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面世

王連花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一針見血，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關鍵所在。這一著名論斷出自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簡稱《分析》）。該文系《毛澤東選集》的首篇，毛澤東在此文中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堪稱毛澤東思想萌芽的一篇光輝文獻。它的問世，是毛澤東深刻洞察黨內外思想動態，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結果。

黨內對“孰敵孰友”問題沒有弄清楚

《毛澤東選集》在收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時，對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做了說明：“是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不注意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力量，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同時也沒有真正弄清革命的“敵人”是誰。

1923年，毛澤東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后，更深入、更直接地了解到黨內這兩種錯誤思想傾向及其危害，并同這些錯誤傾向進行了斗爭。

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一年他剛好三十歲，三十而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注意到當時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張國燾只重視工人運動，不注意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力量的錯誤。

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兩黨的合作。還在1922年8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同國民黨實行合作。1923年“二七”慘案留下的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斗是不夠的，應該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國民黨在社會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據地。孫中山在民國成立后幾經挫折，深感中國革命要改弦易轍，對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抱著積極歡迎的態度。西湖會議后，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就陸續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

對這樣做，毛澤東是有思想準備的。4月離開長沙時，他在湖南自修大學主辦的《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了《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提出：中國的反動勢力太大了，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共產黨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將同“革命的民主派”國民黨合作，以“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到廣州后，他在《向導》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看法：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是“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陣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從五四時期倡導民眾大聯合，到這時主張建立聯合陣線，毛澤東的思路是連貫的。

但是，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去搞黨內合作，否則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

會上，張國燾說：“我黨黨員如若加入國民黨，勢必會引起許多復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于革命勢力的團結。”毛澤東的發言，與張國燾針鋒相對。他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反駁說：“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兩種觀點，激烈交鋒，會議氣氛顯得緊張。

經過激烈討論，會議最終贊同了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的觀點暫居下風。

中共三大通過了“黨內合作”的決定，要求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會上，毛澤東被選進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任中央局秘書，接替張國燾的位置，張國燾落選。

盡管如此，中共黨內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仍大有人在！他們對國民黨到底是敵是友的問題，國民黨內存在分化的問題，始終搞不清楚。這是毛澤東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一大動因。

毛澤東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的另一大動因，則是和陳獨秀有關。

擔任中央局秘書、直接協助陳獨秀工作的毛澤東，發現陳獨秀漠視農民和農民運動。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他認為，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中共三大上，他鄭重地提出了農民的問題，并負責起草《農民問題決議案》。毛澤東在《農民問題決議案》一文中指出：“由于種種壓迫，農民自然發生一種反抗的精神，各地農民之抗租、抗稅的暴動，即其明證。故我黨第三次大會決議，認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抗牽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

張國燾回憶說，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個新問題———農民運動，是“這個農家子弟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但是，這時的陳獨秀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選入《毛澤東選集》時添加的題注中所說：“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

大革命時期，眼看著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地搞起來了，陳獨秀卻痛恨地說：“農民運動‘糟得很’‘過火了’”。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應該予以制止。這是沒有把農民當作真正的同盟軍來看待的表現。

陳獨秀對農民運動的抵制，導致中共對農民運動的領導不力，嚴重影響了農民運動的發展。時隔十余年后，毛澤東對此事依舊耿耿于懷：“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斗爭，那么，蘇維埃就會在全國范圍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陳獨秀不僅忘記了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上也同樣犯了錯誤。如果說張國燾是不支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那么，陳獨秀則為了團結國民黨，處處讓步，處處妥協，主動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把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既沒有找到領導力量，又沒有找到可靠的革命隊伍，成為了一句空話。

為了讓黨內早一些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認識到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同時，也認識到國民黨的“革命”性，解決中國革命的領導、動力、對象等一系列根本問題，毛澤東要寫一篇文章，弄清這一系列問題的想法在心里醞釀了很久！

國民黨內部在“是否革命”的問題上出現分化

1924年1月至12月，毛澤東在國民黨內工作了近一年時間。進入國民黨內工作，使他更全面地了解到國民黨內的基本情況，更真切地把握到國民黨內部的思想動向。

1924年1月，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月31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全體會議召開，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成立執行部，以加強這幾個地區的工作，毛澤東被派到上海執行部。

起初，毛澤東在國民黨內工作是比較順利的，很受國民黨左派元老們的器重。

當時，實際負責上海執行部的是組織部部長胡漢民。毛澤東任胡漢民的秘書，職責是“協助部長，辦理本部事務”。同時，毛澤東還兼任文書科秘書，在文書科主任邵元沖到任前，代理文書科主任一職。

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對他格外倚重，國民黨改組后的許多重大事情，都離不開胡漢民的參與。因此，組織部的實際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澤東的肩上，這從胡漢民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可見一斑。

頃得覺生先生來書，要取《宣言》十份，《黨章》十份及《民國日報特刊》一份，入黨表、登記表各四十份，志愿書二十份，請即交其來人為幸！此上潤之我兄。

弟漢民

信中所說“覺生”乃是國民黨元老居正。當時的胡漢民已經45歲，毛澤東31歲，一句“潤之我兄”可見胡漢民對其器重的程度。

在胡漢民的支持下，毛澤東的初期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毛澤東對國民黨也是信任的，工作是熱情而積極的，以至于引起當時共產黨內部分高級領導人的不滿，李立三曾嘲諷他是“胡漢民的秘書”。

隨著胡漢民的調離，毛澤東開始被一些分共、反共勢力所排擠。在與他們的激烈斗爭中，毛澤東越發感覺國民黨內存在分化的兩派———國民黨左派，支持革命，主張“聯共”“容共”；國民黨右派分子則反對革命，暗地策劃反共、分共的卑鄙行徑。兩派嚴重對立，內部“暗流涌動”。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兩面性”刻畫得入木三分：“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些分共、反共的事件時常發生在毛澤東身邊，使他心力交瘁，直至累倒。

上海執行部成立不久，胡漢民返粵，葉楚傖接替胡漢民負責執行部的工作。葉楚傖對毛澤東的工作一直持異議，對共產黨員一直持戒備心理。在這樣的狀態下，毛澤東的工作極為艱難。7月，毛澤東不得不辭去組織部秘書職務，只負責文書科工作，并推薦共產黨員張廷灝繼任。

8月1日，周頌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學召集各區黨部代表會議，討論處置“共產分子”問題。會上，主張“容共”和反對“容共”的兩派發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執行部，要求致電廣州國民黨中央分共，并毆打“跨黨黨員”邵力子。當時，主持執行部工作的葉楚傖采取騎墻態度，未按右派要求致電國民黨中央，也未對喻育之等人進行處理。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聯合惲代英、施存統、鄧中夏、劉伯倫等跨黨黨員致函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之后，毛澤東與葉楚傖的矛盾，在執行部幾乎人人皆知。加上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矛盾加劇后，經費即不能照發，負責無人，工作幾乎停滯。毛澤東的工作困難重重，吃力不討好，兼之勞累成疾，便于12月請假回到湖南老家韶山了。毛澤東離開上海后，葉楚傖擺宴相慶。

回到韶山后，毛澤東一邊安心養病，一邊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他急切地感到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實在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反革命分子隨時都可能打起“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如果不做好反擊的準備，革命將遭受重創。

國共矛盾發展至此，這時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對國民黨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對他們的反共、分共行徑無條件地包容，為了統一戰線，處處遷就，處處躲避，這就更加劇了國民黨反革命分子的囂張氣焰。革命實質上已經危機四伏。

毛澤東感到憂心忡忡，為了讓黨內認識到國民黨內對革命的“矛盾惶遽狀態”以及可能對革命帶來的危害性，毛澤東著手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動力又強了幾分。

韶山“養疴”，毛澤東重新發現農村廣闊天地，嘔心瀝血著成經典

在韶山養病期間發動農民運動的經歷，又為毛澤東撰寫《分析》奠定了實踐基礎。

這一次，毛澤東在韶山住了203天，是毛澤東1921年離開韶山后回故鄉時間最長的一次。雖說是養病，但是毛澤東并未閑著，一向有發動農民運動想法的他，利用這寶貴的時間和家鄉的人緣之便，搞起了農民運動。毛澤東曾回憶說：“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病，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該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

毛澤東回韶山時，正值春節后不久，前來探望的人和本門的親友川流不息。毛澤東利用這個機會廣泛接觸群眾，有時與農民談家常、打骨牌、玩麻將，和大家搞得火熱。他還和夫人楊開慧一道在鄉下四處走走看看，做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在此基礎上，毛澤東依靠夫人楊開慧以及龐叔侃、柳軍剛、李耿侯等進步知識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等處，利用原有族校，創辦了20多所農民夜校。夜校教農民識字、學珠算，并向農民進行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

農民的階級覺悟提高后，開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而斗爭，最著名的要算被譽為“韶山神話”的“平糶阻運”。“平糶阻運”勝利后，毛澤東認為成立農民協會的條件基本成熟，于是一夜之間，韶山掛起了20多個鄉農民協會的木牌。由此，毛澤東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蘊藏在農民中的偉大力量。

1925年秋，毛澤東嘔心瀝血，終于寫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部光輝著作。《分析》開宗明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也就是沒有找到革命的對象和盟友的問題，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把中國社會的階級情況做了如下分析：

第一，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這個階級是極端反革命的，他們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第二，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

中產階級的政治主張是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但是由于中國工業發展得并不充分，中產階級具有軟弱性，根本沒有力量獨立領導革命，取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此，“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在當時的“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后斗爭的局面”下，“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于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余地。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共產黨可以盡量多地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防止他們“跑入反革命派”，但是也要警惕他們的反革命行徑。

第三，小資產階級。這部分人主要包括“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小資產階級有三個不同的部分：

一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剩余。這種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因此對于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于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

二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這種人，因為受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必須每天起早散晚，對于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些罵人，有些怨天尤人，對于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占小資產階級的一半。

三是生活下降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過去過著好日子，后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凄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大。因此，是較傾向于革命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著革命。

第四，半無產階級。包含：絕大部分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等五種。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體。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他們一般都受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生活困苦，叫苦不迭，因此，對于革命宣傳極易接受。

第五，無產階級。這部分人在當時約200萬人，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這個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

第六，游民無產者。主要是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在一一分析各個階級及其對革命的態度后，毛澤東做了一個總體的概括：“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這一概括深刻、全面、精到，為革命如何尋找力量，如何取得同盟軍指明了路徑。

“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毛澤東總結黨內、黨外及農村革命經驗的結晶，是嘔心瀝血的經典之作。但是這個經典，在剛問世的時候是不被黨內高層看好的。

1925年秋，毛澤東在昏暗的油燈下，把經過再三斟酌、多次修改的《分析》，裝進一個信封，并在信封上寫上“陳獨秀收”幾個字樣。原來，他準備把他剛剛完成的《分析》寄給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讓他推薦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毛澤東對陳獨秀一向是尊敬的。“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老師。”這種想法一直貫穿毛澤東的一生。毛澤東認為：“如果能夠得到陳獨秀的認同，并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將會對黨內認清‘敵友問題’，明確革命的方向有幫助。”毛澤東的心滿懷著希望，但是他又有點緊張。因為，在與陳獨秀共事的一段時間里，他了解陳獨秀。

陳獨秀出身于書香門第，18歲中秀才。受維新運動的影響，他受過一段新式教育，一度擁護維新主張。之后，他曾五次赴日，特別研究過使西方國家富強的政治學說———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這是他1920年前接受馬克思主義前的人生指南。因為陳獨秀崇尚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模式，受到刻骨銘心的影響，所以其向共產主義者轉變不徹底。在陳獨秀心里，最看重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排在后面。陳獨秀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他認為，在民主革命階段，無產階級應幫助資產階級聯合農民，實現資產階級革命。陳獨秀的出身，使他并不了解農民。雖然他在理論上認識到了農民的重要性，但實際工作中很難找到推動農民運動的方法和途徑，當農民運動高漲的時候，他又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害怕，以至于規定了一系列限制農民革命的辦法。

毛澤東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了解農民，知道農民的力量，也懂得發動農民的辦法。他和陳獨秀在農民問題上的認識深刻程度是有差別的，在堅持的對農民的政策上也是有分歧的。在對待資產階級的態度上，毛澤東也以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的思想區別于陳獨秀。

信寄出去后，毛澤東在韶山忐忑地等了幾個月。幾個月后，等來的是令毛澤東大失所望的消息———陳獨秀拒絕《分析》在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對于這段經歷，毛澤東一直記憶深刻。1939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了這段經歷，說：“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里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

毛澤東進一步認清了陳獨秀，從此開始不再對陳抱有幻想。“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

《分析》的公開發表與三次修改

1925年冬，在被陳獨秀拒絕后，毛澤東又把稿子寄往其他雜志。這一次，毛澤東充滿信心，神情篤定，因為他知道，《分析》可能不被陳獨秀認可，但是是真理就一定會被絕大多數人所接受。

12月，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政治部編輯的半月刊《革命》第四期刊登了《分析》一文，《分析》正式問世。該文開宗明義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與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革命黨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人數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這就一目了然地提出了無產階級要領導革命，必須明確依靠誰、團結誰和打擊誰這個首要問題。由于這一論述極為重要，隨即引起人們的普遍注意。

1926年2月，《中國農民》第二期全文轉載了《分析》。《中國農民》是國民黨農民部主辦的全國性刊物，被這樣一個刊物轉載，進一步證明了《分析》一文的重要性。轉載后，該文的影響就更大了，許多中共黨內同志，特別是青年同志成為了《分析》的忠實讀者。

鑒于《分析》的較大影響，同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致信毛澤東，對該文提出修改意見，并決定把修改后的《分析》在當月再一次發表。毛澤東得到消息后，慎重地對《分析》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對文章的結構和文字進行了加工，如第一段由原來的440多字縮減為不足200字。將大資產階級“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改為“其政治主張之代表為國家主義”，等等。這次修改后，《分析》基本定型，成為現今我們所看到的版本。

在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上發表，讓《分析》聲名遠播，也正式奠定了毛澤東在農民運動中的領袖地位。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為了更好地培訓農運骨干，農講所又重印了1926年2月出版的《分析》，發給學員作為課本使用。“毛澤東同志在這里主講了這一專題”，《分析》中的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之后，中國革命在《分析》的指導下，撥開迷霧，少走了許多彎路，增添了許多理智。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十分重視這篇文章，對《分析》又進行了兩次修改。第一次是1951年8月，中央編輯的《毛澤東選集》要收入這篇文章，毛澤東逐字推敲，再三斟酌，對各階級的分析，取消了原來的“第一”“第二”等冠稱。結論部分做了提煉與概括。其次，把“生產工具”改為“生產手段”，把“流動資金”改為“資金”，把“主力”改為“領導力量”，并使其在段落上更加明細等等。第二次是1952年7月，中央第二次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毛澤東精益求精，對《分析》再次修改。正如《黨的文獻》在1989年刊文指出的，《毛澤東選集》對《分析》“作了多次精心的修改和補充，印過幾次修改稿”。這次修改稿與第二次修改稿相比，語言更加流暢精練，思想更為準確深刻，文字修改可謂精雕細琢，其思想內容則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形態。

《分析》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基本思想萌芽的重要標志，是指導中國革命的綱領性文獻之一，它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光彩奪目，熠熠生輝。

如今，時代在變，實踐在變，新的建設歷程呼喚新的理論。然而，《分析》中所告訴我們的：要正確認識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新變化，解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這一首要問題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處理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階級、各階層間的關系，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事業。

《分析》將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繼續閃爍著偉大的光芒。

（來源：《黨史博覽》2016年第11期）