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節點上實現理論創新

——略論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四點貢獻

潘敬國

大凡一種思想的產生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又超出前人的視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過程中，特別是在歷史節點的關鍵時刻，總是能突破一個又一個的思想束縛，實現思想上的偉大創新，從而獲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本文僅對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四點貢獻進行考察，進而追根溯源，考察毛澤東思想的醞釀與產生。

一、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戰爭結束，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突破了“片面不斷革命論”，醞釀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不斷革命論（也稱不間斷革命論或不停頓革命論）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一理論是馬克思根據德國的情況提出的。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雖有一定的發展，但與較發達的英、法等國相比，政治、經濟等許多方面還處于封建、半封建的狀況之中，這種狀況決定了德國無產階級要使自己的革命運動順利發展，必須首先幫助資產階級掃除中世紀的封建殘余。馬克思解釋說：“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2頁。】不斷革命論，主張面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要參加民主革命，為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奮斗；民主革命勝利后還要繼續革命，即無產階級不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首先“幫助”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待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不間斷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為歐洲的民主革命設計的，是不斷革命，即二次革命的模式。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運用馬恩不斷革命論的基本精神，進一步提出：（1）民主革命任務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可互相交錯解決。（2）無產階級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3）在民主革命中反資產階級的任務。（4）民主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由此，列寧制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在兩個革命階段的戰略方針，并且按照這一戰略思想成功地領導了俄國革命。

但是，到了20世紀20至30年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不斷革命的原則和經驗被教條化理解，過分強調而走上片面化的錯誤，成為一種“左”傾冒險主義的理論。以至于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了這樣一種觀念：似乎片面地、無條件地講不斷革命是布爾什維克的正統，否則就是背叛列寧主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二次革命的轉變問題上，陳獨秀提出“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去奪取統治，民主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繼續機械地套用列寧的不斷革命論，認為中國也和俄國一樣，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決不可自告一段落，它“不可避免地帶著社會主義的性質”，它“能夠而且應當直接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大革命失敗前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深切感受到這種片面理論的危害，并對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作出了獨創性的解決。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發展趨勢。”“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頁。】。后來，他又明確地把這個論斷概括為“不斷革命論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

在否定“不斷革命論”的基礎上，毛澤東醞釀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不僅劃清了兩個階段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界限，而且指出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期性，是中國革命的一條重要規律；明確規定在長期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只要不奪取全國性的勝利，就談不上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明確宣布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除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沒收官僚資本之外，不再摻雜任何社會主義因素。這就劃清了它既不同于舊民主主義又不同于社會主義的界限，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礎。

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結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否定“不斷革命論”的基礎上，醞釀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并在抗日戰爭時期將這一理論總結歸納，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有機結合，并進而在較短時期內將中國革命引領進一個新的高潮。

二、土地革命初期，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突破了“城市中心論”，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所謂城市中心論，是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理論的簡稱。這條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核心，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內主要在城市進行合法斗爭，爭取工人群眾，積蓄革命力量；待全國革命形勢成熟時，再舉行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先占領城市，然后將革命推進到農村。它是一條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曾經走過、并被俄國十月革命證實是正確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及時總結了歐洲無產階級沿著這條道路所進行的革命斗爭的經驗，使之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

俄國十月革命后，城市中心論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了中國。由于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特殊條件，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在廣州、武漢等大城市進行公開的革命活動，參與領導攻打大城市的北伐戰爭，并按照歐洲革命模式發動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后，在城市里公開進行革命活動的條件已不復存在，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仍然擺脫不了“城市中心論“的影響，依然堅持以城市為中心進行革命斗爭的觀點。特別是在“左”傾錯誤統治全黨時影響更大，表現尤為突出，給中國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從大革命失敗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城市中心論”一直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從而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過程中遇到的一個突出的障礙。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分析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后，指出中國同俄國的差異：其一，革命領導和革命主力的不同。在歐洲和俄國，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也是革命的主力軍；在中國，無產階級雖然已經成長壯大到足以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和水平，但它屬于“兩頭小”的一頭，人數很少，占人口很小的比例，因而不可能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或只能說是主力軍的一部分。中國革命的廣大主力軍是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無產階級同這個主力軍結合，才能形成強大革命力量，實現自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在中國，區分領導力量和主力軍的不同，是正確解決全黨工作重心的前提。其二，城市和農村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歐洲和俄國是統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城市，城市可以完全控制農村。中國則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雖有一定發展，但廣大農村仍基本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分裂剝削政策，使中國處于政治上不統一狀態。盡管中國的統治者可以控制中心城市，但不能嚴格控制全國，特別是無法控制廣大農村。廣大農村在經濟、政治上都可不依賴城市而自立。其三，城鄉政治力量對比的不同。在歐洲和俄國，覺悟和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在城市里可以形成對反動勢力的優勢，可以在城市擊敗反動派獲得全國政權；在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長期盤踞城市，實行殘暴的統治，不給人民任何民主權利，不存在用來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的條件，無法形成無產階級的優勢地位，能夠舉行中心城市起義，奪取政權。而無產階級則可以派遣自己的先鋒隊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動土地革命，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政權，實行武裝割據，先在局部地區形成自己對反動勢力的優勢，經過長期斗爭，奪取全國政權。其四，在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雖然遠離工業無產階級集中地區，但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通過無產階級的思想教育和組織訓練，克服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包圍所形成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發展和建設共產黨組織，擔負起領導革命的責任。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在土地革命初期在實踐中先行一步，創造性地建立了農村根據地，并在其后的斗爭中，逐步將實踐升華為理論，從而形成了不同于十月革命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嶄新理論，并且通過長期斗爭，終于獲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證明了這條革命道路的正確性。

三、土地革命中期，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突破了“唯馬列主義經典論”，確立“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的思想方法。

不同于“不斷革命論”和“城市中心論”，“唯馬列主義經典論”在馬列主義經典作家中并無出處，它更多的是一種思想方法問題。但這并不等于說它對中國革命沒有危害，恰恰相反，土地革命時期的三次“左”傾錯誤的領導人往往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以教條主義理解馬列主義，以至于言必稱馬列，他們往往是引經據典，長篇大論，這對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顯得更具權威性和迷惑性。而從實踐中來的毛澤東們則往往被扣上經驗主義的帽子，這種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無視中國國情的情況，幾乎貫穿了整個土地革命時期。由于這種“左”傾教條主義長期為害中國革命，使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尋找答案，而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中進行調查研究成為思想認識問題，從而束縛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有鑒于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第一件事，就是反教條主義。1930年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可以說，反映了毛澤東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和方法。他說：“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1937年，毛澤東又先后發表了《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指出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為系統地開展中國社會狀況的調查提供了理論基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調查研究的傳統，并將調查研究與“實事求是”黨的思想路線聯結起來，從而使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現狀的調查和研究進入了新階段。

調查研究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各階級狀況的了解，有效爭取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找到了依據中國國情的社會變革道路。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階段就認識到，“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于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一環，不僅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準備了條件，而且也推動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根本的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認識國情，創造性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這個結合的過程，始終是以調查研究為前提、為依據的。也就是說，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實現并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和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是通過具體的調查研究來完成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具有調查研究所賦予的本質內涵。

四、土地革命末期，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突破了“中間勢力危險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間勢力危險論”是整個土地革命時期困擾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最終突破，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并以此為標志，實現了統一戰線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所謂“中間勢力危險”，源于俄國革命時期列寧、斯大林等對資產階級的基本判斷。俄國十月革命后，以沙皇為代表的封建勢力迅速崩潰，而資產階級則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過的積極作用而蒙騙了一部分群眾，并據此同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黨認為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勢力是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

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處于重新分化組合中。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新的統一戰線，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便成了革命者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但是恰恰在這一重要問題上，無論是當時負有指導中國革命責任的共產國際還是中國共產黨自身都犯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在黨的八七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報告和總結中，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資產階級并列，認為只有資產階級被打倒后帝國主義才能被打倒。繼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又提出整個地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錯誤主張。這樣，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就被劃到反動營壘中去了，中間勢力自然也成為革命的敵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進一步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00頁。】李立三“左”傾錯誤統治中央時，中共中央繼續堅持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可分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80頁。】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全黨時，“中間勢力危險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不但把反帝、反封和反資并列，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而且不顧“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實，堅持認為中間勢力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提出“現在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堅決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才能得到徹底底勝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04頁。】由于這種來自于共產國際并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理論在全黨統治達七八年之久，使黨長期處于“左”傾關門主義的束縛之下，沒有建立起廣泛的同盟軍，黨在革命斗爭中受到了孤立，中國革命也因此遭受了巨大損失，“結果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百分之百，蘇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頁。】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妄圖進一步侵占華北，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加劇。以全民族抗戰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務，擺在一切愛國黨派和政治勢力面前。適應發動和組織全民族抗戰的需要，在總結以往關門主義嚴重危害的基礎上，并在共產國際七大確定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方針推動下，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逐步實現了由打擊中間勢力到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通過與《紅色中華》記者談話的方式向全黨和全國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愿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頁。】。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對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進行更深入的闡述。毛澤東對“左”傾關門主義提出尖銳而深刻的批判，指出所謂“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之類的觀點，都是“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的東西。只有能夠“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其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頁。】毛澤東的報告同瓦窯堡會議決議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性文獻，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標志著打擊中間勢力的“左”的指導思想被徹底糾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正式確立，是黨總結過去革命斗爭經驗教訓，把共產國際七大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同中國抗日斗爭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對馬列主義爭取盡可能多的同盟者的革命原理的回歸。瓦窯堡會議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逐步付諸實施。隨著1937年7月全國抗日戰爭的爆發，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標志的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之路并不平坦，它的形成始終是在歷史的節點上，“破”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中不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立”適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思想理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其思想的每一點進步都伴隨著對原有理論羈絆的突破，其突破的每一點成功都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

（作者潘敬國：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處長，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