次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舉行，會議的最后毛澤東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綜合歸結了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明確了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講話》科學總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革命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系統論述了革命文藝工作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是“毛澤東全面闡述黨對文化工作的路線、方針、原則的馬克思主義光輝文獻，是抗戰時期中共指導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文藝思想的集中體現。”【龍新民：《高舉黨的先進文化旗幟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4期。】同時它徹底扭轉了當時延安文藝界的創作風氣，使整個文藝界的面貌煥然一新。1942年5月30日毛澤東在座談會后再次到魯藝看望師生并發表講話，提出了著名的“小魯藝”、“大魯藝”的觀點，為魯藝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只在小魯藝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到大魯藝學習，這個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斗爭。【《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頁。】

（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魯藝關于毛澤東文藝大眾化思想的實踐

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從抗日斗爭和現實需要出發，對文藝工作者們提出明確號召：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與工農兵群眾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創作出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在親臨魯藝的講話中，毛澤東鼓勵魯藝師生要與廣大人民群眾在一起，在創作上要重視民間的粗線的文藝形式，如快板、民歌、黑板報等，把它們加以提高，變為文藝的參天大樹。毛澤東的講話從根本上改變了延安文藝界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向，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文藝家們掀起了下鄉、進廠、上前線的熱潮。在探索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道路上，魯藝率先發動，吸取多種民間文藝樣式，加以改造、發展，創作出了一些既不脫離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學藝術性的新的文藝樣式，使毛澤東文藝大眾化的思想得到了具體實踐。

1943年春節期間由魯藝自編自演的街頭秧歌劇《兄妹開荒》的上演受到各界熱烈歡迎。這是魯藝音樂系的師生們選取流傳在陜北民間的一種古老藝術形式——秧歌，在此基礎上創造發展出的一種集戲劇、音樂、舞蹈于一身的綜合性廣場歌舞表演形式，謂之新秧歌。《兄妹開荒》摒棄了舊秧歌中不健康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農民形象，和歡樂的勞動場面，一經演出風靡延安。毛澤東稱贊他們已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在魯藝秧歌隊的帶領下，各種深入生活、面向群眾的秧歌劇紛紛出爐，從《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紅布條》《擁軍花鼓》等小型秧歌劇，發展到《周子山》《血淚仇》《動員起來》《牛永貴掛彩》等一批大型秧歌劇，轟轟烈烈的“新秧歌運動”由此展開，它“有力地顯示了文藝大眾化的價值，是一場富有新的時代特色和群眾特色的文化現象”。【鄭師渠：《中國共產黨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頁。】

1943年底以張庚為團長的魯藝工作團進入綏德地區的葭縣、子州、米脂采風，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不僅加深了與群眾的感情，農村的現實生活更為他們提供了豐厚而生動的素材，改編、創作了許多新的民歌作品。一次無意中聽到的陜北民歌《騎白馬》曲調，使馬可受到啟發，整理創作出了《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直白的歌詞，激揚的曲調表達了人民群眾對于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感激和熱愛之情，這首歌從陜北唱到全中國，在全國范圍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還整理創作了諸如《十繡金匾》、《萬丈高樓平地起》、《三十里鋪》等眾多民歌，以樸實的文藝形式鼓舞了抗日軍民的斗志，發揮了軍事力量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以古元、彥涵、力群等為代表的延安木刻家們，充分吸收民間年畫的營養，創作出了一種廣受歡迎的木刻版畫樣式。這些木刻作品，著重反映了根據地建設新生活的工人、農民、士兵的形象，采用中國古典版畫固有的明朗、簡潔的造型和色彩，使民間形式的版畫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它是“在黃土地上發揚光大的藝術形式”，堪稱延安和解放區文藝百花園中一道獨特的風景。1942年10月重慶召開全國木刻展，周恩來將延安木刻作品帶到重慶，引起了強烈反響。古元創作的《鍘草》受到徐悲鴻的大力稱贊，贊他為“中國共產黨中之大藝術家”。

1945年1至4月，根據河北阜平一帶流傳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魯藝集體創作了第一部現代民族新歌劇的成功之作——《白毛女》，其采用河北小調“小白菜”為主調，吸收了中國古典戲曲、西洋歌舞歌劇和五四后話劇創作的優點與特點。該劇在中共七大召開之際公演，共演出30多場，其演出時間之久、場次之多創下了延安演出史上的奇跡。演出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肯定和贊揚，轟動了整個延安。《白毛女》將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和共產黨的階級斗爭理論結合在一起，成為解放區文藝標志物，迅速風靡各個解放區。之后這出歌劇還在國統區演出，廣受贊譽。

魯藝師生們遵照毛澤東“到工農兵中去”的文藝思想要求，自覺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創作出大量真正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使根據地的文藝更加豐滿壯大，達到了文藝為鼓動抗日、激勵人心服務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魯藝人，使他們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藝術家。

三、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當代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形成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完整體系，這一體系不僅決定了魯藝的發展軌跡，并且影響著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及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我們的文化建設和文藝發展。

（一）毛澤東對文化的重視及其與新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綱領的契合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給予高度的重視。他曾高度評價五四運動作為文化革新運動，“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頁。】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領導農民運動、指導根據地經濟工作、論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都把文化作為與經濟、政治、軍事不可分離的要素，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及至《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正式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指明了中國革命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毛澤東認為在黨的事業全局中文化建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頁。】“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頁。】

進入新時期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將文化建設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放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戰略地位上。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它是新時期我黨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綱領性文獻。《決定》指出：在當代中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系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關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時隔70年，回顧毛澤東對文化地位的評價，可以發現，我黨一直以來對文化建設的道路選擇與毛澤東的文化觀是一以貫之的，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在遭受百年重創、滿目瘡痍的舊中國的現實環境下，毛澤東既將文化結合于當時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又能將其作為獨立的存在作出深入思考，通過橫的聯系與縱的比較，最終在延安時期形成了關于文化、文藝的集大成的理論，其對于文化建設的思考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前瞻性。

（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與群眾路線的關系及其當代性

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實踐中，毛澤東將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理緊密結合，創造了群眾路線的光輝理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應該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意即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入群眾生活汲取養分，創作真正屬于群眾的文藝作品，做到真正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完全符合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觀點，可見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為核心、為準則的。

時至今日，群眾路線思想依然閃耀著時代的光輝，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時期，群眾路線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必須堅持的道路。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突出強調把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原則，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今后我們文化強國建設的政策和方向。這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繼承與延伸，也是群眾路線在文化建設上的實踐。近年來，文化下基層、到農村、進群眾的政策措施不斷完善，地區差異逐漸縮小，基層群眾的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多彩。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92年風云激蕩，中國共產黨從歷史中走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黨一貫堅持的宗旨，相信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的文化建設必將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極大地增強我們的國家軟實力，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林曉清：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